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志成

从古时候的“杀牛坪子”，到后来的劳改农场、畜牧农场、农场生产队；从1973年设立猛虎公社，中国人民解放军89730部队驻扎一个连队的生产基地，到随后改名为猛虎乡、猛虎区，再到后来又恢复县、乡、村三级基层建制之后的现在的猛虎乡政府所在地。猛虎这个土壤厚实、肥沃宽阔平整的坝子，从荒搁、开垦，到当今昌盛繁荣，作为一个见证了其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我时常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总是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坚决反对唯心主义那一套的，但我今年80岁了，却发现，有些人，有些事，甚至有些话，你很难用绝对的“唯物”或者“唯心”去评判。比如老百姓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至理名言，你说它到底算是唯物还是唯心呢？

时值猛虎建立乡一级政府40周年之际（曾经的猛虎公社和猛虎区都属于这一级政府），如今的猛虎乡党委和乡人民政府决定编写《猛虎纪事》一书，我觉得这是一桩不忘历史、造福后代的事。

我是1973年猛虎公社刚一设立时，就从宜就公社调动过来参与建设发展这个地区的老党员和老干部，差不多参与了猛虎建设初期的所有活动。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认为与其讲述空洞的大道理，还不如说几个自己亲身经历和见识的人和事，可笑也好，可怕也罢，都可能让后人能更了解猛虎的历史。

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家庭，人类和其他动物没什么两样，都有一个或几个主要的领头人，这就好比一群羊当中的领头羊，走东走西，走对走错，总与他们有着难以割离的关系。所以我想，既然编辑出版《猛虎纪事》一书是一桩大好事，那么我就有责任把我所熟知的几个“领头人”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回味。

李同彩的感恩

李同彩是解放初期阿里地大队河对门村的生产队长，严格地说，他算是宜就人，因为他“出事”的时候，阿里地大队属于宜就公社。但现在的阿里地早就划归猛虎乡了，所以把他放到这里说。

刚解放时李同彩家贫农出身，是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早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就担任了河对门村的队长。

1959年是个什么年代大家都知道。那一年，政府计划要兴修利皮乍水库，就先派8个人去打石头。打石头是个重体力活，时间长了，不吃点荤腥根本支撑不住，因此这8个人就写了个申请要求村里批一条牛给他们杀了吃。李同彩与村支部的人商量后，也就批了。

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没想到拿着皮条去拉牛的人叫李朝宗，粗心大意地牵走了一头怀着胎的母牛，结果一杀，就“害了两条牛命”。这还了得！

须知，当时正是严打破坏“十五养”政策的关键时期。所谓的“十五养”，就是大力发展养鸡、猪、鹅、鸭、牛、马、驴、羊等15种牲畜。你杀一条牛还情有可原，但害了牛肚子里的那条小牛，就罪无可赦了！于是，李同彩被当作破坏“十五养”的典型和特务，一根绳子被捆到了宜就公社，计划在公社召开大会批斗，再转给他克大队和他的原籍阿里地大队批斗。可李同彩胆子太小，刚被捆到公社的那天晚上，把他关在烤烟棚里，只有宜就大村队的两个民兵看守。李同彩居然由于恐惧，乘民兵熟睡之后逃进山里躲起来了。

此事被公安部门定性为畏罪潜逃，下令非抓归案不可。于是民警带着粮食，进驻阿里地大队死守，并监控了李同彩的老婆。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李同彩藏匿于深山老林，三天吃不上两顿，人都饿变形了。

大概在当年旧历冬月下旬的某个晚上，夜间两点左右，饿急了的李同彩冒险回家找吃的，见自家大门被封，只好到邻居杨礼学家，准备爬窗进去，恰好被民警和民兵堵了个正着。李同彩转身逃跑，民警和民兵一边急追一边还开了三枪！李同彩受了重伤，晕倒在水沟里，追的人从他身上跨过却没发现。

第二天一早，李同彩怕自己的枪伤发炎丧命，又想如果去劳改自首的话自己可能还会受到宽大处理，罪不至死。所以就去投案了。果然，李同彩被送到姚安草海劳改农场之后，农场领导认为，按报送材料，他有过错，但还没有罪犯的资格。因此派他到山上给劳改农场看守洋芋地。

在山上住了一年的木棚，因为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李同彩于1961年初被遣送回家，当时县上只派了一个代表来阿里地，召开队长会议，给李同彩平反并恢复名誉。

我记得很清楚，最后县里来的代表问他有什么意见时，李同彩只感激涕零地回答了一句：感谢共产党！

老队长刘玉太

早年猛虎公社迤扒拉三队的队长刘玉太，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跟儿子住在永仁县城。

我1975年下乡认识刘玉太的时候，他就是队长了，由于他们三队完成公社下达的各项任务，总是名列第一。并且村里群众的思想素质政治觉悟都不错，领导们都很看重他这个领头人。所以当年县知青办就把下乡落户到猛虎公社的知青，安排在了迤扒拉大队，并层层交代要认真管好抓好。

而我们公社，也就把知青们安排落实到了一、三、五队各一户。知青到达那天，刘玉太队长当面对知青和他们的家长说：请您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善待。

197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上级通知要地震，那时的刘玉太已经56岁左右，却一夜跑遍全村，数次动员各户、尤其是知青户里的娃娃们搬出屋外，他自己整夜没睡，大家叫他休息，他也不肯。之后召开了一次知青家长会，家长们都表示感谢各级领导对他们子女的关怀。

由于德高望重，刘玉太后来被公社提拔为迤扒拉大队的大队长。再后来，又有两批知青落户猛虎，都被安排在了迤扒拉大队。受老队长感召，后来他们成材了，比如何根源、吴丽华等人，多年后都常常会回永仁看望和问候他。

被醉死的副书记

猛虎公社成立后的第二任副书记叫张国良，是个喜欢下命令的人。现在大型的泥白租水库，早年只是格租大队自己修建的一个小型水库。说小，其实在当时也很可观，库容量有180万方呢。

那时候修个库容180万方的水库，人工全部自己出，也还得投资18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0万元！在大队人民常年苦干基本完工的那3年中，作为公社副书记的张国良，居然都没有到工地上去转过一次。endprint

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8月底，我因工伤离开工地去医治，由指挥部的另一名领导吴学庭接替我。9月1日，看着水库已经基本竣工，常年掌握技术施工的县水利局技术员请假回家，而吴学庭的大儿子吴爱兴也不幸得了急病，父亲只好陪儿子到县医院救治。

可笑又可悲的是，1979年9月2日当天，天下大雨，张国良副书记亲自到格租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还大讲特讲要如何防洪畜水。并且就在他讲话的过程中，看守水库的李文章（格租大队副大队长）还打来电话请示，说水位离坝边只有两市尺了，是否开闸防洪。但是张副书记大声严令：闸不准开，等我散会来看。

下午散会后，村民张兴会家请张副书记吃饭，要他帮忙调解一些纠纷。张副书记因此喝得大醉，早把水库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当晚下了一夜历史少见的暴雨，造成水库决堤（俗称倒坝）！

毕竟是全格租大队人民3年的心血啊！上级当然要追究责任：看守水库的李文章开除党籍，撤销格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公社副书记张国良被撤销职务，留党查看两年。据说被撤职后，张副书记给气成了神经病。但留党查看两年期满，他又被调到中和公社政府办任职，后来带病退休回家，不到两年因醉酒而死。

我个人无权对张副书记作出任何评价，但现在格租但凡上了点年纪的人，一旦提及他的名字，说的话都很不好听，这倒是事实。

“杨党委”轶事

“杨党委”真名杨文辉，其实只能算一个绰号，是当时猛虎公社的组织委员。因为他遇着下级和群众时，都要别人称他杨党委，否则他就爱理不理。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喜欢骂人，并且骂起人来滔滔不绝，口才好得惊人。

那时的公社干部是要经常下乡，直接到村子里与群众开会谈心的。据说有一天晚上，“杨党委”到夜苦地二队开群众会。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没忍住放了一个响屁，把他逗恣了，就发火大吼：啊！党委讲话只等于你放屁吗？！随后话题一转，开始吼声如雷。那真是一人放屁，众人遭殃啊……据后来群众反映，那晚上杨党委激动异常，吼得鼻孔翕动，浓鼻涕流出了一公分多长，就像小孩子哭娘，一直到深更半夜才散会，把村民们累得够呛。

还有一次，是在白天，“杨党委”下乡到百支姑二队。在队长家，他坐在阳台上和队长闲谈时，竟然看见对面山脚有两个放羊的成年人在搞男女关系。他就问队长，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队长据实相告，他就以党委名义，要队长通知全村群众晚上开大会。队长当然不知道“杨党委”开大会是要批斗那个男子啦，照办了。结果到晚上，“杨党委”批斗那个男人基本上是一对一，全村所有人都没一个发言。搞得“杨党委”相当郁闷，问队长你们村的群众的觉悟怎么这么低，队长也没法回答，只能尴尬地笑笑。

第二天，“杨党委”找了一位六十多岁、自幼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老人探寻究竟。那老大爷说，我们老高山这里，没啥娱乐，要找点快乐，就得做这种事呢。你比如我，跟他开玩笑时说，年轻的时候，从直苴（大姚县的一个村）到我们这里的女人，跟我这样玩过的，至少都有五、六十个了。

“杨党委”觉得不可思议，却也无可奈何。数十年后，他退休于县经贸委，整天闲坐在街上，没有多少人会跟他搭讪。

李云亮其人

李云亮是永仁县猛虎乡阿里地村的格么上村人。

刚解放不久，土改以后，李云亮就已经担任了乡政府委员。农业合作社时期，格么和阿里地合并为一个高级社，他是社长，我是会计。

但是，在1958到1959年那段时期，李云亮的工作调动太频繁了——先调到县农村工作队去了仁和；不久又调去州委党校学习；1960年初学习结束，他被直接调任猛虎畜牧农场供销副主任。但才一年，畜牧农场撤了，他又被调到阿里地“小公社”担任主任。再过一年，“小公社”不复存在，他改任大队书记。

1969年底调整大队干部，全区（即现在的乡）各大队的书记，都由国家指派在职干部代职，像李云亮他们那样的老书记，每人多发给一月工资共38元，没得商量，就给打发回家务农了。

总之，转来转去近20年，他的档案就给转不见了。

当年李云亮回老家后，当了几年生产队长（那期间，带领群众修建格么龙树水库，他功不可没）。然而，直到晚年多病了，他才意识到，早年的许多老友，退休后，多多少少，都有国家发给的一定的生活补助费，但他自己为什么就一点儿都没有呢？

所以在一次退休老干部的支部会议上，听与会的现任领导讲老党员如何光荣，还鼓励我们要老有所为时，他怨气难当，说：什么光荣，我就好比一条老黄牛，年壮时主人叫东就不走西，主人叫站我就立定，到今天，又有谁知道我的难处！我们许多老同志都从内心里同情他，更尊敬他那孺子牛一般的优良品德，就帮他到有关部门反映。但组织部的领导回答说：同志情是同志情，但原则更是原则，我们在全县老干部老党员的档案里，找不出他的名字，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难道，一个人的档案，就真的比他众所周知、一清二楚的历史经历还更有说服力？难道档案不是由人记录的吗？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幸好，拨乱反正好多年之后，政府终于按当大队书记回家时的待遇，给李云亮这位老同志每个月补贴生活费用38元。不公的是，这补贴他才享用了三年，就溘然长逝了。

结语

尽管，我不能也不可能对上面所记录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作出完全准确的记述和评价，毕竟每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限于特定环境，都可能会做出一些后来连自己都不相信可能会做的事情。我只是相信，不管“唯物”还是“唯心”，抛开主义不谈，“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都能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恒久地保留一份做人的良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