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莲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传统诗歌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西学盛行的影响下白话诗登上历史舞台。传统诗歌的言说方式也显得不合时宜，白话诗逐渐地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口语化是白话诗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伊沙作为一名出色的当代诗人，为口语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一、伊沙诗歌口语化的表现

1.题材庸俗。

传统诗歌在语言和题材上的要求主要是：文人化的语言；取材多高雅美妙的事物，即便是取材于日常生活，也力图文雅化。比如说，温庭筠的《忆江南》描写的是一个女子梳洗后盼情人归来的场景，写得颇有意蕴。短短几句话，就把思妇因苦苦等待情人归来而不得的肝肠寸断写得非常到位。再比如南唐时的宫体诗，主要写宫廷生活和闺阁情怀，重辞藻和声律，这便很好体现了传统诗歌对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的双重追求。

2.粗鄙的口语。

从传统诗歌一直到现代朦胧诗这一发展脉络来看，诗歌的语言总体上是偏向书面化的，尽管偶尔也会有语言通俗化的追求。唐代的白居易是一个致力于诗歌语言通俗化的典型，当时文坛对他的评价是“元轻白俗”，白居易的“俗”是力图达到老妪能解的效果，是从接受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从根本上来说，白居易还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文人，他的“俗”只是从语言的通俗易懂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伊沙式地颠覆传统和反叛。白居易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者，他只能算做是一个诗歌的普及和宣传者。到了现代朦胧诗时期，汉语语言的含蓄和隐喻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这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的回归。只是在精神内核上把古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变成了“自我意识的抒发”。

二、伊沙诗歌口语化的意蕴特质

除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外，中国传统诗歌较少出现有悖经典的叛逆声音。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对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因此，诗歌的创作主体便在“中庸”这一准绳的影响下创作了许多诗歌。另外，中国传统诗歌多忧愤之作，是文人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自我情绪的排遣。尽管帝王不重用自己，言语之中也多规劝之意、怨恨之感，并无多少叛逆和谴责。但伊沙的口语化诗歌却总是用他饱蘸激情来歌唱生命，表现他对生命本质的还原。

1.饱含生命激情的歌唱。

尼采曾嘲笑那些博学之士，“思想对于他们像是一种缓慢、犹豫、类似艰苦劳动，往往要付出英雄饱学之士的汗水的活动，而根本不是那种轻松、来自天神，如此近乎于舞蹈和飞扬的快乐。”伊沙的方式正与尼采相仿，“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己经流远”（《车过黄河》）。“梅花，梅花/阵我一脸梅毒”（《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这个秦俑有觉悟，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点射》）。“我继续胡闹/在河里摸鱼/在天上飞行并且调戏了一只鸟”（《乡村摇滚》）。这些诗歌令人有不忍卒读之感，但它们明快的节奏和表面粗糙的文字下，发人深省的思考却有一种激情在里面。口语化是属于现代社会的，深知传统诗歌的言说方式在后工业化时代已显得矫情和做作，计算机和信息化解放了现代社会的劳动力，那么口语解放了人们的舌头。五四时期带着镣铐跳舞的白话诗已显得苍白，朦胧诗对终极价值的探讨有时候不能解决当下生存的困惑，我们需要宣泄，需要自由，需要另外一种方式去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种种问题。口语化实现了生命激情的喷射，它为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代言。

2.对生命本质的还原。

语言的位移。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诗歌堪称是艺术中的艺术，第三代诗歌在实现了诗歌主体从英雄到平民、从贵族到凡人的位移的同时，也让诗歌回归了语言。中国传统诗歌多写宫廷苑囿、香车美女、文人抱负，即使是写爱情的诗歌也以思妇诗为主。我们知道，思妇诗表面上是写爱情，表达的是女主人公的相思之苦，其实这类诗歌多是文人自己浇胸中之块垒的一种表达而已。当文人仕途不顺或者报国无门的时候，这些诗歌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是暗指君王对自己的不赏识。而写俗人俗事的那些诗歌，则多被视为不入流的作品，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这样，文人便以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来言志抒情：追求字斟句酌。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便是一种苦吟。更不用说中唐时期以贾岛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更是把炼字精神发扬光大，为一个字能反复斟酌数天。传统诗歌这样的表达方式便决定了其诗歌高雅的艺术追求和对国家尽忠的政治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唐欣，诗歌也是挑战——伊沙诗歌简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36卷第6期

[3]于坚，韩东，现代诗歌二人谈[J]，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

[4]范云晶，守护与审判：日常主义诗歌介入生活的两个向度[J]，唐山师范学院报，2007 年1月第29卷第1 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