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邓小平出生于110年前。那正是中国皇权社会和帝制走向最终解体的前夜。传统中国在明朝其实就在开始缓慢发生变化，但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东西方文明以战争的形式相遇，特别是随着甲午战败，这个老大帝国才被驱赶到近代文明的轨道上，开始真正的变革。可以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波，它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中间经历了晚清的改良与革命之争，继而民国建立和五四运动，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对大陆的短暂统治，抗日救亡。这段历史大约近百年，它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苦难史，外侮与内乱交织，而从文明的角度看，则表现为儒家文化彻底臣服于西方文化，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

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波是新中国的建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时间跨度约30年。中国结束了外侮的历史，但国际环境仍然险恶。由于急于赶超，彻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认知和命运，以及实现领导人心目中纯而又纯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在这一阶段文明的选择上，倒向了苏联，全盘借鉴和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以计划机制、国有企业、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城乡区别为特征。

现代化的第三波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启的改革开放，至今也走过了30多年。这一段历史以改革开放和社会走向正道为标志，改革开放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对前一段历史的纠错，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抛弃，主要是打破计划体制，引入市场机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打开封闭的国门，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邓小平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这三个阶段的两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对中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减贫，三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

拨乱反正不但指的是解放了当时被打倒的一大批中共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更指的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将在文革发展到极致的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告别了以阶级斗争挂帅的历史，走向了务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是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正常的发展道路。

减贫是拨乱反正和推进经济建设的结果。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贫困人口从改革前的6亿多（当时的总人口是8亿）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万——按照中国自己的减贫标准——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贡献。这个功劳很大程度上也要归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的又一贡献。新旧时代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市场。承不承认市场的作用，并让市场发挥它的作用，决定着社会能否摆脱贫困和走向现代化。就此而言，市场是通向富裕和繁荣之路，也是通向民主和自由。没有市场，不可能发展出现代意义的自由和民主。所以市场还具有文明史的意义，而不单纯只是个经济问题。

邓小平使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正轨和人类的主流文明，即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相拥抱，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具有现代性的几个最重要的标准。尽管中国距此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但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如何反复，中国终究不可能重回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与人类普世文明相拒斥的状态。

每个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且这几个目标的内涵在每个国家也是相通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形式和途径则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去闯去试，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内部差异很大的国家来说，更不能脱离本国历史和国情，在这一点上，是有路径依赖的。这也是中国在百多年现代化中会有反复，走过很多弯路的原因。

理论上说，人类的历史不只一条发展道路，否则，历史也太单调了。从历史本身来考察，不同文明也曾开创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故目前西方的发展道路和西式文明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但历史会殊途同归，不同的河流最终要汇集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海洋。因此，作为一个相对独特的文明体，中国要想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在西方道路之外，开辟出另一条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的道路出来，这不是要中国另搞一套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场的标准，但是中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之，如果中国走通了，这条道路就具有普世的实践意义和文明史的价值，合乎历史发展的多样式。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由邓小平开辟的发展道路——应该这样来理解，它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能否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自由和民主。

邓小平是中国第三波现代化的主要奠基者。目前，第三波现代化已经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阶段。要实现这个阶段的改革目标，唯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赋予社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民主、法治权重。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