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是广大农民的自发行为，是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是农业集约化的关键，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在风起云涌的土地流转热潮中，种种乱象也渐欲迷人眼。

土地流入易 产业转活难

2013年5月9日，在山东省枣庄市领导考察后的一个多月，身背1090亩土地流转抵押贷款的“山东省优秀诚信农村经纪人”邵长宝跑路了。

2005年，邵长宝成立了银苗兔业。2012年初，枣庄被划定为农业部的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主要担负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之后不久，从无大规模种植经验的邵长宝成立了 “银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自任理事长并实际一人控制合作社业务，在2012年6月间流转土地1600多亩。邵长宝给出的土地流转条件十分丰厚：每年“芒种”前后支付每亩租金1000元，村里人到他的兔子厂和地里打工，给出日工资50—80元，卖力的员工还能得到印有“银苗兔业”标志的电动车一部。

2013年2月，以“左手保右手”的方式，邵长宝以银苗兔业作为银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担保，顺利拿到峄城区农村信用社的300万元土地流转抵押贷款。但因种植失败，在头一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诚信农村经纪人”的邵长宝，在第二年却成了当地流转土地抵押贷款的“跑路第一人”。留在他身后的，是80万元的农民工资和300万元的土地融资债务，以及被扣押在银行的金陵寺村1000多亩土地使用权证。

这一案例中，有两点值得质疑：

一：在利用土地抵押贷款之前，邵长宝已有200万元银行欠款，但首次资质审批竟然通过，这说明，信用社、经管站、村干部、融资担保公司都未能把好资质审核关。

二：邵长宝利用由妻子任法人的“银苗兔业”担保自己欲申请贷款的“银苗粮食”，本身就不合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金陵寺村多位村民表示，尽管盼望再有人来流转土地，但他们再也不敢只收一年租金了，“起码一次给足三年五年”是村民的共识，而这无疑会大大占用后来接手者的流动资金，叠加还要为邵长宝偿还300万元债务，以及债务还清前该村土地不能像枣庄其他农村土地一样流转后申请抵押贷款的因素，金陵寺村土地的再次流转，显然困难更大、机会渺茫。

比山东枣庄的邵长宝跑路案件动静更大的，是湖南省长沙县烜赫一时的圣毅园农庄。之前做房地产生意致富的湖南长沙县人周猷庚，于2008年签订土地流转面积达1万亩，平整耕地8100亩，2009年被长沙市政府列为“长沙市农村土地流转综合配套改革示范点”。

周猷庚1万亩土地的流转期限为18年，流转价以稻谷650市斤/亩标准折合当年市场收购价支付。但好景不长，因管理跟不过来，资金出现瓶颈，2011年即陷入困境，难以为继。把土地流转出去、在农庄打工的农民因无法领到工资，在“问政湖南”网站上给镇政府留言寻求解决，但镇政府给出的答复也只能是：“至于农民工资，确因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而暂未支付，政府支持你们以合理、合法途径索要工资。”

周猷庚的农田整理是高标准的，并给当地的村庄环境带来了明显变化，一开始很受当地村民欢迎。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他失败后，依然有当地村民怀念他。但无论如何，不懂农业的他凭着一腔热血投身这个风险极大而脆弱的产业，还是使自己血本无归，也使打工的村民拿不到血汗钱。

对于周猷庚的失败，一名长沙县的农业部门负责人尖锐地指出周的不足，“因为他是房地产出身，对农业经营经验不多，无法预知具体的风险。”

土地流转易，产业转活难。这些投资农业失败的案例，给那些急匆匆要去农村大赚一把的投机者和兴冲冲要去农村创业的投资者泼了盆凉水：做农业，急不得。从农业上赚钱，没那么容易。周猷庚曾经说，他也知道做农业风险大，但他准备用60%的资金发展农业，40%的资金发展房地产，用房地产来补贴农业的发展。试问，这种东墙补西墙的补贴，能坚持多久？

邵长宝和周猷庚的流转初衷，我们不得而知。他们究竟是“为融资而圈地”，还是“为生产而流转”，对于这两种结果相似、初衷殊异的行为，地方政府理应加强甄别，万不可为追求政绩而放松警惕，致使政绩成为败绩。

狼狈为奸 农民遭难

2008年的最后一周，河南上蔡县农户张保国的养鸭场连续遭到数次袭击，“十几号人手拿铁锨、大锤，见墙就砸，见房就拆；我们上去劝止，这些人冲我们喊：‘我们都有艾滋病啊，碰着哪儿了，莫怪我们！”

上蔡气候比较温和，适合发展养殖业。在农业、畜产部门的支持下，上蔡有不少农户通过自愿流转的方式，租用邻近村组的土地搞养殖，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但因这里地段好，发展住宅楼升值潜力大，当地政府便连哄带骗，诱使不少村民以每亩22500元的价格转让了自己的承包地。张保国、吴俊良等一些养殖户不愿签字，遭遇了野蛮拆迁。

“每亩地一年按1000斤麦子算钱，听起来不多，可是总能保我们一家五口的口粮，为2万块钱把地一下全卖了，有个啥事儿这钱花完了，以后可咋办？”吴俊良说。

这一案件漏洞颇多。要建一砖厂的该地段本属耕地，要变成建设用地，需要经过省里的审批，但县国土资源局并未报批。而信用社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就为村民发放了征地补偿。在张保国、吴俊良等人不愿搬迁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出动人力大打出手。这一系列做法，违背了土地流转的自愿原则，流转程序更是不规范。不仅属强制流转，且存在暴利行为，相关部门不是权为民用、利为民谋，而是以权谋私、横行乡里，严重败坏了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endprint

“尊重农民意愿，人人都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前乡村治理格局下，农民的意愿很容易被能量比他们大得多的工业项目、建筑项目所扭曲、所遮蔽。”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如是说。要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土地确权是一个办法。但一纸红色的确权证书，就能保证农民合法的土地承包权今后再不被侵犯吗？恐未必。问题的实质，恐怕还应该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

土地是香饽饽，已经成为土地投机者的共识。2012年9月27日，记者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农地制度改革与三农发展论坛》，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论坛发言时，激动地说：“我最近跑了几个省，真是越看越害怕，现在资本在农村抢地都抢疯了。”他“抢疯了”的话音刚落，台下听众就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听众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合作社的农民。

我国农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为资本占有农民土地设置了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基本权益。在去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而类似台湾、日本的土地私有性质，则容易使得农民在不利状况下失地。在中国，可以说，如果没有基层政府的配合，对农地有疯狂野心的资本便难有作为。但目前，官商勾结的强制流转并不鲜见，就连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大幕的小岗村也未幸免。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以按手印的方式，表达了希望自己经营土地的愿望。30多年后，他们再次以这一中国农民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强制流转的抗议。严美昌，小岗村当年18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以顺口溜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手中有地种不稳，四处老板来划分；东挖沟，西扒豁，良田变成茅草窝。”

对此，有微博称：“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何去何从？多年不公开账目，强征土地，殴打村民，当年按手印承包带头人@小岗村严宏昌等人被全面控制，金钱贿赂妖风四起，糊弄几任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领导来视察，异议分子被控制在家。据@小岗变变变 反映：大批警察、执法队、干部强占大包干带头人宅基地，声势浩大堪比鬼子进村。”

在这里，公众不禁要问，是谁，把鬼子引进了村？是谁，为了在虎视眈眈的资本面前分一杯羹，而置农民的权利于不顾？

骗招竞技 花样翻新

在多家网站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秘笈：“玩”转土地（土地经营）的九种绝招。在此略举几例：

第四招：偷梁换柱，变相租给城里人。化整为零，变成只有几分地的城里人开心农场，每分地租500元以上；偷梁换柱，温室大棚变城里人的乡间别墅，收益更高！

第七招：扭转乾坤，别人投资我圈地。搞一个农业科技项目、编一个科研报告，“忽悠”政府低价给地，高价评估；“忽悠”投资人投大钱占小股。

第九招：钱更生钱，大家攒钱我掌控。注册一个合作社、引几个技术、写一个规划、做一个产业、建一个新村、画一个蓝图，用农民每家不多的钱、攒一个几万户的资金互助。农民又得利、又得产、又得房；合作社又得钱、又得业、又得名。几个主要负责人名利双收，呼风唤雨！

……

“玩”转土地的绝招堂而皇之地被多家网站转载，可见农村土地的诱惑力之大。老实的农民与精明的商家过招，后果可想而知。

在此，记者不禁想到了一则关于骆驼的寓言。

主人牵着骆驼行走在沙漠上，天气冷了，主人睡在帐篷里，骆驼不甘心。第一晚，骆驼说：“尊贵的主人，我能否把我的一只腿伸进帐篷取暖？”主人答应了。第二晚，骆驼要求再进来一只腿，主人看看地方还够，又允许了。第三晚，骆驼说：“尊贵的主人，您要是允许我再迈进来一条腿，我就能更暖和点”，主人就往帐篷的一角缩了缩，迈进了第三条腿的骆驼，已是大半个身子进入了帐篷。第四晚，骆驼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整个帐篷，主人被挤到了凛冽的寒风中。

在土地流转中，农民会不会也因自身识别能力不高，而被“骆驼们”步步紧逼、排挤到“帐篷”之外？

据报道，在一些地方，土地中介人已成为一种新兴职业，他们指导投资者找到五个身份证注册一个合作社，然后便可以帮着流转土地，套取国家的补贴政策，在将流转到的土地加价出手后，又能大赚一笔。一位随相关部委参与过地方调研的专家直言，“现在等着钻政策空子的人很多，利用自身和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认为可以在改革中捞一笔，成立一个空壳合作社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倒买倒卖囤地等涨价。”

最近，因被网友举报拥有“百套房产、身家20亿元”而落马的东莞市原厚街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人大副主席林伟忠，在借地生财上就颇有一套。他先是违规获取使用社区集体土地建成房产；建成后，利用曾担任厚街镇城建办主任等职的职权，二次违规给这些违建房产办理了房产证等相关证明，以实现把违建“合法化”。靠土地敛巨财，林伟忠们可谓“生财有道”，但这条道是邪道，身后，是逃不脱的法律惩罚。

在一家农业网站上，记者看到了广东、四川、北京、湖北等十多个省、市的土地流转排名和数字，流转亩数竟然精确到了个位，排在第一的是广东省。抛开数字的来源、准确性先不论，这种不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就进行排名的做法，是否有点紧锣密鼓催行的态势？如若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喜人的数字、领先的排名、耀眼的政绩，而对土地流转大加行政干预、经济刺激，那么，流转中就难免出现问题、产生冤情。好“经”念歪，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在最近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现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炒作土地的现象，国家正在抓紧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遏制土地被转租之后非粮化、非农化，避免农地违法改变用途，打消人们的投机心理。

土地流转是方向，流转得当，物尽其用、得归其所，于国于民皆好。流转失控，则必殃民祸国。在这一趋势中，如何坚持流转的自发自愿原则，切实保障土地承包人的基本权益，是一件从土地转出者、到土地转入者乃至政府都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