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中国内需最大的动力是提高城镇化的比例。到2020年，我们的规划是城市户籍人口增加1亿多，但是农村出来的人到哪个城市去呢？是不是够级别他们就会来，比如县级变县级市、地级变成地级市、省会城市最好将来变成直辖市？

经验事实是，人口的走向跟行政级别不完全有关系，同样级别的城市有的地方非常吸引人，有的地方就是使出浑身解数，还是空空如也。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十年变动，全国600个城市，有的负增长，有的零增长，有的高速增长，上海人口增加了将近38%，靠近上海的城市增长40%，比如苏州、昆山；但是，镇江十年人口仅增长7%，开封更是零增长。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我们现在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每一级都在进行城镇化，因为我们相信一条不成文的道理，那就是只要搞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会将人聚集起来。

这个定理在早期是对的，但大概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修铁路、港口、码头、电站，基础设施带动了振兴内需之后发生变化了。很多地方现在担心金融危机、债务违约，担心钱投下去在可见的年份内没有回报。

房地产投资有一个行业内的估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但整个房地产投资的一半集中在不到50个城市。全球也有这个特征，房地产投资的一半集中在30个城市。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城市文明的客观规律所知甚少，比如城市布局。有数据统计，好的城市规划一平方公里要有80个路口。巴塞罗那是欧洲适于生活的城市典范，一平方公里有103个路口，上海浦东有多少呢？农村不算，17个。北京城区的北部地区有14个，差了一个数量级。

所以，现在我们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修马路上，不是街道，不是Street，不是让步行的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生活的。

纽约当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发展模型，所以它就是小的。带来的问题就是公共空间不够，城市不够大气，全是街道做生意。但是城市不仅要有市民，还要有市民精神，于是后来修了一个800多英亩的中央公园，就在城市中心。所以城市空间的布局，必须要考虑人流怎么来。

因此，健康的城市化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市场体制。但是现在城市规划跟过去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城市规划有很大的不同，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

其实，城市规划就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需要全体民众的参与。好的城市规划馆都要公示，要听社会各界意见。政府主导做规划，但天下没有哪个城市是完全按规划建成的，一定会有调整。这个调的力量和权力都是来自于社会，开发商也可以提建议。但很多人说开发商不就是赚钱吗，但是他赚钱的动机背后有信息，能反映买的人要什么，如果不把反映的信息纳入到城市建设的体系中来，我们的规划就会跑偏。这也是我们要对土地财政做大的改革的重要原因。

一块地究竟做什么用？好的规划是所有相关各方参与意见、交换意见、矛盾冲突平衡，找到平衡点的过程。这样的规划才有生命力。现在一些人试图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理解规划，这个一定会碰壁。

为什么？处理不了那些信息。征块地到银行一押，套了钱就干，这倒是痛快了，但却丢了很多信息。现在如果你要发债，中介机构要评估你，投资者也要决定这个钱是掏给你，还是掏给别人，这种多层次的信息筛选、寻求利益平衡，总体来说就是市场体制，法制下的市场体制。

所以这个题目很要紧，城市化不可能没有政府。我从来不认为哪个市场里是没政府的，城市需要管理者，有杆公平秤，不能打起来，即便打起来得有个人给你解决，得有政府的服务在市场里。

政府不是在市场之外的一个主体，它在市场里面。无非是跟市场其他主体不同，它有权威性，手里有合法强制力，因为任何有效的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活动，这个力没有是不行的，完全靠自觉、自愿，最后是玩不下去的。

[编辑 代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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