□ 郭 群

《颤栗》这篇小说涉及的中心案件，几乎是一个真实案件。

所谓“几乎”是从文本意义上说又不全是，特别是由此一案衍生出的另一起案件——破案领导“我们的头儿”，因为主动担当受牵连而下了大狱，这既是虚构，又是文学意义上的另一种真实。我们面对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创作”着这种超具反讽性质和黑色幽默意味的悖论。

这是小说构思最初的酵母和起因。

我当过十八年兵，又当了二十多年警察，这两种职业似乎与生俱来赏赐我一种提神醒脑的本能警示，过去年代流行语叫“提高警惕”，变成如今一己的独特体悟，就是睁大了眼睛看世界。尽管，我自己经常也在沉睡，甚至装睡自我欺骗。但至少我也可能是一个梦，像上帝对莎士比亚所说，“我不是我，我可能是一个梦，但我也做梦，梦我的世界，一如你梦你的作品”。不同的是我的作品即便算是做梦，也是睁大了双眼“逼视”现实的结果。

把这句话说得更清楚明白点，那就是我不想装聋卖傻，尤其不想因为昧了良心去做“粉刷工人”、“糖果贩子”和“麻醉剂师”，从而无视生活的真实、苦难、残忍与心悸。我经历过文革，在那个一味说教和政治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的荒唐年代，毫无疑问曾厌恶过为我所用、僵死、教条的所谓“文学艺术”；但改革开放以来类似流行病泛滥成灾的浅薄媚俗、“去崇高化”、以至于“娱乐至死”现象，也让我不以为然和忧虑揪心。

看看现代版的“鸳鸯蝴蝶”，充满色情暴力的武打侦探，弥漫血腥气味和狡狯鬼气的网络通俗小说……你很难想象，这会给我们民族以精神净化与素质提升，并帮助人完成从自然人到理性人的过渡。更不敢期望，对我们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多少助益！

我不是非要道貌岸然装出一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正人君子假象，从文学发生学来说，这也绝非文学应有的立足点。文学艺术最起码的初衷是不能变，也不该变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鲁迅，仍然需要学习和继承鲁迅，不仅要继续呐喊“救救孩子”，而且要坚持“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和改良人生而写作。

我想，现实中既然不乏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尤其是被有形和无形杀戮戕害的孩子，“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句警策箴言自然也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