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智

100年前的日本人大谷光瑞从西域盗挖走的大批文物，就储藏在现在的大连旅顺博物馆。

为什么日本人挖掘走的文物会流落在旅顺？带着这个谜，我启程了。

历史的痴迷者

前年2月底，我自费去印度考察佛教艺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印度国家博物馆一个接近200平方米展厅里，见到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收藏在这里的大量新疆出土文物。放眼望去整个展厅里面所展现的物品全是出自西域的文物，场面极其震撼。有吐鲁番地区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绢花、土陶，有米兰古城出土的带翼天使壁画，包括楼兰古城出土的佉卢文文书等等。我如饥似渴地挨个进行了翻拍与记录，希望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带回国内、带回新疆，带回原本属于那片故土的人们。

上大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老师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讲述了如斯文·赫定、斯坦因、大谷光瑞等众多外国探险家在100多年前密集地踏上新疆大地，挖掘获取了大量的西域珍贵的历史文物。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无人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因为喜欢摄影的缘故，有更多的机会零距离接触了这些沙漠中的雅丹、古城。深处罗布泊，看着残缺的古楼兰遗址，眼前总会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斯坦因等这些人在古城废墟上挖掘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的场景。这些极其有价值的文物去了哪里，同样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的我希望能够亲眼见到。

从此以后，我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搜集挖掘这些逝去的历史记忆，我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因为我更喜爱这种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遗存。那些经历数千年风霜雪雨的壁画、绢花、泥塑、土陶等，能够让我产生共鸣，产生某种期待。

大谷光瑞与旅顺博物馆

从印度回来后，我希望能够漂洋过海去日本，寻找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从新疆带走的文物。

2014年2月，时隔两年之久，我通过各种努力，进行信息搜集，终于知道了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将曾经从西域盗挖走的大批文物储藏到了现在的旅顺博物馆。为什么日本人挖掘走的文物会流落在辽宁旅顺博物馆，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无疑是一个谜案。

当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遗址时，日本人大谷光瑞正在伦敦留学。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发现古代中国的边城楼兰，在当时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斯坦因随后在1900年、1901年的首次中亚探险，也因所获颇丰而震惊了欧洲。受到欧洲人西域掠宝的感染，日本人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掠宝行列。

大谷光瑞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一个佛教徒，信仰净土真宗的西本愿寺，以其财力和信众在当时日本社会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谷光瑞的妻子是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的姐姐。可见，当时他在日本的影响力。

1902年—1914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三次组织探险队进入我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从事佛教遗迹的考察，并借机掠取大量珍贵历史文物。这些文物被学术界称为“大谷收集品”，大谷光瑞本人因“大谷收集品”在学术界至今仍有着很高声誉。

1914年5月，因为西本愿寺内部财政等方面的问题，大谷光瑞辞去法主之位。11月开始海外游历，以图在亚洲环太平洋诸国发展，以实现其“兴亚”计划。

1915年5月，大谷光瑞来到大连，8月到旅顺。8月16日，用火车将其原藏于私邸二乐庄含秀居的大谷藏书运到旅顺。由于其“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他将自己的文物和藏书作为抵押品，抵押给当时的政府。因为担心纸质文书受潮，在日本不易保存，1916年4月，又将中亚及西域地区收集的大部分文物运抵旅顺私邸。

1925年，由于大谷光瑞的“计划”不顺利，无力偿还所欠债务。11月，大谷光瑞将其图书以及西域文物分别作价卖给了满铁大连图书馆和关东厅博物馆。

1948年，博物馆被苏联接收，日本时期最后一任馆长岛田贞彦负责与其进行了交接。苏联对馆藏文物进行了重新清点登记。

1951年，中国政府收回博物馆，1954年旅顺博物馆，又一次重新清点登记分类。

走进旅顺博物馆

2014年2月26日，经过4900公里的长途跋涉，我从中国的最西部到达中国的最东部旅顺。从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到达了港口城市旅顺港。

来到旅顺博物馆，却找不到新疆馆的位置，四处打听新疆馆，终于有一位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明白了我的来意，告诉我，新疆馆，当地人称之为《丝绸之路文物馆》。经过了解，在旅顺博物馆里面的《丝绸之路文物馆》共分三个分馆，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馆藏文物有上万件之多。这些文物均是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流转到旅顺的西域历史文物。

进入主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从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两具盛唐干尸。吐鲁番地区为山间盆地，周围山脉山口众多，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东西和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这两具汉族干尸的完整程度是我先前在新疆所不曾见到的，正如杨镰曾经说的那样，大谷光瑞所取得的西域干尸，是历次发掘干尸最为完整的两具。而实际上大谷光瑞从西域新疆带到旅顺博物馆的干尸有十具之多。真正得以展示的只有两具较为完整的汉族干尸。

这两具干尸一男一女，男性干尸双手各握着一把木质刀柄，根据干尸出土的方形砖质墓表可以确定，这些干尸的历史应该属于在盛唐曲式高昌（公元499—640年）。《大唐西域记》中的玄奘在给当时的高昌王曲文泰讲经的故事就是出自于这一时期。当时高昌国已经是丝绸之路上的要冲，汉族人口已经在高昌占有相当大的数量。高昌国也是国兴民富，人民安居乐业，佛教寺院更是香火旺盛。

更难能可贵的是，旅顺博物馆将两具干尸进行了科学的蜡像复原，我们可以从恢复的蜡像感受到当时高昌国的富足与幸福。

其余两个馆主要是以出土文书、土陶、钱币、丝绸，以及佛教壁画泥塑等为主。

大谷光瑞在西域众多区域发现了古西域钱币，这些钱币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商贸经济的繁荣景象，中原历朝钱币、西方钱币及当地铸造钱币，皆有大量发现，充分体现了当地经济商贸的繁荣与活跃。透过各种内容的文书、文字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汉文化以及多种文化在西域同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汉佉二体钱，为古代于阗（今和田地区）铸型的一种流通货币，因币面有汉文和古代当地佉卢文而得名，钱币中间为一匹立着的骆驼，周围围绕着的佉卢文字，内容为发行者的名字和称号。背面为汉文篆书“六株”。这种打压而形成的无孔金属货币，多属于古波斯货币体系。汉佉二体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在西汉时期，汉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高昌吉利钱”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属“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应该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文化相互之间交汇、交融和共存的结果。

《唐建中四年孔目司贴》是旅顺博物馆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社会文书。这是由大谷“探险队”1903年4月，第一次中亚“探险”中发现，出土地是克孜尔千佛洞。现在的《唐建中四年孔目司贴》，实际上由两件相互关联的文书组成，前者为帖文，后者应该是针对帖文行官的报条，在保存文书时把它们粘连在一起。现在此文书呈卷轴装，这是后来为了展览的需要而装裱。帖中有三方朱印，印方识别困难，应该是“安西大都护府”，从能够辨别的部分来看，应当是正确的。能够辩识的是印文的后三个字，也就是第三行的文字“府之印”，位于第四、五行下方的印文还可以识别第一个字是“安”字。

旅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些珍贵新疆出土的历史文物，种类极其繁多，仅从这3个部分的出土实物来看，无论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古于阗（今和田地区），还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古龟兹（今库车、拜城），还是吐鲁番盆地。远在2000多年、近到1600年间，这些丰富的古代文书、以及用于经济往来的商贸钱币、出土的干尸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当时西域地区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互交融的生活环境，体现了中原汉文化对于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推动。正是这些文物的出土使西域真正成为四大文明的交汇点，诠释了西域作为丝绸之路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