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唐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个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工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约28年后，我在北大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七十多岁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提到好几次“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地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又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则没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