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江承接的制度效应
2014-06-11韦达韬
当代党员 2014年8期
韦达韬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沿海城市对这句话的体会肯定很深刻。
依托区位优势,沿海发展迅速。
远离海岸线2000多公里的重庆怎么办?
“重庆是如此幸运——有一条天然河流,可以直达太平洋。”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秀模说。
溯内河向腹地要发展空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重庆要想实现跨越发展,就得好好利用长江。
束手缚脚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第三次来到朝天门,他将从这里登船考察长江三峡。
“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出发之前,邓小平留下这么一句话。
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朝天门码头就是重庆经济的“晴雨表”。
在建国初期,重庆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
坐拥长江上游航道中心的便利,以及完备的工业体系,重庆为何却“没啥大变化”?
“经济体制障碍是重要原因之一。”王秀模说。
反映在地区经济上,则是割裂开了地区之间的联系。
“地区横向联系十分微弱,地区经济长期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運行。”王秀模说。
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少有船直航到下游去,也很少有船从下游直接上来”。
作为一个航运中心,却缺少同沿江城市的横向联系,这就是重庆的一道“命门”。
1983年2月8日,中央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这首先在经济上赋予了重庆更多权利。”时任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说。
重庆开始期望有“大的变化”。
合纵连横
1985年8月中旬,“火炉”重庆的威势开始显现。
而此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却出现在另一个“火炉”——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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