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古代的团队一直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难题，就是“不设防”。从逻辑上讲，只有完全不设防，才可以全神贯注于事业。尤其是现代团队，成员间不设防是一个重要标志。马斯洛在论证自我实现者的表现时，阿吉里斯在论证组织学习时，都对此有相应的说明。尤其是阿吉里斯指出的“习惯性防卫”问题，正是团队能否形成的一个关键问题。

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团队，即便是评价极高的团队，都难以做到不设防。现实状态的差距何在？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古代的互信和设防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中国人都熟悉一句俗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古代的团队领袖来说，这句话的前半句无足轻重，后半句至关重要。当然，如果没有前半句铺垫，那就变成了另一种形象——小说中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就是颠覆前半句并扩展后半句形成的。然而，如果谁要严格遵循形式逻辑推论，既然没有害人之心，就不再需要有防人之心，那恐怕人们都会嘲笑他是天下头号傻瓜。所以，这句俗语在实践中是凡人都遵循的。而遵循这一俗语，就意味着在你的头脑中对人的基本假设是：自己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

实际上，这一俗语来自于人们对群体关系的实践认知。古代的团队从聚集人气的角度讲，肯定是从鱼龙混杂的群体中逐渐筛选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群体，防范其中的某一成员侵犯另一成员乃至侵犯整体权益的行为是必需的。群体经过不断招兵买马甚至招降纳叛，同时又不断淘汰出局，直到最后形成相对稳定的团队，团队领导人在这一过程中若不保持高度警惕，就是失职。

经过大浪淘沙的过程，团队的核心骨干已经明确，这时是否还需要保持防人之心，就值得斟酌了。如前所言，古代的团队，其信任和认同不是直接针对所从事的事业，而是所追随的领袖，因此，只有人心的凝聚而没有事业的凝聚，在利益诉求、个人目标方面，难免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意或者无心“害人”的情况发生的频率不会很低。所以，继续设防仍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时的设防，领袖人物必须把握好尺度，不能因为设防而“冷了弟兄们的心”。水泊梁山以义相聚，却在招安问题上发生分歧，就是从宋江对不赞成招安的兄弟们防备过于明显开始的。真正考验团队领袖的难点，是既要防范成员，又要信任成员，在防范与信任之间恰到好处，做得不露痕迹。因此，中国人赞扬领导水平高，往往侧重于这一表现，而对专业能力等则忽略不计。

设防与信任之间的微妙平衡，催生出了曹操这类领导人。如果说三国时期蜀汉和孙吴（尤其是刘备）没有能够把情感因素排除在战略之外，从而导致了重大失误，那么，曹操就把设防与信任的关系发展为“暗防明不防”的权谋手段。曹操对他的手下，哪怕是久经考验忠心耿耿的手下，也无不在暗中设防。然而在明面上他却要表现出充分信任，并不断辅以“卖萌”式的信任表演。例如，在打下袁绍之后，缴获了大量曹军部将与袁绍暗通款曲的信件，在众人惶惶不安时，他将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以示对众人的信任。曹操的部下是否真的相信曹操没看过这些信，只有天知道。然而，哪怕心中认为曹操已经看过这些信，也会因曹操的举措而更加感恩，死心塌地。这样的手段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却需要运用得当。用得不好，有可能增添部下的戒心，削弱团队的凝聚力，乃至伤害到领袖的权威。凡是在团队中使用权术者，应当看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危险性。

（摘自《发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