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诗人李知行，就是诗人李建春。他原名李建春，于2014年正式更换笔名为李知行。李知行是我欣赏的70后重要诗人之一。多年来，作为朋友与读者，我一直在关注他的生活状态与写作状态。通过他的作品，我能感知李知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我们一样经历的那一段令人难以忘怀而身心激荡的时代灵魂的洗礼与自由精神的烙印。自从2000年3月12日至2013年，李知行已有十二年的信仰经验，李知行说他的信仰经验一直在与他的审美经验发生碰撞、汇合。在谈及天主教与诗歌写作的关系时，他说：“自中国开始接受现代化以来，所谓现代性，说穿还是在基督文化的范畴内，只是她的衍生物，不管大家从理性或自尊方面是否接受，我们通用的审美和批评标准，其实就是从基督文化中来的，而且早就成了主流。”事实上，阅读他的诗集《出发遇雨》，已经让我对李知行的精神信仰、写作姿态与诗学理念产生了“一个行为”：深度诠释的欲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知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践行者。李知行说，“我们这一代人亲历的历史震撼无疑为激进主义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但历史经验（不应该限于某一段的）是所有意义的写作的共同基础，体制也并不等于文化。我认为丑化知识分子其实是自我毁容，正如享乐主义是自我消解一样：从前是对道义的争抢与垄断，现在竟变成了争先恐后的切割。”在我看来，李知行二十来年的诗歌生涯中，经历了“广场诗学”的尾声，主要见证和书写了“乡愁诗学”的历程，现在他早已清醒意识到，他需要践行一种新的诗学观，那就是“自由诗学”。然而，他的自由诗学观不同于激进的自由诗学，他的自由诗学观则是建立在宗教信仰领域的诗学，关于福音的诗学。

我很好奇，诗人李知行在诗学随笔《一个诗人对天主教信仰的体会》中说，“至于天主教与诗歌写作的关系，在我个人，很不好说，我也不愿意全部说出来。”由此，我想到英国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在《论莎士比亚与辛尼加的斯多葛哲学》一文中提出的两个紧密相联的问题：“信仰本身进入一个伟大诗人的创作活动到底有多深”和一个诗人的“思想”或“哲学”与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有何关系。艾略特为诗的自主性进行辩护，阐明诗的创作活动不同于参加礼拜、祈祷、布道或撰写哲学论文或神学著作这样的一些活动。艾略特说，诗人并非为他自己而去思考或信仰，他不过是“借用”一种与他最初的感情冲动合拍的理论，去进行诗歌创作，而诗人真正的职责是“表达建立在自己那个时代偶然产生的任何思想基础上的那个时代最强烈的情感。”

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太多的想象力，勇敢的、怯懦的、无能的想象力，甚至我们抒情的想象力远远跟不上时代叙事的想象力的步伐，正是时代的叙事想象力引领、激发和感召着诗人作为时间的“闯入者”的想象力，进行着语言与真理的弥合。在“诗人无为”的时代困境中，李知行把抒情的想象力专注、发力于“信仰诗学”（基督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诗学上的遁世行为，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先锋诗学行为，至少我们看到了汉语修辞中的一种反动与非常态。我们需要非常态的或反动的诗学，来刺激和改良我们当下疲软的、惰性的、饥饿的诗学盐碱地。因此，信仰诗学，让我们的诗人在匮乏“上帝之爱”的大地与时代重新获得诗意之生机。

诗人黄沙子的低调、内敛、缄默在湖北当下诗歌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但是更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诗歌天赋，他的才华横溢，大家一直口口相传，无疑，他是我十分敬重的为数不多的湖北代表诗人之一。黄沙子曾经因为自己的出众才华，而于2005年左右获得了一个民间独立诗歌奖。我与黄沙子同在一个城市——黄石——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后来他调到了武汉，联系也就少了，转眼间，也有五六年没有看到沙子了。尽管联系少了，但是我一直关注和阅读黄沙子的诗歌。无论是作为同城诗友，还是作为70后诗人同仁；无论是作为一个诗歌读者，还是一个诗歌批评者，我没有理由不关注黄沙子的写作，如果不关注他的诗歌，乃是一种诗义的渎职。很多朋友均说过，读黄沙子的诗，比较费解，感觉沙子在诗中为我们埋设了一个个深不可测的迷宫。在我看来，他的迷宫并非博尔赫斯式的迷宫，他的迷宫有着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甚至充满楚地卜辞与巫术的奥义，尽管让人费解，但是读起来，十分迷人，十分舒服，这种阅读的愉悦或许是沙子诗歌最大的语言特质。我的朋友、诗评家荣光启博士在评论黄沙子的诗歌时说：

“黄沙子应该是这样一位诗人，可以说，他的诗读起来实在令人费解，但这种费解是迷人的，因为它里面有值得期盼的事物，因为诗人并不是在从事下意识、无逻辑的能指滑动，制造无意义的语词迷宫。透过那些看似无甚关联的语词和意象，我认为我看见了他写诗的一个秘密：这个在生活中谨严而沉默的男人，对世界的意见隐藏得相当深，它的诗，力图使意象到隐喻的所指的距离遥远而曲折，读者要想理解出诗的某些意味，不展开激烈的想象和翻动大量的经验便难以获得。……黄沙子的诗常常有这样的手法，不仅意象之间的联系难以寻觅，甚至语句之间的联系或貌似缺乏或极别扭，甚至句子之间的语词有时也各自飘零、缺乏通常的逻辑。但黄沙子这种缺乏清晰语法的诗句将传统抒情诗的所抒之情弄得含糊不清，叙述者的身份也极不清晰，但诗歌却收获了一种奇异的效果：作者在写作上对叙述逻辑和抒情传统的蓄意破坏，使诗具备了表达更复杂更丰富的情感、经验的可能。黄沙子的诗之于读者，处在一种费解与不解之间的平衡状态，其意味在晦暗之中透着现身的可能。在当代汉语诗坛，黄沙子的写作方式应当引起人们关注。”在我看来，荣光启的评述是十分到位而中肯的。诗评家刘波博士，对黄沙子的诗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黄沙子的诗在繁复中暗含着清晰的脉络，他就是要抓住瞬间的状态，将其转化成诗性智慧，所以，他的诗歌具有当下性和现场感，有着经验的被激活之感，也存着人性的救赎之意。”

而另一位诗评家魏天无博士，则更像是从黄沙子的诗歌中看到了他诗歌写作的源头：“黄沙子诗中不辨人、鬼、神。这是神话的境界，其‘上游要追溯到‘国风、‘楚辞汪洋恣肆、珍怪奇伟的浪漫遗风。这不是一种写作策略，在地理环境、文化氛围、族类遗传的侵淫中，作为诗人无从逃避。他认同了渗透于楚文化与楚文学的天人合一、应物斯感的观照和抒情方式，而奇妙地与今天探讨的想象力问题对接”，魏天无称赞黄沙子说，从某种程度上，黄沙子承续了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发现的“南方想象力”，“有可能为新时期以来作为支撑湖北诗歌门脸的乡土诗埋单”，由此，黄沙子引起诗评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endprint

诗人槐树可谓是湖北诗坛乃至中国70后诗群中的一个异数，他的诗歌风格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冒险，但是一直受到圈内诗友们的关注、称道和夸赞。槐树的诗歌透露出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甚至有着强烈的实验意识与哲学意识。槐树曾经这样表达艺术的理念：“艺术作品是游戏之物。我的东西也是游戏之物。我没有说我的东西是艺术作品，我更没有说的东西是诗。如果非要问我的东西是什么，我就说，我的东西是P。”这个“P”是什么？槐树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却可以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这个无穷的空间感，在槐树看来就是一种强大的诗意，一种穿透个体思维的力量，一种现象哲学的共通体。在我向槐树约稿后，他给了我一组关于“白云”的组诗，为了加深对他的现象学诗歌的深度理解，请他给我一些个人谈论诗歌的文字，于是他又发给我《36首诗自叙》和《我想把诗写成什么样的》两篇重要文章，让我大开眼界。

阅读槐树的诗，让我想起废话诗的代表人物乌青。槐树和乌青均写过关于“白”的诗。显而易见，槐树诗中的“白”不同于乌青诗中的“白”。乌青对“白”的思考，更多的是停留在“白”的本义与客观现实上，实施一种诗意的“废话行为”；而槐树对“白”的思考，推进到现象学哲学层面的追问，已经不再是围绕“白”自身展开想象，槐树直接抵达现象诗学的终极追问：动态的白，歧义的白，现象中的白。槐树曾经在《36首诗自叙》中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白》与行为艺术有些相通之处，也可以说，它具有某种语言游戏的精神。在这首诗里，可以从精确切入，也可以从理趣切入，去凭空说一些东西，但是它一定是诗性的。它仿佛是一个事件，有内在的节奏变化，而气息却流畅一贯。像它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更好玩，说实在的，我曾暗地里以此类诗为骄傲。好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突然记起某个作家说过，一个写作者谈论自己正在写的作品是危险的，他可能把作品谈没了。即使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由作者谈论它也是危险的，他可能把作品谈贱了。”

在我印象中，2005年前，槐树的诗歌写作不是这种风格，至少不太引起诗坛注目。然而，八年之后，槐树经历了别样的人生与文化的双重历练，开始更加理性、大胆、智慧的诗歌实验。槐树在《我想把诗写什么样的》一文中，从文体弱化、文化剥离、作品的完整性、关注的中心、生活节奏的临摹、作品的表现性、制造陌生感、节奏拖沓、自我的模仿、写作的局限性等十个方面来表述他的现象学诗歌实验理念，的确给我在理解他的诗歌创作上，起到很大的参照、催发作用，甚至我感受到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一种震撼。他在文章中写出很多语录式的诗歌论点，比如：“主体弱化是使作品的意志确立起来。作者不是替作品代言，所以作者在作品中要么是见证者，要么是沉默者”，“剥离文化的积习，感受一种新的空气”，“陌生感不应该是遗忘的历史，而是呈现未来的特征。陌生感不是神性的，而是物性的。陌生感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清晰和清新的”，“音乐的节奏或像音乐一样的节奏越来越可疑”，“写作的局限性一定是存在的。局限性逐渐成为作品个性的一部分。”近几年，很多诗人与批评家，在反思中国新诗的传统走向问题，甚至也有批评家在思考“新诗”一词是否能概括当代诗歌发展成就与内蕴，的确如此。槐树的诗歌的实验性与先锋性，正是暗藏着一条传承汉语古典诗意的秘密通道，我们完全可以在他的诗歌中找到蛛丝马迹，与唐代诗僧寒山、宋代诗僧担当以及日本诗僧一休等玄学诗意相契合的新古典汉诗方向，我想这或许就是槐树诗歌中极为宝贵的汉语传统经验，值得我们关注的诗歌经验。

诗人修远原名李明星，在我结识他之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他是汉川人，老家在汉南的汉江边上。他自称北宋李昉后裔，从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来看，的确是一个极具贵族气质与人格魅力的个性诗人。大约是在21世纪初，在武汉的一个诗会上，一见如故。他在武汉楚雄大道边上的园艺店铺基本上成了我以及一些外地诗友的“驻京办”。修远的人生经历不凡，初中毕业，当过民办教师，打过工，开过公司，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为人正直、豪爽。或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外加近年公司的起起落落，让他逐步淡定下来，干净地赚钱，安静地写诗，低调地做人，人生几重境界，他全有了。修远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诗，早期主要与武汉一批成名诗人接触较多，早期的诗歌风格主要海子式的抒情方式，但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尤其是在加入沉河、黄斌、张良明等诗人创立的“象形诗群”之后，诗风大变，那种罕见的沉潜淡定与大气成熟，与过去的诗歌风格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修远的诗歌写作开始走向另一片高地。

修远还自称是一个园艺机械师，园林经营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称职的，而且这种“称职性”已经蔓延至他的写作经验领域。截至目前，除了诗人沉河对他的诗作专文高度评价之外，很少见到有其他批评家对他的理论专注。诗人沉河在评价他的诗歌时说他具有弗罗斯特和陶渊明的品质，并且把修远近年创作的系列诗作首次命名为“园林诗”。沉河在两篇评论中，论及修远的几篇重要作品，比如《声母练习》、《种树》、《独杆》。另外，修远的重要作品还有《水位公报》、《丢人的姐姐》、《叙述汉南地理》、《枯木先生传》、《忆鹿门山拜庞德公》等。近十年来，修远的诗作，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怀旧诗，一类是园林诗，一类新译唐诗。这三类诗，修远均用心写到了一个极致，一个标杆，这是十分难得的。修远属于那种“中年大悟”的诗人，他把个人二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早年记忆、创业艰辛有机地融入进“园林诗”中，并且取得了奇特而深刻的诗歌经验，大智慧，大彻悟，寓言其中，不留痕迹，让人震撼不已。无疑，修远通过近十年的诗写突围，用自己的实力、低调和沉稳，让读者刮目相看，并进入更多诗评家的视野，不断受到关注。

诗人吉日草是一位被遮蔽了很久的湖北优秀诗人。她与我生活同一个城市，我是大约在五年前才知道她，而当我在前年见到她时，问及她何时开始写作，她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让我大吃一惊。更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曾在1990年黄石全国发行的唯一文学杂志《五彩石》（前身为《散花》）上同期发表了诗歌作品，作品发表在一起。然而，那时，我们彼此谁也不认识，各自在城市角落里默默写着诗，追求着各自的梦想。因我保留了当年的那期刊物，查阅到她在1990年发表的诗作，再次让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吉日草的诗歌起点如此之高。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吉日草的诗歌写作水准已远远不是当年的那个状态了。endprint

吉日草的诗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新古典性。她的诗歌意象奇诡、慎密、温婉而又充满自由、理性与柔情。吉日草的诗多以短诗为主，而真正能代表其诗歌写作成就的应该还是她的长诗与组诗，比如《找自己（四部曲）》、《夜的九重奏》、《秋声慢》、《珠玉散》、《雨中转身的尘世》、《五月，我们终究是涕泪交加的朗读者》、《铜钟赋》、《十八章》等。她的长诗与组诗所呈现出的诗歌风格，不禁让我想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茨维塔耶娃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吉日草，何尝不就是现代版的女诗人李清照呢？！我惊异于自己的发现。吉日草难能可贵的是，她具有随时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知识经验、阅读经验与个人心绪及时地转化为诗歌意象与语境的嬗变能力，这种能力足以看出她的诗歌想象力，是十分突出的。近七年来，吉日草抒写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区区几百字，难以评述清楚。假以时日，我将对吉日草的诗歌进行专文评述。

第一次接触谢络绎，是在去年湖北作协的一个文学活动上，得知她是一个作家。那次活动结束后，晚上我和她受诗人黄斌邀请，与张执浩、沉河、良明、艾先、小箭、谈骁、王芗远等诗人一起聚会，第一次听执浩兄在宴席上夸赞谢络绎，不仅小说写得好，诗歌也写得棒。印象中，她还在酒席上即兴朗诵了她的诗歌，给我印象很深。于是，在做这期“城市70后代表诗人专辑”时，我想武汉70后代表诗人中应该有女性，于是我便向她发出邀请，她欣然应允，寄来几首诗作。第一次阅读她的诗，就让我欣喜地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继阿毛、华姿、鲁西西、吕约、吉日草、苏瓷瓷、范小雅、一米一、吕露等之后，湖北又一位优秀而低调的女性诗人，浮出东湖水面。

谢络绎是一个极具才华的美女作家，写过不少引起读者和评论家关注的小说，中篇小说《少年遇见牡丹》发表后，产生较大反响，并被《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多位评论家给予评赞。谢络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很少公开发表，诗歌或许是谢络绎的“副业”，可她的“副业”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已引起诗界的关注。读谢络绎的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语言大度，意象新奇，喻意深刻，激情与理性交融于诗思之中，大多抒发的是个体生命及人类情感的体验。当你读完她的诗，再去了解和欣赏她这个人，你会感觉用“诗如其人”来形容她，恰如其分。“这里的夏天像秋天，像你/最好的品德是给予我自由。”这是《山顶》中的句子，我喜欢这样的诗意表达，干净，率真，独立，有张力，有思想。“冬天慢慢来到我们中间/怪兽在深埋火焰的山顶仅供信者瞻仰”，我惊异于谢络绎如此娴熟地叙述人的情感在大自然的幻美中诞生的美德与爱意，敬畏感和神秘感。

20世纪初，亦来曾活跃于网络诗歌论坛，数年后退隐，潜入书斋，避开喧嚣以诗歌记录、呈现真实的内心世界。其诗喜窖藏，偶散赠与三两知己。所以大家难于看到亦来公开发表的诗作，正如他自己所言，习惯于在小圈子里交流他的手艺。我很喜欢亦来诗歌中表露出的形而上的气息，正如《形而上的鸟》一诗中写道：“我在秋风中看到这只燕子，孤形只影。/在雨中它是一件蓑衣，在深山/它就是一块沉静的玄铁。独立于无边的秋野，/我目送它飞离，每一次翅膀的振翮都是斗转星移”。亦来诗歌所展现的世界，既不是现实的世界，也不全是精神的世界，而更多的是经验的世界。如何在经验世界中还原人的现实旨义与精神隐喻，是需要强大的诗性力量和人生智慧作为写作基础的，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看到亦来的诗歌写作，可以走得更远，更孤绝。

亦来的心气与才气都很高，虽然与他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的人、他的诗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近乎完美。他深居简出，不大出没各种活动。这种性格的诗人，在我看来，在这个时代，已不少，甚至会越来越多。我想，诗人的性格与命运，还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当一个诗人对时代产生绝望感时，要么担当、抗争、呐喊；要么退避、隐忍、沉默，而后者或许更容易成为诗人最为痛苦的抉择。他们在诗歌中对社会历史、自然人生的思考，突兀而深刻，孤绝而独立，故开辟出另一片诗歌天地，这也正是他们最为可贵之处，让人景仰之处。

《山顶望雪》，无疑是亦来诗歌中的杰作，也堪称当代新诗之经典。这首诗贵在亦来在叙事中透露出个体诗学美学与修辞的精到、细密、柔韧与从容。诗人与一群人在冬天的旅途中去山顶望雪，其间诗人通过自己诗性哲学的思辩，深刻而幽默地剖析着众生的心路历程与精神历险，灵动而高妙，优雅而大气，甚至我能从他的诗中读出诗人精神信仰的人文气息。诗人在诗歌的结尾处自我诘问：“谁是生活历险记里的维吉尔？”这正是此诗的点睛之笔。维吉尔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罗马诗人贺拉斯、奥维德，意大利诗人但丁，英国诗人斯宾塞、弥尔顿、蒲柏、莎士比亚、济慈，美国作家梭罗等，均受到维吉尔的影响。在中世纪，维吉尔被基督教奉为圣人，他的《埃涅阿斯纪》被当作占卜的圣书，由此衍生出“维吉尔卦”。而维吉尔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影响则是但丁的《神曲》，其中他是作为但丁的保护者和老师出现，而诗人亦来在《山顶望雪》中，通过最后的诘问，或许寓意诗人正在追寻人生的导师与精神历险中的佑护者。

小箭是武汉先锋诗人小引创立的“或者诗群”成员之一。小箭不简单，少年早慧，16岁就开始写诗，所以迷倒了不少少女，所以“16岁的时候恋上了某个女孩”，所以，后来也就有了“小箭箭哥哥”的美誉。去年秋天，我和小箭一起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收到了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消失的瞬间》。我真正全面了解小箭的诗，是从这部诗集开始的。这部诗集，给了我很多的惊喜，也不断丰富了我对小箭近年的诗歌创作的全景式的想象力。

小箭是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诗人，一个很重感情且感情细腻、温暖、浪漫的男人。诗集《消失的瞬间》中有大量表达和回忆个体情感和心灵幽思的优秀诗篇，比如《安魂曲》、《Z之圣歌》、《那年夏天》、《情人》系列、《旅行，梦，及其它》等。另外，他的一些短诗也写得十分出彩，比如《消失的瞬间》、《小箭箭哥哥》、《如果这就是爱情》、《打电话给海燕》等，尤其是《如果今天有人来》，仿佛写的是很多人的爱情经历，我的经历，读后莫名地感动而湿润：“如果她来/我不要让她看到任何/暧昧的东西/我和她/都需要纯洁的爱情/如果她来了/问候，闲谈/吃掉整桌的饭菜/坐在那里不停微笑/察觉到内心里/小小的幸福”。endprint

读罢小箭的诗，想想与他交往的这些年，包括他的形貌，不禁让我想起与他有着同类气质的诗人画家夏加尔。他和夏加尔一样，就像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小提琴手，用各自的手艺，抒写着爱情与灵魂的颂歌。那种忧伤而美好的气息，在小箭的诗歌中无尽地流淌，蔓延，柔软而充满阳光，这也正是他的诗歌最大的魅力所在。

熟悉许剑的诗友，都知道他是地道的武汉人，生活在汉口，一口地道的汉腔，韵味十足。我与许剑见面并不多，印象中也就两次。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发福，一副光头形象，给人感觉很酷的样子。诗评家荣光启博士在评价许剑时，也说他的汉腔很正，“世俗之地未必没有诗人”，这种汉腔反映“在诗歌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生存经验，反映着某种当代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理想”。但是，从许剑与诗人小引的访谈中，又可以看出许剑作为一个诗人的性情，直爽，率真，仗义；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许剑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一直坚持着在世俗生活中低调地写诗，低调地生活。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像本文提及的诗人黄沙子、槐树、修远等，均有与许剑相似的处世观念，这何尝不正是他们这一类诗人所追求的“中隐隐于市”的境界呢？

读许剑的诗，真是感觉诗如其人。我能感觉到他在处理叙事与诗意之间转换时的那份淡定与大气，通过独特的意象表达出人生的酣畅淋漓，并不时露出真性情：“你说，这是最后的晚餐/去瓦萨奇吧，吃完最后一块鱼嘴/我们就可以正式决斗了”（《分手》）；“开口聊哲学，闭嘴谈信仰/切莫道我太沉默/或许是惜语如金，但/主要是无话可讲”（《小神仙》）。

程琳曾经停止过诗歌写作将近七八年，这种停笔现象，对于很多诗人来说，很正常，或许也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程琳也曾热衷过诗歌理论研究，他说作者只是诗歌的寄体，是诗歌为完成自身生命而选择的虫蛹，哺育就是他（她）的宿命，所以他相信诗自有诗的生命。通读程琳给我寄来的近年的诗歌，感觉仍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的抒情特质，这很难得，尤其难得的是他的不少作品透露出诗人从乡村到都市的心路历程，关于钢铁、青春、理想的素朴与赤诚。

以上评述的十位诗人，并非全面代表武汉城市圈生活的70后诗人，城市圈里还有一些诗人未能进行评述，比如我自己，以及70后重要代表诗人哨兵，黄冈诗人古河、郭金牛等；另外还有几位优秀的女诗人，如苏瓷瓷、范小雅、许玲琴等。限于篇幅与版面的原因，以及时间仓促，部分诗人在春节期间联系不到，本文不能作详尽展开，我将在今后的湖北70后诗人的评论中，进行全面评述。

本栏责任编辑 李泉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