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开始，到1986年，又批复同意青岛于次年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以及后续的几个动作，青岛的对外开放在紧要的几步处，都走得很好。也正是由此，成就了今天的青岛。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城市何尝不是如此。

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青岛由此拉开了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大幕。30年的对外开放，青岛可追忆的故事很多，有些事件也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进程，它们是青岛这座城市发展的紧要几步。

绕不过去的计划单列

青岛的发展，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计划单列。

1986年夏天，青岛市接到山东省通知，国务院主要领导要来青岛视察。在向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刘鹏汇报，并沟通接待安排思路和工作汇报重点中，就议到了要不要提青岛计划单列，以及怎么提、谁来提的问题。

8月3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一行来到青岛。8月31日，在乘坐青岛港务局的“港燕”号渡轮去青岛开发区考察的途中，我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说：“改革开放以来，青岛发展很快，为国家也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受到一些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制约，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大连等城市已批准为单列市，而我们早就申请过计划单列，但迟迟没有获得批准，建议国务院认真考虑青岛的请求。”青岛和大连情况类似，比部分单列市的经济规模和贡献都大，所以，我也列举了青岛与其他几个已经实行单列的城市的经济指标做对比，来支持这一观点。

第二天，在八大关小礼堂正式汇报完其他工作后，就将青岛申请实行计划单列的事情提了出来。话一出口，会场一片寂静。之后，国务院主要领导打破僵局说，青岛和大连的情况差不多，大连早已实行了计划单列。本来中央决定以后不再对新的城市计划单列，但青岛情况特殊，算个特例，可以考虑实行单列。于是，国家决定从第二年元月1号开始，对青岛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

事实上，在从黄岛考察回来的当天晚上十点多，对于第二天将要汇报的问题，我突然记起汇报提纲中的一个提法不妥，便随即通知印刷所将原稿中“或者参照江苏省南京市的做法，在省内实行单列”的字样去掉，直接表明“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并且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也就是所谓“大连模式”，没有第二个选项。事后想想，觉得当时这个决定是对的。否则，将有可能留下一些不应有的“尾巴”。

就这样，一个困扰青岛进一步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后来，许多人都说，计划单列对于青岛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因为，它改变了过去那种分配留成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全市上下干部群众、特别是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使青岛的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而且它为青岛提供了更多的财政储备，可以更多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青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此跨上了一个新台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引黄济青”破解发展瓶颈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青岛的供水紧张问题也日益凸显。

作为我国北方水资源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青岛的年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37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

当时，青岛的淡水供应主要来自于崂山水库和白沙河沿岸挖的深水井，完全受制于天气。1977年、1981年、1984年和1989年，青岛先后几次发生大旱情，市区日用生活水由7.04万立方米压缩到3.69万.立方米，工业用水由14 47万立方米压缩到8.04万立方米。

1979年，小平同志来青岛时，就提出青岛应该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但他同时指出，如果青岛严重缺水的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制约城市的发展。

为了解决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几届青岛市委、市政府也曾先后投资1.8亿元，搞了4次供水应急工程。当时的思路是，从青岛周边各水系引水。为此，把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平度、莱西两县划归青岛，希望通过引入尹府水库和产芝水库的水缓解青岛缺水问题。但这些方案都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缺憾：因为这些水系同处一个降雨区，降雨量的丰、枯具有明显的同步性，每逢遇到连续枯水年，这些河道也都基本断流，同样无法保证青岛的供水。

1981年，全市因缺水导致98个工厂限制生产，8个工厂停产，15个企业的50余种产品停产，30多个企业的30余种产品半停产，还有许多已形成生产能力的工厂不能投产；1982年，全市因供水不足，少完成产值2.9亿元，少上缴利税0.6444元；1983年，少完成产值4.58亿元，少上缴利税0.96亿元；1984年，更是少完成产值6.57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1%，少上缴利税1.48亿元。

1984年底至1985年初，青岛又遇50年一遇的大旱。当时，除了在平度、莱西沿大沽河50平方公里范围内打井提水外，还修了两条各30多公里长的大管渠由产芝、尹府水库引水。然而，这些措施仅仅能够使青岛勉强应付一时的断水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几经探讨，中央最终同意并确定从黄河调水，以从根本上解决青岛的缺水问题。1986年4月15日，“引黄济青”工程破土动工。

1989年11月25日，经过3年半多的艰苦奋战，总耗资9.53亿元，起于博兴打渔张，止于棘洪滩水库，横跨省内14个市县、30多条河流的“引黄济青”工程正式通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最大的水利工程，共建管渠260多公里，近百万军民为此洒下辛勤的汗水。

“引黄济青”工程的建成通水，使青岛的日供水量由原来的20万吨增至42.3万吨，极大地缓解了青岛的缺水问题。随后若干年里，青岛的社会经济各项工作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与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

西海岸成为“桥头堡”endprint

开放的道路，在进一步拓宽。

根据中央批准沿海部分对外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战略部署，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也开始提上市委、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开发区应选址在哪里？有意见认为，应选址东部，靠近崂山石老人，依托老城区便利的交通和比较成熟的基础设施，投资少、见效快。但该建议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老市区92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已严重制约其进一步的发展，城市扩张势在必行，青岛西、南两侧又均临大海，北靠胶济铁路，所以向东发展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把开发区建在东部，势必会阻碍市区的长远发展，也会打乱城市的整体规划布局。

最终选址黄岛，被认为是必然的、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这也曾引发许多不同的看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的看法才逐渐统一。

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园区，开发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空气、噪音、水污染，距离老城区太近，也势必会对作为旅游城市的青岛的环境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新兴工业园区也需要充足的能源作支撑。老市区缺水严重，而黄岛的水资源相对丰富，港口、电厂、道路等已经开始建设或正在筹建，有的已成相当规模；就交通而言，工厂的原料、设备、垃圾等，都要通过汽车运输，分流到铁路、港口、飞机场等地，建在黄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城市交通形成新的压力；而根据当时的政策和模式，开发区必须远离城区，地域特征明显，相对独立，便于管理。综合这些因素，黄岛无疑是理想之地。

1985年3月，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随着开发区的逐步发展，它开始逐渐显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和活力，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市区。沿胶州湾的高速公路建成之后，这条“金腰带”不仅把青黄二岛连接起来，而且带动了环胶州湾沿线的发展。近几年，随着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的开通，进一步解决了胶州湾东西两岸的交通连接问题，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环湾大城市雏形已经显现。

不断绽放的“青岛金花”

对外开放，给青岛带来的另一个巨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一座引领制造业的“品牌之都”。

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方面，青岛不是单纯地为引进而引进，而是把引进技术与调整行业、产业结构、产品升级紧密结合起来。期间，全市大约有80%以上的市属企业，通过引进与合作得到很大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其中啤酒、电子、化工、橡胶、轻纺等行业投入最多，使当时许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居于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并由此结出了许多丰硕果实，譬如当时被誉为“五朵金花”的青岛牌彩色电视机、琴岛N勃海尔电冰箱，还有洗衣机、照相机、空调器等产品。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今天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甚至领先国际同行、乃至成为行业标准的青啤、海尔、海信等大型企业集团。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与国外的差距。当时，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已成为普遍问题，不仅落后于当时世界水平几十年，甚至与全国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岛市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企业转型转轨和转变经营机制为主线，以企业整顿和企业升级为主要形式，以提高质量、开拓市场、降低消耗、增加效益为重点，加强和改善“四个管理”（即质量管理、经营管理、基础管理和现场管理），全面抓质量管理。

同时，还组织中央、省、市的专家，对青岛纺织、机械、电子、化工、橡胶、钢铁等各行业的“三个结构”，即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诊”论证。通过“会诊”论证，企业不但找出了差距，明确了方向，还制定了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目标和措施。

一个事例是，利勃海尔生产线的引进。当年引进的一条生产线，早就成长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电冰箱生产企业，而且逐渐发展成为行业领头羊的“海尔”集团。

当年的青岛电冰箱厂，是隶属于二轻局的家电公司的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小集体”。张瑞敏之所以带头砸冰箱，是因为那批冰箱出了一批次品。大家都觉得工厂应该降价“处理”给内部职工，这也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办法。但张瑞敏觉得必须销毁这批产品，让全厂干部职工通过这次的“痛”，记住教训，而不是心存侥幸，觉得“坏事变好事”，从中可以谋“福利”。在当时，砸掉几十台冰箱，就意味着毁坏国家和集体财产，是不小的罪名。政府此时正在推动全面质量管理，正需要抓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便都坚决支持张瑞敏的决定。

通过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市干部职工的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发生了转变，“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也更加适应外向型经济的需要。

至1992年，全市共有1429个QC成果获奖励，其中国家级59个，省部级312个，创经济价值7.2亿元，有1124个企业质量管理达标验收合格，青岛电冰箱厂（海尔集团前身）、青岛第二橡胶厂获国家质量管理奖，67个企业获省部级、97个企业获市级质量管理奖，77种产品创国优（金奖15种、银奖62种），700种产品创部优，800种产品创省优，46种产品获“青岛金花”称号。

此后，青岛在全市日用工业品生产企业中开展了创建“青岛金花”活动，并将其推广到全市工业系统，提高了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也扩大了青岛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覆盖面。

走好了紧要的几步

引进利用外资，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工作。

在对外开放之初，搞建设资金不够，需要引进和利用外资，至于怎么搞，心里没底。全国各地利用外资整体水平都比较低，青岛更困难一些。总之是，规模偏小、资金偏少、形式单一、效果不好。当时，利用外资的形式，一般仅限于对外借款和“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样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

这种局面，到1984年实施进一步开放后，才有了转变。那几年，青岛利用外资水平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到1992年底，全市共批准利用外资项目1942个，总投资额达到34.29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4.8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23亿美元。

1988年，国家又批准青岛外贸计划单列，赋予自营进出口权。青岛的对外贸易实现了由单纯收购型向出口经营型的历史性转变，青岛对外贸易史由此揭开了崭新一页。同年又成立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和8个外贸进出口专业公司，并先后批准19家生产企业自行开展进出口业务。在获得自营出口权的头5年，青岛已累计出口创汇19.55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30%，大大高于同期全市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从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开始，到1986年，又批复同意青岛于次年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以及后续的几个动作，青岛的对外开放在紧要的几步处，都走得很好。

也正是由此，成就了今天的青岛。

（讲述人郭松年，时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0年7月至1992年3月，先后任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本刊记者根据郭松年口述内容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