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金亮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经过清理保护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其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战国《尚书》。经整理出版的《尹至》《祭公》《保训》等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与现今流行的《尚书》相比较，是确有差异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认为，“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1]

《尚书》是中国流传到现在的最古老的文献，它的命运多舛，能够在今天还可以读到它的传本，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就它的文本及其内容而言，可以断定其中有“伪”的部分，而这又可以说是任何流传到今天的古籍都存在的问题；但因此就认定《尚书》是“一部伪书”，也是非常轻率的。所以，不能不指出，刘国忠教授关于“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的结论太草率太武断了。尽管“清华简”的发现和研究对《尚书》的研究有非常大的意义和贡献，但是，说它就“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还为时太早。

一、命运多舛的《尚书》文本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根据典籍记载，历史上流传的《尚书》应该有四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也应是相对完备的文本，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西汉人说先秦时《尚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2]后来的《尚书》文本都只能说是这个文本的部分篇章。遗憾的是，这个文本，在历史记载中没有关于它的详细资料，它在秦末战乱中散佚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焚烧民间私藏诗书，其中《尚书》被列为禁书之重点。民间《尚书》传本多被销毁，仅宫中档案尚得以保存。但秦末战乱，项羽占据秦都后火烧咸阳宫，多数宗社档案亦被焚诸一炬。

汉惠帝时宣布撤销秦政权的禁书令，民间收藏的《尚书》遂得复出。汉文帝时，年过九十的故秦“博士”伏生在济南传授《尚书》。但是，伏生所传《尚书》，一说并无写本，“失其本经，以口传授”，靠脑中记忆记诵二十余篇。司马迁则说：“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邹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宽……”[3]西汉初著名政治家贾谊、晁错都是伏生的门生，曾从伏生学习《尚书》。伏生所传《尚书》，其经文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因此汉人称伏生所传29篇的《尚书》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武帝间，鲁恭王刘馀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孔子家族一批藏书。其中有《尚书》，以“蝌蚪文”（古文字）抄写。刘馀遂以其书还赐孔子家族人。周代文字在汉代已很少有人认识，于是参照伏生所传《尚书》，定其可识者，改写为隶书。这一部《尚书》比之伏生所传本，多出25篇。传写其书者，乃孔子后裔中之著名学者孔安国。这一部《尚书》，与伏生所传之今文写本《尚书》多有不同。司马迁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4]孔安国本想将这一套书献奉汉武帝，但不久发生巫蛊之乱，遂未能进献。

这意味着，在西汉时代，《尚书》已经出现两个系统的传本，一是济南名儒伏生的今文传本，一是孔子后裔孔安国的古文传本。根据这两个文本又形成了多家注本。

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王室倾覆，文物沦丧。“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5]《尚书》也遭遇再度亡散。“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6]即是说，东晋政权南迁后，晋元帝时的豫章太守梅赜搜集到古文《尚书》的一种传本，计46卷58篇，献予朝廷。梅赜所献《尚书》中有33篇内容与伏生旧传今文28篇略同，唯从“尧典”篇分出“舜典”，从“皋陶谟”篇分出“益稷”，“盘庚”篇则一分为二，又从“顾命”篇分出“康王之诰”，此外另有25篇也有所不同于汉传本。

梅氏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当时即被国家视为瑰宝，立于学官。唐初孔颖达受太宗诏命为之作注，此后遂颁行天下。这个传本一直流传至今。

自今文、古文《尚书》出现后，关于《尚书》传本的真伪之争就产生了，尤其是对于梅氏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特别是不同于汉传本的25篇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就存在讨论。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囊括前说，在朱熹以迄梅赜等人的辨伪方法和考证成果之基础上，共举128条证据以证古文《尚书》是魏晋间某人的作伪。该著发表以来，有黄宗羲与之作序，钱大昕给他作传，又有两朝皇帝予以盛赞，纪晓岚为其定案，还有姚际恒、惠栋、程延祚、崔述等人继此补证……学界自此几乎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类的异声。关于《尚书》文本真伪之争，延续了上千年，并没有一个结论。

二、《尚书》传本真伪之争有个大问题：缺乏参照物

笔者认为，上千年的《尚书》文本真伪之争有一个极大的阙失：判断《尚书》文本的真伪，需要正确的《尚书》文本作比较，可是，这个正确的、最早的《尚书》文本在哪里？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文本吗？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国家档案文件的汇编。中国上古国家档案文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存的，现在还不能断言，但从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7]，可知商代已经建立了保存档案的制度。周代接收了商代的历史档案，并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史官们把属于同一时代以及涉及那个时代的文献编在一起，称为“书”，并以朝代作为区别，遂产生了“夏书”、“商书”和“周书”。这些按朝代分编的历史文献应该就是《尚书》的前身。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他在整理古籍、提倡学术和普及教育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经常和弟子们讲论《诗》《书》，使这些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正因为这样，后世的儒家才把《尚书》奉为经典；也因为这样，后世遂有人对孔子和《尚书》的关系才产生了一些牵强附会的传说。从西汉以来，就有人认为原有的《尚书》包括三千多篇，被孔子删掉了其中绝大部分，编成百篇本《尚书》并写过《书序》，认为现在《尚书》每篇前的《小序》就是孔子写的。这些传说曾长期流传于学术界，成为传统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可靠的。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许多学者的著作都曾引用过类似于《尚书》的历史文献，如《墨子》《管子》《孟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书，都直接引用过“书”中的词句。这些引文有的见于今天的《尚书》，有的不见于今天的《尚书》，有的和今本《尚书》中的词句大同小异。它们虽然只是片言只字，却证明了：虽然孔子为教学的需要整理过“书”作为教材，诸子百家为学派宣传的需要也对“书”有选择地进行过使用，但是，在那个时代，“很大的可能是并没有编成定本的《尚书》”[8]。

这即是说，《尚书》本来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书，它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需要者根据手中掌握的夏商周历史文献而进行的编本。而这样的编本，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其中有“伪”的篇章。

三、关于《尚书》之“伪”的历史分析

严格地追究起来，流传到今天的古籍，可以说每一部著作都有“伪”的成分。

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9]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司马迁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但是，诚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的一样，司马迁《史记》的全本，或是他没有最后完成，或是完成后有佚失，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能不能因此就说《史记》也是一部“伪书”呢？

任何书的保存和流传都需要书写，尤其在东汉以前，没有纸，没有印刷技术，写在竹简上的书经过多少次传抄就容易出错；能够流传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对流传到今天的古籍，千万不要轻易否定，而需要格外珍惜。

具体到《尚书》这部中国最古老的著作，如下几点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作为《尚书》的原材料——夏商周的历史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总体上说是佚失了，但散落在民间的还有不少，所以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还可以零星见到，在地下文物发掘中也偶尔可以见到。这些历史文献也肯定有人整理过，甚至是多人整理过，这即是传说中的孔子百篇《尚书》。

第二，秦始皇统一文字，焚书坑儒，以及秦末农民战争等原因，包括《尚书》在内的古代典籍大多散失了。后来出现的今文、古文《尚书》是很难得的了，应该肯定；尤其是梅颐在古《尚书》久已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批古籍材料，使当时久已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

第三，在没有纸和印刷技术的时代，古籍靠抄写而流传，伏生《尚书》还是靠的记忆和口传，所以，《尚书》文本有文字差异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第四，因为夏商周的历史文献在春秋战国还有不少散落在民间，所以在《尚书》的流传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篇章出现。例如，伏生《尚书》本只有28篇，后来又在民间献书中发现了《泰誓》，才成为29篇的。现在“清华简”的发现，应该就类似于这种情况。梅颐所献《尚书》，与汉代孔安国的古文传本并不完全相同，实际可能是晋代民间学者所汇辑的，可能也吸收了晋代出土的《汲冢竹书》中有关文献，如《汉冢周书》等。

第五，在我们这个大国，能出现多本不同的书应该是文化幸事。通过这些不同的书，我们才能接触到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批竹简的发现就轻易地否定另一批与之不同的资料。例如，《尚书》中的《禹贡》篇，是最被认为是“伪书”的。清代以来，康有为认为《禹贡》是春秋后期的孔子所作；王国维认为《禹贡》为西周初期的作品；顾颉刚则认为《禹贡》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还有的甚至认为，《禹贡》成于秦汉之际；等等。但是，近年发现的距今2900年的，目前所知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西周遂公盨，它不仅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甚至也证明《禹贡》并非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在“遂公盨”的98字铭文中，开张即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10]这与《禹贡》开张的“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是多么一致。所以，对司马迁认可的，因此才全文收入《史记》的《禹贡》，需要重新认识。所以，除非是有明确证据证明为后出的伪造之文，就不要轻易地称某书为“伪书”。

根据以上的认识，“清华简”的发现和研究，意义很大，它丰富了《尚书》的内容。但是，“清华简”也只能作为《尚书》历史、真伪等问题的研究参考，还不能简单地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思路，“清华简”属于“来路不明”。真要这样较真，哪里还有中国远古文化呢？所以，“清华简”不可能就证明“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说它就“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显然是错误的。

注释：

[1] 张建松：《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月5日。

[2]参见（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3][4]（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5][6]（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

[7]《尚书·周书·多士》。

[8] 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0] 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