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珞

分工越发达，带来的道德风险就越多。进入高度互联时代，道德风险也以网络效应的速度和规模在增加。

谈到经济发展和道德的关系，就应该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是由越来越发达的分工带来的。分工的核心是专业化，专业化带来效率，专业化说明对于某一专长的信息和知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具有排他垄断性质。这应该就是信息不对称的来源和本质。

很多人一听到不对称就以为这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就会想当然以为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将不对称的信息搞对称。其实，这是对信息不对称的误解。信息不对称和分工是相辅相成的，有效的市场就是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达到资源的最优分配。

信息不对称理论在解释分工的同时也提供了对于商业道德的观察视角。尊重分工，就要尊重它的空间（discretion），也就是发挥基于特有信息（肯定是不对称的）的决策功能，否则系统就会失去效率，但这也同时会带来商业道德风险机会。商业上的不道德就是由分工一方利用信息不对称而有意造成其他人福利下降。所以，分工越发达， 带来的道德风险就越多。每一个分工岗位都有道德风险的机会，是不是会发生道德问题，取决于分工一方有意识的道德操守、诱惑或者压力的大小，被发现的概率以及违规一旦被发现的成本。

从分工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和道德风险的两难困境。有意思的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同时也是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他当时大概已经察觉到分工和道德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在他的墓志铭上将《道德情操论》排在了《国富论》前面。

笔者从事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咨询，从刚开始迷信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到后来发现治理结构效用其实十分有限。葛兰素史克（GSK）等国际产业巨头何尝没有完备的制度，它们企业内部的分工监督机制都是十分成熟的。但是即使企业有极强的治理结构，分工所必需的专业化和相对应的授权还是会留下极大的道德风险空间。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企业和股东的距离越来越远，资本市场使股权越来越分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授权已经非常复杂，唯一确定的是被授权人和最终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投资人越来越远，职业经理人的利益诱因和机会使他们很容易做出道德上出轨的事情。这使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治理结构对于当代经济的道德风险控制已经无能为力了。

由于在信息传播和分享方面的高效，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带来的网络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分工。这同时也意味着道德风险以网络效应的速度和规模在增加。

网络效应说的是网络时代里，新的商业模式无法预见，每两个节点的组合都代表着各自背后无限的网络集群组合的可能，带来机会的同时，风险也是极大且无法预估的。如今，一个键盘指令对经济可能带来的损失，其规模足以让摧毁欧亚文明的成吉思汗铁骑汗颜；即使是上个世纪一个强国的军队造成的破环可能也超过不了那些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的黑客或者利用信息和技术损人利已的金融公司所能带来的破坏。1995年，有230多年历史、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按核心资本排名第489位的英国巴林银行，因操作员的道德问题，造成9.16亿英镑的巨额亏损，被迫宣布破产。后经英格兰银行的斡旋，荷兰国际集团（lNG）以1美元的象征价格完全收购巴林银行。2001年，世通公司被发现，与扩建电信系统工程有关的大量费用没有被作为正常成本入账，而是作为资本支出处理，这一会计“技巧”为世通带来了38亿美元的巨额“利润”，后又发现，错账假账使该公司财务丑闻涉及的金额增加到90多亿美元，企业破产。有学者估计美国每年由于商业道德造成的损失在1.2万亿美元以上。

道德崩溃不分国界。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哪些地区经济最活跃，哪些地区就有更大的风险。即使是有着发达传统商业道德国家，社会也面临着极大的道德考验；而那些商业道德本来就欠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地区，由于这些政府往往同时身兼裁判和运动员身份的地区，事态可能会更加严重。即使企业可以做到独善其身，也无法避免社会分工带来的企业合作风险。根据美国的统计，90%的商业道德事件都与第三方有关。葛兰素史克案也是因为第三方。

从分工理论角度看商业道德风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现在政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道德领域的规范方面了，如安然和世通事件就带来了著名的萨班斯法案。这是因为商业道德责任后果实在不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个人所能承担的了。虽然政府的介入不是经济学家所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