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宪 陈枝清 胡文华

2013年是洪范五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洪范五先生逝世50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洪范五先生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是与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师大”）最初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为华东师大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寻觅先生的足迹，我们查阅了1952年到1963年先生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全部档案（现存华东师大档案馆）。本文将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并参考其他资料，追寻在先生领导下华东师大图书馆的发展脉络。

根据档案记载，洪范五先生1951年8月至1952年12月在“华东革大研究院”①华东革大，全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中共华东局于1949年5月创办，是培训党政干部的“抗大”式学校。为了适应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起义将领和大学教授等高层次人员的思想改造，华东局又于1950年冬在苏州北寺塔创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12月到华东师大图书馆工作，当时的“职别”是“职员”［1］，等级工资620工资分②工资分：1950年9月全国工资改革准备会议后到1956年工资改革前，我国关内各地区计算工资的单位，依粮、布、油、煤等实物的当地价格计算。，后定为教学5级。《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2年度上学期（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总结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最初的华东师大图书馆和先生到馆时的情况：“我校图书馆过去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础很薄弱。接收11学校三十万册图书分类编目各有不同，情况复杂。建校一年中，我馆主要工作只是接收图书、移交图书……。且我馆过去又无固定的行政负责人，因此管理图书的各种制度和借书方法均未建立。工作没有计划性……。1952年秋季开学时新的行政负责人到馆主持馆务，但在初期领导人对我馆情况不了解，对图书工作亦缺乏经验……。同时我馆又添聘了另一位对图书馆学富有经验的工作者”［2］。“新的行政负责人”为1952年10月到馆的王国秀馆长③王国秀（兼历史系教授）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圣约翰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执行委员及主席；1950年从美国归来后历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震旦大学副校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务。；“对图书馆学富有经验的工作者”即为洪范五先生，这是档案中有关洪先生的最初记载。洪先生原先是要被分配到复旦大学的，他在1952年填写的“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3］的“现在职务”一栏里，填着“调至复旦大学图书馆”，下面加了个括弧“尚未报到”。可能是上级领导考虑到华东师大是新建院校的缘故，先生未去复旦而来到华东师大。从此，华东师大图书馆有了一位全国著名的图书馆专家。

自1952年到图书馆，1956年初任副馆长至1963年1月，在王国秀馆长的支持下，先生作为图书馆的主要业务负责人，对华东师大图书馆的早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贡献是巨大的。凭借着先生的学识，华东师大图书馆在建馆初期就有了正确的指导，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当时国内大学图书馆的先进水平。他对华东师大图书馆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了完整的图书馆规章制度，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

华东师大成立于1951年10月，图书馆在建校初期即成立。新馆建设伊始，机构需要构建，各种业务条例需要草拟，各种规章制度需要制定，需要适应师范大学的发展。建馆初期，图书馆员工仅有11人，从领导到员工具有图书馆工作经历的人很少。正是有赖于先生之前的图书馆管理经验，自1953年起，华东师大图书馆很快就陆续建立了完整的规章制度，并坚持不断修改完善。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和业务工作的开展，机构也扩大为四组二室：采购登记组、分类编目组、典藏出纳组、参考期刊组、馆长室、业务改进指导室。现存档案中有很大的比重是历年修订的工作条列、规范、各种借阅规则。1957年，高等教育部为推广高校图书馆编制规章制度的经验而编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章制度选辑》［4］中，华东师大的《图书采购登记组暂行工作细则》、《教师职工借阅图书规则》、《学生借阅图书规则》、《馆际互借图书暂行办法》4种规章制度入编，数量可与老牌国立大学比肩，此时华东师大成立尚不足6年！至1963年图书馆入藏档案的各种规章制度共51件。规章制度的内容涵盖图书馆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及其职责范围，图书馆工作检查暂行办法，会议制度，资料室与图书馆分工试行办法，图书馆委员会简则，图书采购原则标准，图书加工符号表与分类编目工作细则，职工请假办法，典藏规则，各种不同类型读者借阅不同类型文献的图书借阅规则，装订工作简则等等。各种规章制度详细、具体，颇具现代管理意识。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分类编目组工作细则（草案）》明确规定“各种工作定额定量，以分层负责，集体完成为原则”［5］。

图书馆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比较好地发挥了“团队”智慧。《图书馆1962－1963年上学期工作计划》中记录了当年的有关情况：“成立业务专题研究小组，对目前存在的重大业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要制定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提高工作质量。本学期拟先成立提高采购质量与制定采购标准……等7个研究小组”［6］。这些研究小组的任务就是制定各种业务规范和规章制度，除了采购标准外，还包括提高典藏质量、修改各种借阅制度等。完整的规章制度规范了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多年以来，华东师大图书馆一向以“馆藏丰富，基础工作扎实”自诩，“馆藏丰富”源自最初接收各个图书馆早期的珍贵馆藏，而“基础工作扎实”概因从草创时期起各项工作就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

高等教育部1957年3月1日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实行条列（草案）》第五章第十七条规定：“为使图书馆工作密切配合学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各校（院）可设立图书馆委员会，以便推动和改进图书馆工作”［7］。华东师大积极跟进，并于当年12月11日召开了图书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图书馆委员会主任为刘佛年副校长（后任校长），副主任为王国秀馆长、洪范五副馆长，委员为10个系的教授代表。会议的议题是由图书馆馆长汇报图书馆主要工作情况并讨论图书馆改进工作方案。先生亲自草拟委员会的职责：审议图书馆年度计划工作报告及章则制度等；审议补充图书计划、图书经费等；各委员负责联系所在系的图书选购工作并提出建议；讨论图书馆与各系有关图书的重要问题［8］。可惜的是由于之后政治运动的冲击，系里的图书委员被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直至先生逝世，档案中再也未见有关图书馆委员会活动的记录。

2 编制图书分类法，完成接收图书的整编工作

草创时期的华东师大图书馆，除了继承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外，还先后接收了东亚体专、同济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立信学院、浙江大学、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和暨南大学等10所大学图书馆的部分藏书共计30万余册，后又接收华东教育部调拨的图书14万余册，馆藏规模迅速扩张，到1958年底已有馆藏67.5万册［10］。从不同图书馆接收的馆藏使用不同的分类体系，如大夏大学使用杜定友分类表，光华大学使用杜威分类表［11］，分类编目亦详略各异。《图书馆改进工作方案（草案）》报告道：“我馆库藏旧书的排架不一，旧书目录不完备，以致资料虽有而取用困难，……唯一彻底解决的办法是打破过去各校旧书排架的藩篱，予以统一分类、统一编目、统一排架”。而“旧的分类法已不适合新出版图书之要求，中央统一分类法迄未公布，建校后所购图书分类方法一再改变无所适从。我馆一九五三年十月间开始试用自编新型暂行分类大纲，现仍继续进行中”［12］。这里所提的“自编新型暂行分类大纲”是指由先生指导、分编组起草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表》（外文图书仍沿用杜威分类法）。分类法编成后，根据学校图书馆实际情况不断补充、修订。《分类编目组工作计划（1957年上半年）》中就有“中文分类法草稿系自订试用，……本学期拟作部分修改和补充”［13］的记录。这部分类法是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比较早编制的一部图书分类法，其分类体系独树一帜。虽然从体系上看仍然是一部十进分类法，但是在排列体系上却与先生早年的分类思想有所不同。先生1924年编成的《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目录目次》［14］共分9个大类。1950年，先生提倡的图书分类法在二级类目有所增加与调整的基础上保持一级类目框架不变。先生为此解释道：“余更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参酌杜威氏十进分类法，将新旧图书分为丛，经，史、地，哲学、宗教，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九类”［15］。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表》却与先生之前编制的图书分类表有比较大的差别——除了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新类目外，最大的特点是新增了两个一级类目：“通俗及儿童读物（800）”和“课本、教科书（中小学）（900）”。通俗及儿童读物和课本、教科书显然不是一种学科分类，之所以把它们列为一级类目，是因为“我校为师范大学，以教育为重点，故图书在辅助教育实习之大量课本，以及一般学生参考书籍流通数量较大”［16］。当时学生毕业前都要到学校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时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以及相关读物均由学校图书馆提供（集体外借），所以把这些书集中排列（而不是根据学科分散排架）更有利于图书馆的管理。这种以某些图书的某种特征、用途作为一级类目的分类法很少见，反映了先生不囿于传统知识分类与分类法的局限，从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思想（书次号使用杜定友编著者号码表［17］）。

表1 《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目录目次》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表》一级类目对比

古籍也是这样。图书馆共接收来自不同学校的古籍27万余册，除“愚斋”特藏6万册暂不整编，调出4.1万册支援其他院校外，其余17万册图书都需要重新分类编目。“统一改编，首先是分类法问题，一种文字使用同一分类法，这是分类的原则”。“但是，古籍的内容与近代科学图书有划时代的基本不同，牵强合并纳入一种分类法，实有难于安插之苦”。所以，“吸取目录学特点……并融合新型分类法的优点”成为编制古籍图书分类法的要求。“编制古籍分类法主要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布的‘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以拉丁字母为纲，附以阿拉伯数字。类号、标题、细目等，大多数参考刘国钧著‘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并吸取中国科学院图书分类法及其他分类法的优点编制而成”［19］。该分类法的核心仍以经史子集分类排列，由于符合古籍图书的特点，一直沿用到现在。

为了及时整编院系调整后各校调拨来的图书，1957年图书馆将拟定的编制旧书目录的方案提交党委会批核［20］。这个方案把待编书刊分为中文平装、西文与中文线装和期刊四个组，除本馆工作人员参加指导外，请了校内临时岗位30名职工，于1958年完成30万册普通书刊和17万册线装图书的整编工作。同时挑选了大量的复本书刊以及与本校业务无关的图书9.8万册，支援安徽大学、合肥师院和郑州大学等21个单位［21］。

3 注重人才培养，为图书馆培训专业干部

“过去由于各方面对图书馆工作了解不够，认为图书馆的工作是比较轻而易举的，健康较差，能力较低的亦可胜任。因此干部一般的质量不够高。……我馆每月举行一次集体学习，每次根据提纲及基本参考书集体学习，并结合实际提出叶（业）务上存在的问题共同讨论，解决问题”［22］。华东师大图书馆1956年2月11日在给高等教育部的报告中说“现有图书资料干部业务水平较低，人员配备似欠合理，多有病弱者，或非专业人员，因之对业务培养须有相当时间，但似文化高潮迫切需要，水平太低者实不易负起图书馆之工作。故培养干部工作实为急待者，再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般为行政人员对待，实际上必须有相当文化业务水平之专业人才始克胜任。因之适当予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应得之评价，改善工作条件不致忙于事务工作，使亦有专研业务，提高水平之能力，俾能迅速达到配合科学研究之要求，此项措施似亦有必要”［23］。为此，先生多次开设采购、编目、参考工具书、期刊、古籍等业务讲座，或请校外图书馆专家前来讲课，或指定专人备课，分班上课，提高了多数工作人员的图书馆理论和业务知识［24］。“业务学习以自学为主，结合业务进行图书专业学习并按不同的文化水平及业务水平，以工作性质为基础，成立自学小组，建立考试办法，由馆领导负责指导，逐步提高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各工作人员有初步独立工作能力”［25］。《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八年》中，对图书馆的干部业务培训是这样描述的：“我馆在干部培养的问题上一向非常重视。几年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提高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在业务各方面是以实际工作为主，边做边学，结合理论学习，从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组织馆员讨论我馆的‘中文检字表’、‘分类法’等问题。通过讨论提高业务知识。另外馆员根据文化程度分别地参加了业余文化和外语等学习班，在馆内则定期举行了图书馆学业务专题讲座，并指定了参考书进行自学。图书馆还采取派遣部分馆员参加上海市文化局和高教局举办的业务讲座，参观市内外图书馆等方式，学习先进经验。经过数年努力，目前我馆已进行培养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干部，促使图书馆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馆还提出要为新建兄弟院校培养图书馆干部，……这项工作已在逐步实现”［26］。

4 倡导了资源共享理念，建立了完整的总馆－分馆体制

1956年，洪先生受聘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组成员，指导上海市的图书馆工作。他首先建议开展馆际互借工作，并亲自设计了借书证［27］。“五六年开始……逐步与全国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建立联系，建立图书资料的交流互借”［28］。根据档案记载，1958年，华东师大图书馆向27个图书馆借出661册图书；向22个图书馆借入567册图书［29］。到1959年，华东师大图书馆已经与国内72家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图书馆向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借书。当年向51个图书馆借出1598册，同时从42个图书馆借入1762册［30］。

表2 1955－1959年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际互借图书统计［31］

图书的集中与分散问题是综合性或多科性高校普遍遇到的矛盾，难于妥善处理，容易走极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图书资料如何管理？华东师大最初各系都设资料室，资料室所需图书资料，“没有计划没有限制，所以相当混乱。后来资料室由系和馆双重领导，虽有改善，但图书仍然不易调回，造成割据方式。”为此，洪先生提出了图书资料分散使用与集中管理的观点并在学校推行。1955年10月，创设了各系的专业阅览室，同时与资料室明确了分工和合作关系［33］。

当时的华东师大有10个系，图书馆在馆外一共设了5个系阅览室（1958年增长到10个阅览室），其名称不冠系名，只称第几阅览室。各室备有五类书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专业书刊、指定参考书、一般工具书、新编书刊。另外，阅览室的管理人员属于图书馆编制，因此可以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一起学习、改进业务。1956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洪先生作了《关于图书分散使用与集中图书管理问题》的报告［34］，介绍了华东师大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对图书资料集中管理和分散使用进行了阐述：“图书管理上要集中，但不等于将书刊集中放在一起，同从前藏书楼一样。……图书集中管理是为了搞好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图书供应工作，因此须要建立一个较好的统一出纳和阅览制度。要想建立一个较好的统一出纳和阅览制度，必须要图书集中管理，在图书馆统一领导下进行。”先生指出，“图书管理上既然要集中管理，但在使用上需要分散。……图书分散不等于随便放在那里，而是集中管理下的分散使用……只有设立分馆，在集中管理下，有计划有系统的将图书分散到可以发挥作用的地点”。洪先生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图书馆的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八年》中写道：“在四年的工作中，馆统一领导，统一操编，统一出纳，经验证明了这项工作的合力，提高了流通，减少了复本，加强了专业性，节约了资金，有力地配合了教学。”［35］“集中管理下的分散使用”已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所接受，特别是在最近十几年来，国内各高校施行的总馆－分馆体制已成潮流，更是验证了先生的先见之明。

5 开展参考咨询服务，编制各种专题书目

华东师大图书馆1955年设立参考研究组。其工作任务是“解答读者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问题，指导读者利用书刊，资料及各种书刊目录，编制专题目录，组织学术性的图书资料展览，进行图书馆学的科学研究”［36］，后工作范围不断扩展。1962年下半年图书馆的工作计划［37］把参考研究组的工作归纳为以下几点：

（1）加强咨询工作，建立咨询记录制度，不断提高咨询水平。搜集学术与出版情报资料及图书馆学、目录版本资料，了解我校各系专门组课程设置与科研项目的情况，加强与校内外有关单位的联系，征集资料。

（2）图书馆工作的宣传教育与推广工作，……宣传馆内规章制度，认真做好读者来信答疑与处理工作，指导读者使用图书目录的方法，组织图书与图片展览，提高图书利用率；加强学生利用图书资料的基本训练，做好“外文参考工具书”及“江南著名藏书家介绍”的专题研究报告。

（3）馆员的业务培训。

（4）协助采编组做好古籍、目录和索引的选购与编目工作，“愚斋图书”的整理工作。

1956年到1963年，华东师大共编制各种书目与工具书38种［38］。这些书目与工具书中有馆藏目录，如《华东师大期刊目录（外文）》、《华东师大古籍书目 第一种》等，更多的是专题书目，除了学科专题目录如《外文教育学书目》、《中文台湾研究书目》外，还有一些非常专深的书目，如《汤显祖先生著录版本目录》、《潮州俗曲目录 长沙俗曲目录》、《目录之目录》等。在没有计算机检索的时代，这些书目的编成，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查找图书提高图书利用率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图书馆自己编制了《图书馆手册》，介绍图书馆的使用方法。特别是本馆自己编制的《汉字检字表》适应并客观上推广了当时正在开展的汉字简化工作，一直沿用至今。

6 建言献策，为全国高校图书馆作贡献

洪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华东师大，他的工作、发表的观点对全国高校图书馆甚至对全国图书馆界都有指导意义。洪先生曾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组成员、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局大型分类法委员会成员等职务，主编了《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等大型联合目录，这些成就早已见诸文献，本文不再赘述。可以补充的是，华东师大图书馆1959年在给高等教育部的报告中就“改进图书资料为科学研究服务”［39］提出了9条意见。除了图书经费、采购渠道、编目、各校之间调配图书外，有3条意见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

（1）全面加强图书馆业务的统一指导工作。“现全国各高校，科研机关之图书馆有成立较久基础较好，亦有新成立不久基础薄弱，而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之客观需要上都无分彼此，加以专业从事现代图书馆之工作人员不多，在整理、使用、性质与了解等各个方面各学校自有程度高低之分……，加以各高等学校分散各地，交流困难，因之似有加强图书馆业务统一指导工作之必要，而中央统一指导更可增加全国图书资料之了解”。

（2）要重视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当时图书资料干部业务水平低，人员配备不合理，多病弱或非专业人员，“是不易负起图书馆之工作，故培养干部工作实为亟待解决者……因之适当予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应得之评价，改善工作条件，不致忙碌于事务工作，使亦有专业业务，提高水平之能力，俾能迅速达到配合科学研究之要求”。

（3）要加强图书业务的科学研究工作。“图书馆业务亦一门高深的科学，应予适当的科学研究条件，使改革并配合目前图书资料业务的落后状态。”

在查阅时我们发现当年留下的档案并不完整。例如，作为最重要档案之一的年度总结就是断断续续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档案不完整已经无从查考。档案中对当年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记录并不多，唯独记录了发生在1958年1月的 “反浪费运动”的详细情况。反对浪费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反对浪费被政治化了。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把“反对浪费作为在整风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专题”［40］。由于之前的大鸣大放，图书馆被贴了不少大字报，提了许多意见（档案记录的各个部门被提意见数量为：采购组441条，编目组304张（大小字报），期刊组493条，出纳阅览组2564条）。到了反浪费阶段，图书馆也成立了检查组，各组分组讨论，“互相检查，互相揭发”。馆内员工提出的意见，除了某些图书复本比较多，某些工作环节不合理造成浪费之外，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购买古籍碑帖 、是否应该买“资本主义国家图书”上面。1955年图书馆曾经买过一批古籍，其中花了500元购买碑帖（即之后被称之为“镇馆之宝”的北宋拓本《唐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等）。为此被学生贴大字报，认为是浪费之举，馆内部分员工也认为这些书利用率低，不应该买。“特别是反浪费运动的揭发，深深的明确了浪费在资本主义国家图书及中文旧书上的数字是不小的，严重的”［41］。先生在运动中自然不能置身于度外，他与王国秀馆长在这场运动中一起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抵制，力图使运动回归它的本意。档案中保存了他在图书馆检查小组会议上关于反浪费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基本表达先生对反浪费运动的看法，即反浪费的本意应该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这段话中，他对采购、编目、流通、典藏和装订各项工作都提出了详细要求，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例如，对流通与典藏提出“使用目录的情况，是否有找不到目录的，排的卡片有无错误，……还书来不及上架的积压情况如何，书架上有无紊乱，使得图书找不到，（书）库光线的问题……开放（架）书库教师抽出的书未及时归架的情况，有没有书粘在架上的情况，有无霉烂等情况，书的标签墨水退色了，阳光晒坏书的情况”等问题；对编目组则提出“简化编目是否节约，是否有走回头路的，编目有无原则，原则是否扼要，现有卡片种类是多还是少，油印卡片打卡有无错误浪费”等问题；对于采购提出要与编目“密切联系”［42］。但时势使然，碑帖问题虽经徐震堮、周子美①徐震锷，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周子美，中文系、古籍研究所教授。两位先生辩解说“是便宜的”［43］而免予追究，但“…今后系（里）要订购资本主义国家图书，必须有教研组说明需要情况和具体理由，经过系选书小组的审查决定然后由图书馆转送校长核定，始得采购”［44］。从此，“采购人员尽量避免去购买古籍，这使师大图书馆蒙受学术上的重大损失”［45］。之后，先生与图书馆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档案里有这样的纪录：“全馆（1959年）1－10月共有耕地1.6市亩，主要种青菜、大豆、山芋等作物，共收入169.42元。全馆百分之百的完成了干部短期下放劳动日，副业生产方面馆共养兔子5只，仔兔10只……”［46］。

“篑土成丘陵，蹞步致千里”。这是先生在《图书馆组织与管理》［47］一书的自序中开头的一句话。我们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先生和在他指导下的华东师大图书馆的早期发展非常贴切。虽然草创阶段十分艰苦，各方面条件都很欠缺；虽然各种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高等教育和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但是在先生带领下，华东师大图书馆一步一步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学图书馆。我们可以用一组数字展示华东师大图书馆最初十年的成就：

（1）完成全部接收图书的整编工作，馆藏达到87万册，是建校初期的4.63倍；编制中文图书分类表、古籍图书分类法各一部，汉字检字表一部。统一了中外文普通图书、期刊、古籍卡片目录系统。

（2）图书外借量1960年达到42万册，是1951年的171.3倍！［48］完成了总馆－分馆架构，在10个系均设有图书馆管辖的阅览室。

（3）成文规章制度51种。编制各种书目与工具书38种②数据统计到1963年。。

（4）员工培训成绩卓著。曾受先生指导的陈誉教授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先生的指引下，陈誉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形成了先进的办馆理念和科学的办馆方法，在先生病重后担任副馆长，负责业务工作。文革结束后陈誉担任图书馆馆长，并于1979年创办了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成为图书馆界的领军人物。

参考资料

1 华东师范大学职工名册.1953：12.

2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2年度上学期（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总结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72）.

3 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上海：上海市档案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章制度选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5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分类编目组工作细则（草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39）

6 图书馆1962－1963年上学期工作计划.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673）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函请各校院研究图书馆工作的改进办法，（57）科研龙字第18号附件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56）

8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简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57）

9 1959年上学期图书馆工作总结（1959.9－1960.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4）

10 图书馆基本情况介绍（51年－58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40）

11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8年整编30万册书刊大跃进经验总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2）

12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2年度上学期（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总结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72）

13 分类编目组工作计划（1957年上半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73）

14 洪范五.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目录序.图书馆学论文集.台北：华联出版社，1968：261－271

15 洪有丰.图书分类法说明及其简表.文物参考资料，1950（8）：138－141

16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汇报有关图书资料情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29）

17 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全国各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成员馆概况.1963：37

18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表（增订初稿）.1957

19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一九五八年度古籍整编组工作总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162）

20 图书馆1957年的工作总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74）

21 1958年整编三十万册书刊大跃进经验总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2）

22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情况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29）

23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汇报有关图书资料情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29）

24 陈枝清.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记洪范五教授.见：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16

25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全面节约检查情况及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55－57学年度）工作计划.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29）

26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八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4）

27 刘重焘.回忆洪范五先生.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2（1）：53－55

28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全面节约检查情况及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55－57学年度）工作计划.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29）

29 高等学校图书馆基本情况年度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5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97）

30 高等学校图书馆基本情况年度报表195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92）

31 图书馆基本情况195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1－164）

32 1959年上学期图书馆工作总结（1959.9－1960.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4）

33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八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4）

34 洪范五.关于图书分散使用与集中图书管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专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55－57

35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八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4）

36 1957年图书馆工作情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74）

37 图书馆1962－1963年上学期工作计划.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673）

38 图书馆出版各种书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732）

39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汇报有关图书资料情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329）

40 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34

41 采购登记组整改小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40）

42 检查小组会议记录58.1.2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40）

43 第二次分组会议 采购小组讨论记录58.1.2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40）

44 采购登记组整改小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440）

45 刘重焘.回忆洪范五先生.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2（1）：53－55

46 1959年上学期图书馆工作总结（1959.9－1960.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1－2－164）

47 洪范五.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见：图书馆学论文集.台北：华联出版社，1968：1

48 建校十周年纪念图书展览工作大纲及展出图书等资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22－1－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