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

1977年3月，长江边的南京还没有进入春天。在南京郊区一个荒凉的隔离的院子里，一场提审正在进行。

被提审的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坐在对面的，除提审员外，还有三个身份不明的人，他们着便服，外披军大衣，不提问也不记录，据称是从“中央专案组”来的。

其实，这三人根本不是来自中央专案组，而是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创作一部以林立果“小舰队”为题材的剧本。

其中，彭宁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副导演，36岁；何孔周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的编辑，被借调到长影厂写剧本，35岁；宋戈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话剧演员，借调到长影厂拍摄周予导演的《锁龙湖》，45岁。

两个小时的提审中，提审员的问题主要围绕林立果的小舰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又是怎么迫害老干部的等等。40多岁的张叔良回答得不假思索，一看就是已经交代过无数次了，说出的时间，常精确到某日几点几分。这些，对三位旁听者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第一手材料。

按约定，他们不能记录，但何孔周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不时偷偷在上面写上几个时间点和关键词，其他全部记在脑子里。

胡耀邦否决剧本

文革结束时，彭宁的业务已经荒废10年了。196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他，这些年一直没有拍电影的机会。而当时的长影厂，十分讲究资历，一个新人很难获得独立执导电影的机会。

当时，剧本是稀缺资源。有才子之称的彭宁，产生了自己搞一部剧本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与他同住在演员宿舍楼的宋戈。

“彭宁觉得，我自己写的剧本，总可以让我自己拍吧？他一开始想写文革，但文革这个话题太大了，不着边际。后来我说，我曾经有一个想法，可以写一写文革期间的总理，拍出来一定很轰动。”82岁、离休前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的宋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彭宁一下子被这个构思吸引了。他和宋戈商量了数日，决定写一个关于文革时周恩来如何保护毛泽东，尤其是帮助其专列摆脱小舰队的猎杀计划、安全回到北京的故事。当时这个故事在民间传得绘声绘色。“彭宁说，他文笔不好，我说我文笔也不行。”宋戈说。

于是，彭宁想到了一个人——他的老同学何孔周。高中时，彭宁从北京男四中转学到31中，认识了比他高一年级的何孔周。两人都在文科班，志趣相投，很快熟起来，并成为多年的朋友。

何孔周原本在北京183中学当语文老师，文革后被调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理论部工作。听说了剧本构思后，他表示很有兴趣参与。

彭宁向厂里汇报了剧本计划，立刻得到了大力支持。何孔周被借调到了长影厂，彭宁和宋戈则搬出了演员宿舍，住进了长影著名的小白楼——当时住在其中的，都是专为厂里写剧本的著名作家。宋戈有一天在食堂吃饭，遇到了一个当演员的朋友，对方问他最近怎么不见人，宋戈回答，自己住进了小白楼。“他们都知道小白楼意味着什么，我很是风光了一阵呢！”

没过多久，剧本大纲写出来了，取名为《共产党人》。彭宁提出，想去一趟北京，把这个大纲给“胡叔叔”看一眼。

彭宁的父亲彭加伦是老红军，文革前在教育部任工农教育局局长。上世纪30年代末，他和胡耀邦都在中共中央军委任职，他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胡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两家关系很好，彭宁打小就管胡耀邦叫“胡叔叔”。

72岁、如今任澳大利亚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的何孔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革期间和打倒四人帮初期，他曾经多次跟着彭宁，去胡耀邦位于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聊天。胡耀邦很有亲和力，乐于倾听下面的意见，曾就评法批儒、评《水浒传》等问题与他们这些小字辈进行了平等的深入交谈。

1977年二三月间，彭宁、何孔周和宋戈来到北京，在西直门的国务院招待所住下。

宋戈记得，这天傍晚，他们来到了颐和园边的中央党校，胡耀邦在一座两层小楼里见了他们。

彭宁管胡耀邦叫“胡叔叔”，其他人则称呼“耀邦同志”。胡耀邦听完他们的介绍后说，自己不一定赞同写周恩来，但他们可以把本子留下，他看后再提意见。

随后，胡耀邦还告诉他们，自己不久后将到中央党校上任，但要求他们不得外传，这次谈话也不能记录。

时间至半夜12点，会面才结束。胡耀邦找车将他们三人送回了招待所。

第二天早晨7点多，招待所的电话响了，是胡耀邦的秘书打来的，说胡耀邦连夜看了本子，要和他们聊一聊，让他们马上去一趟。

三人激动之下，立刻赶了过去。没想到，胡耀邦对本子提出的是否定的意见。“他说，这个剧写领袖，如果拍出来，可能会轰动。但是，他觉得我们不懂政治，本子写出来，有可能一举成名，也有可能一败涂地。这样我们就会犯错误。”宋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胡耀邦的这段话印象极为深刻。

胡耀邦建议，这个剧本不要发表，只留作纪念即可。

“七分钟事件”

剧本被否，只能另起炉灶。

他们想到，既然不能正面写领袖，那是不是可以换个思维，从反面人物的角度来写？当时最大的反面人物，当然就是林彪、四人帮。如果从小舰队的角度来写，不但同样可以写炸专列这些事，写周恩来保护毛泽东的故事，而且，故事更好看，对观众的吸引力更强。

彭宁的命运，不是第一次和林彪、四人帮等联系在一起了。

文革开始之后，彭宁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是轰动一时的骗斗彭真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此事的缘起，是1966年11月28日的首次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号召清算“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

第二天，彭宁与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剑英之女叶向真，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的丈夫刘诗昆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等人一起开会，落实大会精神。他们认为，虽然这四所高校直接归文化部管辖，但他们应该斗目标更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

彭真当时在位于北京台基厂的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彭宁、叶向真等进行了三天的准备后，于12月4日实施了抓斗彭真的行动。两辆载着红卫兵的车停在彭真家门口。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床榻上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此事被称为“七分钟事件”。

12月12日，这场四单位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行动，变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的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联合批斗大会。

1970年，开展了打击“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此时，中央对抓斗彭真一事的定性完全改变，认为不是革命的造反行动，而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帮”。

12月，彭宁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被抓。被抓的那一天，他正躲在何孔周家里。电影学院来人找到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要他下午去聊一聊。为了安慰他，何孔周陪着他，沿着家所在的西单达智胡同来来回回地走。彭宁自知这一去凶多吉少，拜托何孔周日后多代他去看看自己年迈的父母。当晚，他即被带走，在监狱关了11个月。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运动的方向转向了“批林整风”，斗彭真事件不了了之。彭宁被放了出来。

之后，彭宁和何孔周聊天时，开始反思文革。“‘亲密战友的孩子来刺杀主席，这个现象背后，该有多么深刻的原因！我们当时很受冲击，开始琢磨这个事情。”

如今，文艺界解冻。他们感到，把小舰队的故事写出来，正当其时。

空军副司令员开介绍信

写小舰队的故事需要体验空军的生活。1977年春节后，彭宁从长影厂开出了介绍信，通过文化部，找到了空军司令部。

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是老红军，跟彭宁的父亲彭加伦早就熟识。了解情况后，他答应帮忙，同意以空军司令部的名义出具介绍信，要求空军各单位配合。

彭宁、何孔周和宋戈首先去了北京军区空军。有这封介绍信在手，北空的人十分配合，并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讲述了林彪叛逃当晚发生的事情。他们还在北空的沙河机场体验了生活。

在南京军区，如本文开头所述，他们旁听了对吴法宪秘书张叔良的提审。工作人员还向他们讲述了为林立果“选妃”的一些细节。

随后，三人来到上海和杭州两地的空军招待所，就住在小舰队曾住过的地方。何孔周记得，上海的空军招待所，外面看着很普通，里面装修却很好，卫生间里还有一个大浴缸。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大多见过小舰队的成员，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所知的这些人的生活情况。

他们的最后一站是广州。4月的羊城已有入夏的感觉，三人从倒春寒的江南起飞，裹着棉衣棉裤走下飞机，从机场到省政府安排的东方宾馆，只有七分钟的路程，他们却衣衫湿透。

园林式的东方宾馆当年是广东最好的宾馆。他们去的4月，正逢广州的春交会。这个始于1957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总会引来大批外国人，每到这时，东方宾馆都会清空以接待外宾。这次，广东省委特意打了招呼，给他们腾出了三间房间。

在广州军区的安排下，他们上了白云山，参观有“南国钓鱼台”之称的山顶别墅。这里也是小舰队的一处据点。当时的白云山还不是5A级景区，更没有对民众开放。

宋戈记得，别墅的窗子十分特殊，不影响视野，但能隔音。进大门之后，还有几道小门，但无人把守，一问才知，这里早在60年代就安装了“电子狗”。宋戈第一次听说这个名称，似懂非懂，如今回想起来才明白，就是红外线探测仪。

他们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原本以为住宿费会很昂贵，但没有向他们收取，全部挂在了广东省委的账上。

1977年下半年，何孔周执笔，完成了剧本创作，经过了两次修改，最后二稿审定，交由彭宁做后续处理。

故事是，空军飞机设计师石峰告别未婚妻贺延声，到鹿山工地参加飞机“鳄鱼式眼睛”的设计工作。在工地上，他遇到了旧日同学宋小鲁和傅小浒。他逐渐发现，工地气氛很不寻常。后来，林办给基地主任发来的实施炸车作战的秘电，被石峰发现。同时传来消息，毛泽东专列突然改道。宋小鲁和石峰同时发现，傅小浒原来是小舰队成员。傅看计划败露，杀了宋小鲁，企图驾机逃跑。在阻止中，石峰与他同归于尽。

剧本原本名为《历史的瞬间》，但三个人都觉得，这名字有些长，决定简化为《瞬间》。“放在历史长河里，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但一瞬间却包含着极丰富的历史，让人深思。”何孔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署名的排序，彭宁第一，次为何孔周，最后是宋戈。

赵心水接棒导演

剧本完成后，彭宁首先拿给了相熟的长影厂副导演、自己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师兄弟李前宽看，征求他的意见。

1973年，长影厂恢复拍电影，李前宽参加了《青松岭》的拍摄。几年来，他逐渐成为长影大导演赵心水（《冰山上的来客》的导演）手下的一名干将。几乎每一部赵心水导演的片子，他都是第一副导演。

1975年，赵心水和李前宽在北京筹备“反修”影片《熊迹》时，出狱后的彭宁正在家赋闲。经由李前宽介绍，彭宁来到剧组做副导演工作，之后正式调入了长影做副导演。不久，他和李前宽一起，成为了赵心水的左膀右臂。

李前宽早就知道彭宁在创作这样一个剧本。彭宁曾告诉他，中央已经给小舰队定性，最重大的一些事件都是按照中央的口径来写的，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找寻细节。

看完剧本后，李前宽告诉彭宁，他认为这个题材的陌生感和剧本的创新，肯定能带来轰动效果。彭宁很受鼓舞，把剧本交到了厂里。一周之后，剧本审读完毕，厂里同意开拍，但是，不同意由彭宁这个小字辈担任导演。

彭宁想到了“联合执导”的路子，为此找到了赵心水。看完剧本，赵心水手一挥：“好！好！拍！”74岁的中央文史馆馆员、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总导演的李前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赵心水拒绝了联合执导的建议。在长影厂，赵是有名的“恶霸导演”，摄制组的事只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他习惯于大改剧本，跟编剧联合执导对他是一种束缚。同样的原因，他也拒绝了宋戈出演电影中一个被迫害的老干部“魏铁工”的请求，让宋戈十分遗憾。

最终确定，赵心水担任导演，李前宽为副导演。沪上的当红小生梁波罗有白净书生的气质，被选中饰演男主角石峰。总政歌舞团女演员黄梅莹气质恬静，成为会弹钢琴的女主角贺延声。

为了加深体验，开拍前，赵心水、李前宽带着男女主角以及重要配角，重走了一遍编剧的创作之路。

在林彪别墅取景

1978年仲夏，电影在杭州开机。

片中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实地取景完成。电影中小舰队所在地的内景，都是在西子湖畔的林彪别墅完成的。如今，这个别墅成了浙江宾馆，对外开放，但当时还是一个绝密地址。

夏季的杭州很热，但四面环山的林彪别墅却比较凉爽。这是一座两层小楼，外表普通，但内部机关复杂。李前宽得知，房子的玻璃有三层，中间一层是防弹的。玻璃还做了偏光处理，窗外若有人举枪瞄准站在窗户边的人，其实瞄准的只是他的投影。

在这个秘密指挥中心里，有一座电梯，深达几十米之下，出来后，便是作战指挥室和战备隧道。

李前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未完工的战备隧道，中心主道宽可并行两辆车，通向四面八方，其中一条直通西湖湖底。

因天气太热，摄制组迁至避暑胜地莫干山景区的别墅里拍。在拍摄山洞一场戏时，由于山洞大而深远，拍摄时需要打大追光。他们特意从南京军区借来了空军用的探照灯，完成了小舰队修理飞机等镜头的拍摄。

在各方的配合下，拍摄出奇地快，不到三个月便完成了大部分镜头。

1979年年初，赵心水在长影厂补拍近景镜头，李前宽则带着梁波罗到北京，在中央乐团进行后期录音。

录音期间，李前宽的小女儿扁桃体发炎，吃不下任何东西，但他每日忙前忙后，压根没有发现。“那会儿我们都为了这个电影付出了很多，就希望能在上映的时候轰动一把。”

遭禁和解禁

1979年中，样片送到了文化部。有人提出，既然这个片子承蒙空军一路开绿灯，也应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样片送到了空军。在空军司令部，总空和北空的首长集体观看了影片。大家表示片子不错，同意公映。长影厂开始做上映计划，准备排期上映。

但不久，在总空的空军俱乐部组织的一次观看中，出问题了。

何孔周记得，后来他们在长影厂听传达的时候得知，观影者一共提出了十条意见，总结起来就是，片子给人造成一种空军出了很多坏人坏事的印象，丑化了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他们觉得，你把我们空军写得这么糟糕，政治斗争这么尖锐，以后空军招人谁还敢来？”

意见反馈到文化部。《瞬间》的公映被搁置了。

1980年11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期间，为配合宣传，文化部想起了《瞬间》。

此时，电影里的故事已不是讳莫如深的秘密，而是全民皆知的说法。《瞬间》终于得以公映。

宋戈特意去北京西四的地质礼堂，买票看了一场。电影院里，观众寥寥。出了电影院后，宋戈给彭宁打了电话。“我直掉眼泪。当时为什么不放呢？现在放还有什么效果？”

没多久，电影再次下档。

1984年5月，胡耀邦访朝鲜。在他访问朝鲜期间，朝鲜电视台以及各地的影剧院放映了一批中国故事片，其中就包括《瞬间》。

《瞬间》拍摄完成后，宋戈回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他拿到了520元的稿费。这对于月工资62元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他用这笔钱，以内部价买了一部12寸的黑白电视机，改善了家庭生活。之后的12年，他一直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出演多部话剧和电视剧，直到离休。

彭宁则于1980年终于圆了导演梦，将他和白桦共同编剧的《苦恋》拍成了《太阳和人》。这部电影惊动了中央高层，引发了长达两年的批判，从未得以公映。但彭宁的艺术才华和影片的前卫风格，得到了业界的赞赏。1982年，彭宁再次导演了一部影片《初夏的风》，再次被禁。心灰意冷的他离开了电影界，去香港经商，直至2007年去世。

何孔周没有见到彭宁的最后一面。举行葬礼时，已定居澳洲的他赶去香港参加。他想起挚友壮志未酬的电影梦想，抚棺痛哭一场。

李前宽从1980年起，与妻子肖桂云合作，拍出了《佩剑将军》《开国大典》等著名影片。多年后，这位一直将镜头聚焦在民族重大事件上的导演，对《瞬间》有了很不一样的看法。

“35年前的《瞬间》成为了‘瞬间并不奇怪。无论是拍表现四人帮还是林彪的电影，当时时机未到，无法真正还原事实。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创作冲动，拍这种有政治色彩的影片，也做不到深刻。有些历史上的事情，就让后人去说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