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下一杯祭酒之后，人们在古老的吟诵声中杀牛宰肉，刷好一口口办酒席用的大铁锅，背来一篓篓柴火煮开苞谷酒，给新郎穿戴上鲜艳的新衣新帽，怒江边云雾中的傈僳族小村庄正在举办小伙子木扒的婚礼。怒江河对岸的新娘正坐溜索横跨奔涌不息泥沙俱下的水流去过门，她越滑越远，留下不肯离去的阿妈坐在岸边抹眼泪。送亲的队伍走在悬崖凿出的栈道上返家，“客人请别走，再玩一会儿吧，你们走了，我们就玩得不开心了”，男方家接亲队伍的歌声回响在山谷和农田间。这是刘杰导演的电影《碧罗雪山》的开头，这部反映云南怒江傈僳族生活的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纽约中国电影节、悉尼中国电影节都得到了极大肯定。

这样的少数民族婚俗场景，在仅仅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退化”，婚俗的仪式一减再减，打麻将成了最大的娱乐项目。

2001年，我国在“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截至2011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村庄的消失速度相当地惊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公开场合指出，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减少到270万个。10年内，90万个村子消失了，相当于每天有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这些自然村中包括众多文化历史悠久的古村落。他说，从来没有村庄史，所以消失了什么样的村庄，从村庄中消失了什么，没人能知道。

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冯骥才认为，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一些农村确实自然条件艰苦，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二是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定居；三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政府行为，撤村并点力度强大，是直接导致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的最主要缘由。

“城市化、城镇化是乡土文明被毁坏的过程。”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村建设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分析，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最近几十年，主流价值观认为农村文明、农业文明是没有价值的、落后的，农村传统代表着封建、落后和愚昧，不是先进文明，应该被“化”掉。这样的价值观主导了消灭农村和农民的行为。

城镇化的变迁使刘杰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为电影《碧罗雪山》取景。2009年春天，刘杰发现怒江沿途民居有了很大改变。傈僳族历来的民居都是千脚落地的竹楼，地板是竹编的，房顶是茅草的，冬暖夏凉。据说后来某个领导去视察后说：“新中国成立多少年了？我们还住着茅草房？拆了！”当地没有建材，只好把竹楼改成石棉板盖顶、灰渣空心砖垒墙的刺眼白房。

某位部级干部也遭遇了城镇化的情感创伤。他告诉李昌平，回乡后看到面目全非的故乡，跑到祖宗坟头去哭了一场。当地官员安排接待用餐，他沉默了一下午没说话，最后说：“我还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酒？我杀你们的心都有！”

还来不及吸取三十年城市化磨灭城市记忆、城市情感，最终造就“千城一面”的教训，城镇化浪潮已经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袭向乡村。

晴耕雨读、解甲归田、叶落归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中国人最诗意和温情的生活方式永远无法离开乡村田园背景。而现实是“美丽乡村”已成概念，“千疮百孔”才是现状。工业品下乡、遍地垃圾、土地有毒、河流污染、癌症村频出，婚丧嫁娶的仪式、各种节日传统不断简化消失，教育和生活分离，学生们知道北京天安门有什么，却不知道家乡有什么。农业比较效益一直下降，农民纷纷出外打工，农村里只剩下小孩、老人……

李昌平说：“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主流文明对农村文明的歧视，把农村人的文化自信消灭掉了。我们本来可以在低耗能低消费的农村生活方式下生活得很幸福，但为了追求所谓的现代农业，我国占全球7.8%的土地使用了全世界35%的化肥。我每天在北京的消耗是我在农村父亲的50倍甚至100倍，这样的大城市发展模式真的可靠吗？如果能多一些对家乡的认同，多一些传统农业文明中对环境、资源、人和生产方式的反省，而不仅是为了一点小钱，农村环境也不至于破坏得这么厉害。”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村落，中华文化如何依存？”冯骥才沉痛地说。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2008年“5·12”特大地震中，大禹故里——北川县禹里乡得到了格外重视，冯骥才对温家宝总理说：“需要重视的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我们中华民族怎么能没有这样的村庄？”据说，温家宝总理为之动容。

发源于唐古拉山的怒江奔涌而来，碧罗雪山与高黎贡山隔江夹峙，住在大山里的傈僳族出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溜索，将自己系在一根纤细的钢索上，利用高度的落差滑向对岸，祖祖辈辈都是如此，这也时常成为影视剧中的奇观。在小说《碧罗雪山》中，敢独立过溜索几乎是傈僳族人的成人礼。但其实溜索是很危险的，尤其江水上涨的时候，有时溜索的人位置过低，一旦碰到江水，巨大的冲击力就足以把人卷走。

所以影片中的村民一直盼望着能搬出去，此时木扒因为偷剥了国家保护植物红豆杉树皮而被抓。为救儿子，木扒的父亲三大坡要把女儿吉妮嫁给村里的混混阿达换取彩礼。吉妮偶尔听到青梅竹马的恋人迪阿鲁说如果熊咬死了一个人，政府会赔偿4万元。在出嫁的清晨，她盛装打扮，离开村子找到熊群，消失在了烟雾迷茫的大山里……

拍电影的人和电影中的人一样困难重重。为了拍影片开头的杀牛，刘杰向村

里人买牛，但全村没有一户人家肯把牛卖给摄制组，只能到外面买后再拉回村里。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花50块钱能很容易地找到群众演员，但是在那里不行。原定演老祖多利拔的老人听说剧中角色以熊为祖先死活不演，因为在村村有教堂的丙中洛，他们信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这些演员没有现代社会的职业感，如果心情愉快，天气合适，他们就演一演，不过说不定明天他就不来了。导演无法拿任何东西威慑他们。最后饰演老祖多利拔的演员积阿迪接到演出报酬时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第一次见到一百块钱的钞票。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吃过一滴油，但从来没有病过。”在这么一个对钱的数量没有概念的村庄中，如果拍到一个老乡家门口，很可能他一开口就找你要500块钱，但这件事却可以用两块钱的一瓶酒搞定。

这样一个我们曾经很熟悉、现在很陌生的非商业化乡土社会中隐藏着一种令人幻想的温暖。刘杰说，“我是很伤感地看他们的处境，但还是怀念这些即将失去的东西。”

影片结尾，面对云雾缭绕的群山，多利拔老人只留给观众背影，他向山林深处的神灵祖宗祷告：“神啊，祖宗啊，请保佑吉妮，她是爱你敬你的人。神啊，祖宗啊，原谅木扒吧……”这一次，固执的他终于同意离开，这个傈僳族部落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子，整体迁移。

刘杰说自己在影片中表达了“我的困惑，个人的忧愁”，一方面是现代文明不断蚕食着古老的传统，一方面却是不适合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带来的现实的贫穷艰苦生活。外部环境在改变，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矛盾，老人想守住传统，但同时现代化也并不是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在年轻的一代里，传统的东西弱化了，他们对外面充满了向往。

（本刊记者 陈雪编辑整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