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

一、引子：深圳之约与成都再会

2013年10月，台湾逢甲大学的副董事长高承恕教授应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环境学院邀请，到深圳大学城给学生们讲课。授课之余，刚好有一个上午的空挡。正好也在“深研院”授课的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先生是高教授二十多年的朋友，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开车陪高教授去深圳东部华侨城转一转？他对我说，高教授的父亲曾在台湾侨务系统任职，你父亲离休前也在侨务系统工作，是否愿意认识一下？当时我正好处于两份工作之间，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东部华侨城位于深圳三洲田，我开车走的是老路，过沙头角隧道，然后沿着盐田港旁边的大路走，到大梅沙路口上山。因为近年来新修了高速路，我这个老深圳也得打醒十二分精神，害怕开错路耽误了时间。刘教授的研究生坐在副驾驶位子上帮我看着GPS指路，刘教授和高教授则在后排座上一路谈天说地。隐约听他们聊起了台湾的私立大学，似乎很有趣，但我开车不敢分心，也没有注意听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车子开过大梅沙路口，顺着蜿蜒的坡道上山，到一个山壁上书有“江山多娇”的平台，我停下车，让大家到平台上去眺望南中国海、看远处的香港岛和周边逶迤的群山。刘世定教授对我说，高教授原来是台湾东海大学社科院的院长，东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前年从东海大学荣退以后，现在在逢甲大学当副董事长。高教授的父亲高信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当过逢甲工商学院的院长，后来又一直担任逢甲大学的董事长。高教授刚刚谈到台湾私立大学办学的一些规范，当局的监管措施，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有兴趣一会儿可以再聊，或许可以写出一篇东西，介绍给广大读者。

当天中午，东部华侨城的副经理，我的好友洪维钧请吃便饭。小洪安排得很好，在茶溪古镇餐厅吃非常健康而且好吃的农家饭，有很多新鲜的蔬菜和一些番薯、芋头、玉米等绿色食品。高教授是美食家，自己也很会做菜，有品评美食的机会非常高兴，话匣子也随即打开，即兴讲起了他与广东的渊源。原来高教授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老乡，而且跟梁启超是同村人。他的祖父出身贫苦，年轻的时候为求生自卖“猪仔”七年，即签一份有期限的生死合同，把自己卖到海外去做苦工；父亲得与梁启超为同乡之便，到北京读中学，后又留学德国，回国后长期从政，晚年致力于办学；高教授则成了一个专职教授和教育家。

听高教授简单叙述三代人的故事后，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潜藏在心里的历史和文化符码一时被唤起，很想继续去探根究底，无奈半天的时间转瞬即逝，高教授下午就要回台湾。我只好跟高教授约定，等下次有机会去台湾，再去实现采访高教授的愿望。

以我以往的经验，和高教授的这种口头约定，能够成功兑现的几率很小，或者换句话说是遥遥无期，他恐怕根本就没有把我要采访他的话当真，大概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吧。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月以后，我就再一次跟高承恕教授见面了。

11月中旬，刘世定教授打电话告诉我，2014年1月，高教授要带逢甲大学经营管理硕士班高阶管理组的学生到四川大学访学，他已经跟高教授约好了在成都见面。刘教授说，你如果还有兴趣采访高教授，你就到成都来，这是一个机会。

虽然年前的工作计划已经排得很满，但是，我仍毫不犹豫地告诉刘教授，请他先跟高教授打个招呼，我到时候肯定去。我暗自预期，此次成都之行一定会大有收获。

再见高承恕教授是在成都金牛万达广场的红杏酒家。他带领着三十几个逢甲大学EMBA班的学生，当天清晨两点从台中出发，乘车到台北再飞香港，从香港直飞成都。到成都以后，行李都没有放下，马不停蹄先到杜甫草堂和文殊院参观，几乎是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高教授此次带领学生到成都访学一周，时间安排得很紧，他们要与四川大学交流互动，听讲座，访问企业，参观博物馆，还要到成都周边和乐山、峨嵋山、都江堰等文化胜地参观旅行。

在餐桌上，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高教授隆重地向他的学生们介绍了我们。刘世定教授是应高教授的邀请，在第二天要给逢甲大学经营管理硕士班的学生讲课，他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转型”；在介绍我的时候，高教授居然非常了解我的情况，说我是资深编辑，写过什么书，出过什么书，这次来是为了什么等等；我还带来一个朋友，小提琴家陆蒙达，她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法籍华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小提琴客座老师。这次她听说我有这么一个采访的机会，因为同是从事教育工作，她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加之她以前从未来过成都，所以就跟我一起来了。陆老师是由我来介绍给大家的。

二、三代人从“猪仔”到教育家的经历

高教授给人的印象是，风流蕴藉，洞达玄微，见多识广。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社会学，又曾经在欧洲德国、比利时等多个地方访学，三十岁学成回台湾东海大学任教。多年的社会学田野训练和实践，使他对人处事极具亲和力和侠义之风，讲话思路清晰，深刻而不做作，毫无学者的架子，而且有恰到好处的幽默感。我暗自思忖，这大概与他的出身和经历很有关系。

我和高教授的谈话自然从他的家庭开始。高教授的谈话逻辑清晰，故事动人，为了保留其原汁原味，所以我决定，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直接以第一人称问答对话的形式来写。（下文中高承恕教授简称“高”，采访者简称“王”）

王：您上次讲到，您祖父很贫苦，您的父亲又从政很长时间，后来他怎么又会去办私立大学的？

高：其实人生是有一种机遇的。我的祖父不认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真正是苦出身。所以，他只能自卖猪仔，当苦力，到古巴去种甘蔗。我父亲一直想要办个学校，因为他深知当文盲的苦处，你不认字，一辈子是文盲，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父亲自己的人生，是因为梁启超的提携而改变的，使他有机会去北京念书，靠读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父亲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悟出了读书的重要，他觉得，办教育，办一个大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让更多的人有摆脱贫困的能力。我父亲不止是办学，他此前还帮助了很多海外的华侨子弟，一旦生命中出现了这种契机，他就要办大学，以此来帮助更多的人。endprint

王：您能不能再和我详细讲讲您的祖父当初出洋自卖“猪仔”的情况？还有您祖母和您父亲小时候的情况？

高：我没有见过我祖父，但是我从小常常听父母亲说起他。我感觉我要讲的不是我的祖父，我是在讲他们那个时代，是在讲述一段历史。当时我祖父在乡下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才会卖自己的”猪仔“。自卖“猪仔”是到古巴，其实我祖父在去古巴之前还去过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在那里干了一阵活以后，大病了一场，差点死掉，然后被送回家乡养病，又活过来了。后来乡里的人说，香港在招募华工，去古巴种甘蔗。那时候糖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东西，祖父也没有其他的活路，就又漂洋过海去了古巴，在古巴做了七年种甘蔗的苦力，以后才恢复了自由身。

祖父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在恢复了自由身后，他又存了一点钱，从古巴跑到墨西哥去做小买卖。做什么小买卖呢？他到墨西哥去当货郎，摇着拨浪鼓，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小商品。祖父在墨西哥又呆了十几年，而且在墨西哥还娶了一个墨西哥老婆，所以，我还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墨西哥祖母，那个墨西哥祖母还给祖父生了六个孩子。更为神勇的是，后来祖父落叶归根，把这个墨西哥老婆和六个孩子一起带回到中国乡下来。

听我祖母讲，她盼星星、盼月亮，一直盼了二十多年，祖父终于回家来了，但是后面还跟着一个黑黑的老婆和一群黑黑的孩子。我当时就想，祖父他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啊！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结局是个悲剧，不到一年时间，孩子的妈妈先死了，然后六个孩子也相继死了五个，都是因为水土不服。墨西哥平均海拔三千公尺，那里的人心肺功能不一样，而且那边气候干燥，但广东的气候湿热，他们到了这边就水土不服。最后剩下的一个孩子，到抗日战争的时候又被炸弹炸死了。真是可怜啊，这些小孩子跟着父亲回来，他们在中国也基本上是边缘人，后来却因为水土不服和战乱，全部都死掉了。

王：您父亲对这一段经历有记忆吧？

高：再说我父亲吧，他经历了太多这些真实的苦难了。父亲才一岁，我祖父就卖“猪仔”去了古巴。我以前听我祖母讲，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就有人专门去海外跑单帮，去帮那些华侨带钱回家乡给自己的亲人。以前没有邮局，只是靠这些人去跑。腊月，已经是年尾了，祖母翘首盼望，看有没有钱带回来。如果没有钱就糟糕了，第一，可能在年中借了别人的钱，没钱回来家里就没法还钱了；第二，没钱回来，也许是在外面干活的亲人已经死了，所以才会没有消息，那就惨了。

我听我父亲讲，他非常害怕过年。在他的记忆里，每年在过年以前如果有钱带回来，全家就欣喜若狂，表示人活着，家里也有钱过活了；但是，有时候就是没有钱回来，大家一直提心吊胆，凄凄惶惶。到阴历十二月底了，马上快过年了，最后一批跑单帮带钱的人已经回来了，看来是真的没有钱带回来了，那时候，我祖母和我的姑姑、我的父亲，一家三口就抱头痛哭。大家心里都想，完了，可能是人没了，以后怎么过活啊。最后到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了，那时候别人家热热闹闹准备过年，而自己家里是一片愁云惨雾，锅凉灶冷，那种记忆太深刻了。多年以后，父亲跟我们讲到这一段时解嘲似地讲笑话，说我祖父喜欢赌博，没钱带回家来的那一年，可能是他把钱赌光了，所以才没寄钱回家，害得一家大小在家里担惊受怕。可见父亲儿时的这些回忆是多么刻骨铭心啊！家里那么困难，我父亲小学没毕业，就没有书读了，只好到中药铺去当学徒，切中药切了两年。

王：后来你父亲的命运是怎么因梁启超而改变的？

高：我们家是广东新会人，跟梁启超是同乡。梁启超在北京有地位又有能力，在他的资助下，梁启超的弟弟带了新会的几个小同乡孩子，一起到北京汇文中学去念书，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父亲是因为梁启超的帮助才可以继续念书的。父亲后来又到德国留学，学习非常刻苦。

王：您父亲是怎样到德国去留学的？

高：他家境贫寒，都是靠别人帮忙、资助。那时候有个远房的叔公在加拿大，似乎是开洗衣店、开餐馆的，他当时资助了父亲留学的费用。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家庭和家族连带基础上的。这当然有其限制性，但从某个角度讲，它又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社会结构秩序。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他是这个家族的孩子，他读书读得好，也起到了传承和壮大这个家族的作用。反过来说，家族的兴旺，实际上也就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有些因缘的。正是因为读书，父亲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童年记忆，我父亲觉得，办教育，办一个大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王：中国传统社会有它的一套理念和理想。

高：中国传统社会是有理想追求的，包括梁启超，当年他把我父亲和几个家乡的孩子带去北京念书，这其实对他来讲也并没有什么好处。他就是觉得，整个新会是他混得最好嘛，所以他要把这些孩子带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父亲最了不起是当个药房掌柜的。梁启超之所以会这样做，也还是遵循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我父亲也是一样，当他有条件以后，就想去办大学。自己的命运和家族的命运是因为读书、受教育而改变的，反过来，他要把这个回馈给社会。他自己是那么艰难地走出来，多么不容易！所以他一定要办个学校，要让更多的人受益。

王：您父亲对教育改变人生有切身体会。

高：确实，教育是改变人生一个最重要的机会。我们不能选择父母，不能选择性别，也不能选择我们生长的时空，但是，教育可以提供人生中最关键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我父亲后来才会做办教育这种有些人看起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那时候他虽然没有钱，但是可以通过一些人脉来做成事情，大家都拥有一些理念。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情怀是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淡薄的，即使不是说救亡图存，忧国忧民，但他们总是觉得要对这个社会做点事情，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回想起来，我对我的父亲有一份敬意，其实，如果是为了赚钱，他根本就不要去搞学校，父亲是觉得有一种使命。这个中间当然还有一些曲曲折折，反正就是不畏艰难，一步一步地走（未完，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