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所谓“权力家族化”，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权力家族化”催生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官员家族”，内部彼此勾连、互相庇护、共生共荣，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

权力家族化源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千年间政治制度沧海桑田，而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从三代到战国，从秦汉到隋唐，从两宋到明清，官员制度几多变迁，可权力家族化却花样繁多、不断以新的形式复活，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家族化虽受制度影响，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说来，权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费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将中国文化称为“差序格局”的文化，意指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中；按照心理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理查德·E·尼斯贝特（Richard·E· Nisbett）等人的看法，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关系和团体中。

中国文化的上述心理结构决定了亲情至上，因为亲人是一切关系中最近的关系；亲人之间不仅分享权力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共享幸福和安乐。另外，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还导致关系超过公义，人情大于法理，小团体高于国家。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权力家族化的文化根源。

正因为上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才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根除。只要这一心理结构持续存在，无论你变换什么样的制度，它总能见缝插针，变相再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人提出改造国民性、铲除中国文化心理本身，以求治本之策。例如，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文化的习性是有臣民而无国民，有私德而无公德，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缺乏独立、自治的人格。后来从鲁迅到柏杨的国民性说，延续了这一思路。

然而，这一思路的最大错误不仅是低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力量，也错估了它的价值。今天看来，各国文化心理结构皆有优劣，不能因部分而否定全体。文化心理结构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情感归依和心灵状态，对它不能持一种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心态。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和亲情至上，虽有很多缺陷，也有巨大价值：毕竟它是我们幸福安乐的源头、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生死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经营它、完善它，非要彻底铲除它呢？千百年来儒家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经营和完善它，而不是铲除它。现代人自视甚高，动辄疑古非古；以为能彻底铲除，结果伤害反而更大，“文革”就是典型一例。所以，我认为文化心理结构可以改造，但不能铲除；可以利用，但不能抛弃。

权力家族化

概念：“权力家族化”是指官员家族成员中有多人在政府任职，他们相互勾结，把岗位所赋予的权力用于侵吞国家、社会财富，谋取家族私利。

表现：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

典型案例：谷俊山案。2014年3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被提起公诉。其二弟谷献军被指多次侵占私吞村民集体财产，做军需生意，在濮阳搞房地产开发等。

山西运城“房媳”案。“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

民主政治真的有效吗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权力家族化可以通过民主政治来根治。应该承认，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议会质询等制度对于避免权力家族化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容易使权力家族化更盛行。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家族化可以打着个人自由的旗号公开进行，家族、亲友、人脉可以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绑架选民、操纵舆论，收买议员、控制司法。“二战”以后各国的经验表明，个人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成功；团体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走样。在帮派林立、小团体主义盛行、私人关系吃香的文化中，民主实践更容易造成族群的撕裂、社会的动荡。这是因为当每个人都是关系团体的一员时，竞选就不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成了若干势力集团间的对决。今天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地，裙带关系非但没有因民主而削弱，反而更加盛行，并由于可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成为民主政治无法铲除的毒瘤，极大地妨碍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平正义的实施。

民主无效、铲除文化心理无效，究竟怎样才有效？只要我们正视历史，不难得到启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提出了如何规范官员选拔、以避免权力家族化的问题。《左传》中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孟子提出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显然有针对“权力家族化”的含义。

但是，要把“任人惟贤”（或“尊贤使能”）的原则落实为制度绝非易事。直到汉代人们才真正有意识地建立一套尊贤使能的制度，并在此后两千多年里不断完善和发展它。从汉代的察举、辟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实际上是试图通过社会推荐加公开考核的方式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由于当时社会上受教育人数稀少，普遍民众根本没条件受教育，加上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兴盛，直到宋代，科举制度才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落实。

这里需要强调，虽然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但是从总体上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断削弱的趋势。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家族化未能根除，而轻易诋毁古人。事实上，正因为文化心理结构根深蒂固，不可能根除，才导致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指望找到一种可以迅速、彻底铲除权力家族化的制度，只是现代人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人正因为长期受这种幻想支配，才无视古人的成功经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切莫轻看古人的制度创新

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包括察举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的特点之一是通过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来避免权力的私人化和家族化，是把“尊贤使能”（也称“任贤使能”）制度化的伟大努力。而它之所以经过一千多年、到宋代才达到比较完善的境地，说明任何制度的建立都不是思想家个人的美好设想，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及社会因素。我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等官员选拔制度至少在三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发：

第一，科举制度等告诉人们，一个人不需要搞关系、找后台，只要有真才实学，即可能通过正常制度一举成名，成为国家重要官员。这当然沉重地打击了裙带关系，可以说科举制在官员选拔过程的公开化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今天，极大地带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

第二，官员培养过程社会化。即由于国家官员的选拔标准之一是学术和人品，特别是后来以“四书五经”为取士教材，这使得官员的培养过程可以社会化。政府不需要亲自主导教育过程，社会自发形成了一个长期、持续的人才成长的学习过程。

第三，官员选拔标准非政治化。古人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合格，不看他是否与现政权保持一致，不看他是否听话、服从，而看他是否孝亲，是否正直，以及是否精通“四书五经”，等等。这些标准严格说来是非政治化的，更有利于发现人品端正的人。

今天如何避免权力家族化

今天要想找到比较有效地解决权力家族化的途径，一方面要学习西方人的经验，另一方面更要学习祖先的经验。要知道古人的经验针对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设计，因而针对性更强，有时效果也更好。本文试提出若干思路如下：

首先，官员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把官员的培养过程政治化，以对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程度，以与党中央是否保持高度一致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结果导致形式主义盛行，往往把一些人品不端、巧言令色之徒提拔上来。我认为今后国家干部的选拔应该淡化“政治性”，回归人性，真正发现人品端正、信仰坚定、不阿谀奉承、敢直言进谏的人，不应以是否党员、是否听话、是否与上面保持一致等为标准。

其次，官员的选拔。应加大官员选拔过程的社会化、公开化和透明化过程。借鉴古人经验，我认为今天可以采取社会推荐、公开招标、组织考察等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国家官员的选拔成为一个全社会可以共同参与的过程，彻底粉碎人脉、关系、家庭等因素的作用，让人们真正体会到，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后台、背景，照样可以成为国家高级官员，掌握重要权力。

其三，官员的监督。除了现有监察制度外，我认为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可以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实行国家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家庭关系公开、主动接受媒体监督、定期接受人大质询等制度。无论在现实中这样做面临多大困难，它所代表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向全社会开放权力，淡化政治性、回归人性，最大限度地实行官员培养、选拔、监督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应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避免权力家族化的最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