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至1948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运动，对胡适校长的言行很关注。他在学生集会上的讲话，我大多在场；他在北平的讲演，发表的文章，记者采访他的报道，我都注意看。他在北大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大洋彼岸归任北大校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北京大学准备迁回北平复校。当时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的蒋梦麟已在1945年6月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不能再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院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商议，请他接任蒋梦麟的职务，傅没有答应，却推荐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任北大校长。他认为：胡适一贯拥护统一，反对封建，虽与政府议论有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会助于国家。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而情形比抗日前更为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禅于大局多矣。

1945年9月初，国民政府颁令，同意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未回国就任之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和北大教授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贺麟等皆给胡适去电和写信表示欢迎，并建议胡适在美多聘请优秀学者担任北大教授，充实提高北大的教学队伍。胡适很快回电接受了任命，并向在美国的饶毓泰、杨联升写信，请他们推荐著名学者到北大教学。饶与杨向胡适提供的名单中有著名学者张文裕、彭恒武、马仕骏、张宗耀、汪敬熙、钱学森、马大猷、郭永怀、黄昆等人，皆为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两人还特别提出要请钱学森任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任电机系主任。胡适看了非常高兴，很快给钱学森写信，聘任他为北大工学院院长。但因钱学森不能回国，胡适改请马大猷任北大工学院院长。

1946年7月5日，胡适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南京会见蒋介石、朱家骅等人后，于1946年7月29日乘机飞到北平，入住红楼附近的东厂胡同北大宿舍内。胡适到北平后，傅斯年连忙向他介绍复校的准备工作。不久，交接会召开，会上胡适对傅斯年代校长的复校筹备工作非常满意，倍加称赞，深表感激。

集聚强大教授阵容

秉承蔡元培办学方针

胡适上任校长之后，紧张筹办北大的开学工作，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召开了16次行政会议，决定了北大的建制、各院系教授的聘请。行政会议一致同意把北大办成集文、理、法、医、农、工六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宣布聘请汤用彤任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任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任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任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任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任工学院院长，樊际昌（后为郑华炽）任教务长，陈雪屏（后为贺麟）任训导长，郑天挺任秘书长。不设副校长，聘邓广铭副教授为校长兼职秘书。行政机构简练，教授阵容强大。

胡适很重视尖端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他积极筹划在北大成立原子物理研究所，曾经开了一个成员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马仕俊、袁家骝、吴大猷等9人，都是这方面第一流的专家，拟请他们来北大任教。他向国民政府要经费，见国民政府不予理睬，便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该会拨了10万美金。他打算把这笔钱用在原子能研究上，1948年汇给在美国的吴大猷、吴健雄两人，请他们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但形势变化太快，还没来得及购买，北平就解放了，后来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

1946年10月10日，北大在四院国会街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大师生2000多人出席。胡适穿长袍马褂主持会议，并作开学讲话，阐述了他的办学方针和宏伟抱负。胡适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北大48年的历史，缅怀了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方针和业绩，表示要继承蔡元培制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努力把北大办成一个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的一流大学，使它成为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他说：自由是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和压迫的，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一精神，但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还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活动，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不要干扰学校。”他沉重地说，“党派不要在北大活动，不要毁了北大，毁了这一个再过多少年都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他讲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反对国民党在校内设立区党部，干预北大校政；二是反对共产党、民主同盟像在西南联大那样倡导自由、民主，开展爱国民主学生运动。胡适最后说：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句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愚”。他的用意非常清楚，要北大学生埋头读书，不要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

开学不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教授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著名教授、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政治系主任钱端升等也多次发言，鼓励师生高举“五四”民主、科学大旗，坚持北大的光荣传统，捍卫自由民主。在广大师生的要求之下，胡适不得不重申，在他任内，允许校内的讲课、选课自由，师生在校内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学校不予干涉。这个许诺得到了实现。教授有讲课自由，学生有选课自由、旁听的自由，课堂对外开放，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许德珩教授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樊弘教授开《资本论》，吴恩裕教授开《共产党宣言》。北大校园里顿时呈现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情景。学生进步社团纷纷建立，仅在沙滩文、理、法学院就建立了30多个，会员有近千人。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竞选产生，自行决定一切活动，北大当局不予干涉，社团、自治会可自由出版壁报刊物。校园成了自由读书，自由讨论各种学术、政治观点的场所，呈现出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景象。同胡适的愿望相反，北大学生不愿死读书，非常关心政治，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使北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坚强堡垒。

在沈崇事件中

支持学生抗议游行但反对罢课

1946年12月24日夜，北大女学生沈崇在东单广场被驻华美军、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士·皮尔逊强奸，这一事件激起了北大和北平各大学学生的愤怒和抗议。12月30日，全北平大中学校1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游行，高喊“严惩美军凶手”，“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声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全国汹涌开展，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要求驻华美军撤回去的高潮。

事发时，胡适在南京参加会议，不在北平。他知道这一事件后，在南京会见记者时表示：“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还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国民政府要他回北平设法平息学生运动，以防事态扩大。胡适改了调。他在12月30日游行那一天回到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北大教授和他对此事都非常愤怒，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耽误学业却不妥当。他秉承国民党官方意志，说“这一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则是一个政治问题，两者不可并为一谈”。他讲这话，曾受到北大同学当面质问，同学问他：“驻华美军强奸女性不是一件，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美军开军车碾死中国同胞也不断发生，这都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军驻华造成的惨案，你说说这是不是事实？”胡适很尴尬，避口不答。

1947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此案时，胡适请了北大法律系教授作沈崇的律师，他不顾朱家骅的劝阻，出席审判会。当军事法庭在强有力的证词证据面前不得不宣判皮尔逊犯了“强奸罪”时，胡适同在场的人握手祝贺。后来，美国海军部取消皮尔逊的强奸罪，胡适表示很失望。

同情学生要求

对学生运动采取缓和方针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北大学生生活分为两种情况：原在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的同学，继续享受“贷金”（称贷金，贷而不还，实际上是发的伙食费），这一部分同学的食堂吃的较好，主食吃大米、白面；原在北平读书，由临时大学分配到北大的同学，生活清苦，没有“贷金”待遇，交不起昂贵的伙食费，大多在贫寒食堂吃饭，天天吃窝窝头。国民党员、训导长陈雪屏抓住这个问题，指使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学生散布诽言，分裂同学，制造“黄白矛盾”。对此，原西南联大的同学推出胡邦定为代表，主动团结原临时大学的同学，共同组成代表团，在1946年10月中旬向胡适请愿，陈述原临大的同学生活清苦，要求北大对同学同等待遇，凡是北大同学都享受“贷金”。胡适静听了代表的陈述，对代表们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作主，要同北大有关的负责人一起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先等一等，有了决定我就通知你们。”不到一个月，11月中旬，学校通知：凡北大同学都可申请“贷金”。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解决了同学的困难，更增强了这两部分同学的团结，粉碎了陈雪屏挑拨南北同学不和的阴谋。

1947年5月，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物价飞涨。大多数公职人员、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北大也不例外。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每月工资28万法币，折合美金100美元，到了1947年4月，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胡适说：“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唐世英写信说“现在我成为贫士了”。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补助他家用。连胡适都这样，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向达教授气愤地说：“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二十年的发展。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光了。”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职员生活不下去，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朱坚决挽留，他才又勉强干下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待遇。这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不能阻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要和缓处理。他对北大同学表示：“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继“五二〇”游行之后，学生又接着罢课几天，延续到了5月23日。他又对学生说：“反饥饿、反内战是你们对现实不满的反映，但长期罢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继续罢课会发生更大问题，希望同学早日复课。”当时有一部分激进的同学，通过华北学联向全国各大学号召在6月2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全国罢课、罢教、罢工、罢市运动。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惊，通令全国各地严加防范，武力镇压。面对这一形势，胡适非常焦虑，怕在这一天发生流血事件。他向北大学生自治会建议：“你们在6月2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去游行。”这一天，北平的专科以上院校大门都布满了军警，北大校门口堆起了沙包、铁丝网，架设起机关枪，装甲车在校园四周行驶，如临大敌。这一天，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决定不上街游行，改在校内民主广场举行纪念民主烈士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请胡适、周炳琳、钱端升、杨西梦等教授到会讲话。胡适出席并作讲话：“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出来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一改革的责任就落在学生身上了，中外历史皆是如此。这次你们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你们很有理智，很有秩序，能收能放，今天你们决定不游行，就是很理智的行动。”他的讲话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复课了，北平也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北平反动当局受令，要在全市大专学校逮捕学生。8月19日清晨，北平11所专科以上院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报纸上二次公布了名单，要上了名单的学生到特刑庭报到，不去者一律由军警进校捕人。上了名单的324名学生，都是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其中北大最多，有93人。北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决定，把上了名单的同学迅速秘密送离北大。19、20、21日这三天，北平有10所大专院校，国民党军警都进校进行了搜查逮捕，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也不例外，唯独北大还没有军警进校捕学生。北大学生自治会开会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因为胡适知名度高，北平国民党当局一时不敢贸然行事。自治会当即决定，立即组织同学向胡适请愿，请他出面交涉，阻挡军警进校捕人，保卫北大尊严。8月21日下午，200个同学组成了请愿队，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从沙滩出发，打着小旗，高呼口号“反对军警进北大捕人”、“拥护胡校长保护北大尊严”，然后进了胡适住宅的院子里。当时胡适很惊惶，脸都变色了，不知同学们要对他干什么。他连忙走出房子，请自治会代表进屋谈话。当听到自治会代表向他提出的要求后，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说：“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凡上了名单的同学都要离开北大。”

请愿队离开胡适住所不久，北大训导处贴出了一个布告，要求上了名单的学生一律离开北大。8月22日上午，训导长贺麟到三院、西斋、红楼、灰楼的学生宿舍查看了一番。8月23日，胡适给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北平特刑庭要传讯的北大学生，经贺麟训导长查看，全校遍觅不见一人。”24日上午11时，北大各个校门的军警就都撤走了，同学们纷纷涌向民主广场，高兴地互相握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光明赞》庆祝胜利。这次胡适出面，成功阻挡了军警进校捕人，保护了北大的尊严。

信仰自由主义

主张民主政治

胡适在北大任校长期间，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积极宣传自由主义，主张民主政治。

胡适于1947年8月1日在北平电台作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他认为，世界文化的趋向有自然趋向和理想趋向。自然趋向就是世界文化渐渐向一个方向发展，它是自然形成的。自然趋向中有几个共同的趋向和共同的理想目标：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三个理想目标是三四百年以来世界人民追求的最大目标。我们要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

胡适讲演之后，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写了一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的文章作为答辩。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中国人民在今天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民主自由的潮流是我的基本立场。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的民族精神。1948年9月4日，胡适又在北平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演讲，说自由主义首先是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只有实行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多党制，容忍反对党，尊重在野党和少数人民的意见。

不去南京做官

匆忙逃出北平

蒋介石1947年曾请胡适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不答应。1948年又请胡适当总统候选人，胡适坚决推辞。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大失败，在经济上也面临大崩溃。在严重危机时，蒋介石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意见，派陶希圣在11月1日飞到北平请胡适代替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收拾残局，亦遭到胡适拒绝。

11月3日，胡适接到朱家骅部长电令，令他带领北大著名教授，把贵重图书、仪器迅速迁到南京。消息传出，很多教授表示反对。11月5日，许德珩教授把我叫到他家里，单独和我谈话，对我讲了这件事，说你们同学要赶快行动起来，反对北大南迁。我从他家里出来，立即找到北大共产党南系地下党总支书记肖松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肖松同志立即召开总支会研究紧急对策，发动全校师生反对北大南迁。北大迅速组织护校组织，积极反对南迁，并派专人把贵重书籍、仪器保存起来。11月22日，胡适主持召开教授会，会上一致反对南迁，朱家骅这一阴谋完全破产了。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筹划了很久。12月13日，他写好一个演讲稿，准备在会上讲。正是这几天，军事形势变化很快，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怀柔、昌平等，包围了北平城。12月14日，胡适接到陈雪屏南京来电，说已派专机到北平接他夫妇飞往南京，希当日成行。当天下午，胡适夫妇乘汽车出城到南苑机场，在宣武门因没有特许证，被守卫军人拦阻未能成行，退回到家中。晚上，胡适接到傅作义电话，告之蒋介石派了专机接他飞往南京，准备12月15日成行，要他做好准备，15日上午先请他到中南海，然后派专人送到南苑机场。15日上午，胡适夫妇带着北大教授毛子水一起到了中南海，下午从南苑机场飞到南京。临走前，胡适给汤用彤、郑天挺教授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立即到南京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北大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我走了，绝不忘掉北大。”12月17日，由汤用彤主持，在炮声隆隆中，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这一天，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他在会上痛哭失声，没有多讲话，只说：“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

胡适在南京没有多住，于1949年2月初到了上海，4月6日即登船去了美国。1958年8月，胡适回台湾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年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60周年，他在台湾北大校友会的集体会上讲话，缅怀了蔡元培校长对北大的功绩，说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把北大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学，北大的精神和校风是蔡校长建立起来的，他树立了北大精神，最重要的是高尚纯洁、兼容并包、合作互助、独立自由、实事求是的精神。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逝世，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南港旧庄墓园。按照遗嘱，他的遗体盖上了北大校旗。墓碑上刻了北大校友毛子水写的一段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摘编自《北京党史》2013年第1期，作者马句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离休教授。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