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

笛安。摄影/董洁旭

这天，北京刮着五级风。作家笛安穿着黑色及膝羊毛大衣和黑色细高跟长靴走进约定的会议室，几乎没有声响。

她的打扮带着浓郁的法国风，黑色香奈儿锁链包，牛仔蓝LV围巾和大红的唇色。她脱下外套，里头是一件素白的黑扣毛衣。她整理了一下，走过来坐下，喝了一口工作人员准备好的咖啡，没有任何寒暄，“你直接提问吧。”

11月1日，她的新作《南方有令秧》上市，首印40万册。之后的几个周末，她几乎以一天两个城市的频率开始了全国签售。在西安签售时，活动定在下午2点。早晨9点，就有读者捧着书等她。

笛安的宣传人员说，在笛安签约的“最世文化”公司中，只有落落、安东尼和笛安有这样的待遇——当然，最世文化的老板郭敬明属于另一个量级。

但笛安与其他同公司的作家又有一些不同，在最世文化副总裁痕痕的口中，笛安是“贯通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型作家”。

“我基本没有动用我爸的力量”

2002年初，笛安19岁，只身一人飞往法国，开始七年的留学生涯。

她不会法语，要先上语言班，尽快用另一套语言来思考、交流，才能通过语言测试，考大学。

往自己的固有系统里强行植入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是痛苦而寂寞的。在与中文世界完全隔绝的日子里，她反思母语，开始想用母语写一个故事。

“我甚至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小说，我只是想用我说话的方式来写一个故事。”多年之后，笛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回忆。于是，在2002年的末尾，她开始写作处女作《姐姐的丛林》。

那是个发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妹妹安琪漂亮、有灵气，姐姐北琪善良、努力、有一腔热血。她讲述了她们的成长，以及这过程中切肤的痛。

笛安已不记得具体是因为哪一件事情让她如此安排角色。她只记得，刚出国的自己，有一种新鲜的愤怒，觉得世界对人们并不公平。如果一个人很热情，但没有容貌、才华傍身，那她会比别的人死得更惨。北琪就是这样一个人。

2003年，非典后的暑假，笛安回国。下飞机当晚，她把书稿的电子版给了母亲蒋韵，说自己“写了点东西”。

笛安的父母都是作家。父亲李锐著有代表作《无风之树》《厚土》等，一度被认为是诺奖的有力争夺者，母亲蒋韵以《栎树的囚徒》闻名，现任山西省太原市文联名誉主席。

在蒋韵的记忆里，女儿并没有写作的禀赋。过去，笛安虽做过高中校刊的编辑，但蒋韵一直只是觉得那些文字里弥漫着中学生的流行腔调，她称之为“贺卡体”“文摘体”。

她并没有期待女儿会成为一个作家，反而觉得女儿有解读别人小说的才能，希望笛安能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

但夫妇俩读完中篇小说《姐姐的丛林》，李锐和蒋韵深受震动。他们发现女儿的文字脱胎换骨，两个人“用眼睛互相询问”，是什么让笛安一下子长大了？也正是这次阅读让蒋韵发现，原来女儿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笛安是独生女，爱笑，笑点也低。周围人常觉得她幸运，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民主，家中有文化氛围。“但这种家庭也有一个缺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有生命力的感觉。像《姐姐的丛林》里说的，父母和女儿说话都是点到为止，大家会遮掩很多东西，但是一团和气的表层还是在维持。这个小孩（指安琪）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点困惑的。”笛安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自己的成长感受。

之后的故事，笛安已经讲述过多次。

父亲李锐把这篇小说给了《收获》杂志的编辑，没说是自己女儿写的，只说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让对方看看，如果不合适就不要发表了。署名中，她将“李笛安”的“李”字隐去了。

《收获》编辑部很喜欢这篇文章，将之刊登在2003年第六期上。同期发表的，还有阎连科的《受活》和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

一年后，笛安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天堂》。春风文艺出版社看过稿子，想出版，便给李锐打电话。“我爸说，我记得你啊，你最近怎么样？那边说，今天不找你，找笛安。”笛安对《中国新闻周刊》复述当时的情景。

2005年年中，笛安的第二部长篇《芙蓉如面柳如眉》完成，发表在2006年初《收获》的秋冬卷长篇专号上，专号同时推出的还有安妮宝贝的《莲花》。

笛安的两部长篇均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量都是两万册。父母对她的写作有了信心。“用我爸的话说，祖师爷还是赏了这碗饭的。”

2007年，李锐、蒋韵合著的《人间》问世。有评论家在讨论这部作品时，提起了他们的女儿笛安。“很多人不相信，但我在这条路上，基本上没有动用过我爸的力量。有的人不信那就不信去吧，无所谓。”笛安这样说道。

“从没有人对我说，我会拼命做你的书”

2008年，笛安写作《西决》。

她本来打算写成一部中篇，到两万字时，对作品很不满意，打算推倒重来。MSN上的好友痕痕听说后，说想先看看。看完后，痕痕告诉她，她觉得这篇文章很好，他们想做连载，同时还想与她签约。

痕痕当时是上海柯艾文化传播公司（后成为最世文化旗下公司）的文字总监，郭敬明是她的老板。2006年，柯艾文化刚成立时，他们就想签下笛安。笛安因为当时还在读书，拒绝了，但和痕痕却成了在MSN上有一搭没一搭聊着的朋友。

这个时候，笛安面临毕业，但并不想留在法国。她觉得那里生活太过安逸，自己仍想回国来闯一闯。但她也很明白，自己作为年轻作者，机会并不算多。“2002、2003年的态势是，只要你是80后，你写一本书，出版社都给你出。我第一本书《告别天堂》，赶上了这个态势的尾巴，不过80后作家的热度已经在下降。到了2006、2007年，读者已经比较理性了。”笛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不久，痕痕向她转达了郭敬明的话：“小四说，你这本书，如果交给我，我会拼命地做。痕痕专门说，这是原话。很打动我。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会拼命做你的书。直到今天都没人说过。在我的所有可能性里，柯艾是最有诚意的。”笛安说。

笛安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签约后，她还能给一些纯文学期刊供稿。柯艾方面同意了。当年，他们签约。

出国多年、习惯大事都自己拿主意的笛安把自己的决定告知了父母，但也只是简单地说，有一个公司愿意代理她的版权。

2009年，《西决》由柯艾文化公司推出，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笛安签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出版合同，首印量20万册。

《新京报》作了报道，标题是“作家李锐女儿出书讲述父辈传奇”。但很快，媒体就不需要再用李锐的名字做标签了。

当时，笛安正在法国昏天暗地地写硕士毕业论文。《西决》推出两周后，郭敬明在MSN上给她留言，《西决》加印了。

“我当时还没有百分之百地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后来明白，就在那一刻，你作为作者的命运被改变了。”笛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此之前，笛安的粉丝并不多，最多只是有一些看了前几部作品的人，辗转找到过她，表达过对她的喜爱。

那年8月，笛安在上海书展签售。“第一次看到有读者在我面前排队，把一本又一本书递到我面前，让我签。我感觉有了自己的读者，一切都不一样了。”

后来，郭敬明劝她，既然这么不喜欢《西决》，那就写一点自己喜欢的，比如书中姐姐那个角色。因此，笛安才有了“龙城三部曲”的概念，写作了后续的《东霓》和《南音》。

也正是因为这几部作品，使笛安分别以240万、170万的版税，登上2010年和2011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笛安逐渐变成了畅销书作家。“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一直专注地去写，而不是一直当一个畅销书作家。虽然我一点不排斥这个称号。”笛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3年，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上映后，一时大热，褒贬不一。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评论，批评郭敬明的《小时代》“奉消费主义为圭臬”，并称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拍续集。

一周后，笛安在《人民日报》发文《质疑畅销不等于否定市场》，她在文章中提出：“今天的作者们面临着比18世纪复杂得多的市场状况，有影视的竞争，有营销手段的辅助，等等。可正因为如此，作为写作者，才更不应该将‘好作品和‘畅销做如此简单粗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笛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承认，确实有很多畅销书是烂书，也有很多好书不畅销，“但不能认为，因为我的书卖得不好，所以我的书就是好书。骂市场变成太多人的借口，变成不反思自己的写作、对自己写作提出更高要求的借口。”

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笛安写作时并非针对市场需求做简单对位。比如如今出版的新作《南方有令秧》，写作前，她和郭敬明商量构思。郭敬明觉得，这个作品的市场会比“龙城三部曲”差很多。笛安坚持要写。“你不可能永远畅销，你没有必要总想着它。总有一天热度会退，没那么多人会关注你。但我还是会继续写，还是会有读者记得我。”笛安说。

不过，几年下来，笛安本身已成为品牌。

2012年，李锐推出新书《张马丁的第八天》，在宣传期里，李锐除了被介绍为“中国最有可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还经常被强调是“畅销书作家笛安之父”。

《南方有令秧》出版一个月，已加印三次。

李锐早年会跟女儿说，别老在乎书的销量，最重要的是写作要有进步。

这些年，李锐也有了改变，他会主动问，书卖得好不好？合同怎么签的？有多少钱？说到这里，笛安靠在椅背上，笑了笑：“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家里出了一个书卖得很好的人，是一件高兴事。最终大家都会自动自发地去捍卫她的利益。”

从“我们”到“我”

小时候，笛安一直和外公外婆住在医院的家属院中。父母只是每晚会来外公外婆家吃一顿晚饭，检查她的作业后便走。

外公是那家医院建院的元老，他有一个并肩作战的伙伴，是那家医院外科主任，也是外公家的邻居。有一天，外公告诉8岁的笛安，这个爷爷得了肝癌。

一年后，这个爷爷去世，死亡第一次直接铺陈在笛安面前。

后来，死亡成了笛安作品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终极问题。笛安通过某个角色的死亡方式或后续事件的发展，来进行自我审问：我是不是一个好人？

在《南音》中，病人昭昭不治身亡，作为病人老师的西决开车撞了主治医生，被判刑20年。笛安说，她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写作至此，这些东西被击碎了，她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这份自我审问从《告别天堂》开始，到现在依然在进行。也因此，相比上一代写作者，笛安对于叙事方式的探索并无兴趣，她更希望通过小说来探查人性的种种可能。“或许这就是一些评论家不喜欢我的原因。”笛安耸耸肩说道。

笛安喜欢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格非给《南方有令秧》提的意见。比如在某一些场景里强拍弱拍的切换不好，人物对白不够鲜明，难以区别什么话是谁说的。这些意见具体而中肯。

相比之下，她和父母难以讨论自己的作品。“我爸觉得《南方有令秧》写得不错，但他不能理解，年轻守寡的令秧一辈子都在为获得贞节牌坊努力，怎么后来会谈恋爱？这也太不谨慎了。有关《南音》，我妈觉得苏远智不应该和南音结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观念差异，没法讨论。”

她把父母称为“老作家”，她和老作家们有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上一代的作家，在思考和写作时，潜在的主语永远是“我们”，集体以及那一代中国人。而笛安这一代写作者的作品中，主语变成了我。在她看来，这是本质性的差别。笛安曾在一个采访中说，李锐将小说有没有社会批判意义当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她则不这么看。

在那个采访中，笛安举了越剧《江南好人》为例。李锐认为本子好，是因为它具备社会性，关注民生，具有批判意义。而笛安认为，《江南好人》的好，在于对人性幽微处的探索，也和她一样，进行了“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的自我追问。

所以，在笛安看来，中国目前的这套审美观是陈旧的，她想进行改变。

不过，和大家所想象的不同，笛安说，自己和父母很少谈文学，更多的还是聊聊家长里短。

目前任最世公司副总裁的痕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笛安和他们谈起父母时，基本都是比较调侃的语气。“比如笛安曾经开玩笑说，他们一家人当中，她写得最好。”

过去，笛安的每一部作品都会给父母看，但据痕痕所知，这部《南方有令秧》在交稿前，没给父母看过。她觉得这可能是笛安在“自己的创作上追求一种独立”。

不过笛安却轻描淡写地回应，只是因为催稿比较着急，父母当时又比较忙，没来得及看而已。

“我的作品属于什么文学，不那么重要”

《文艺风赏》杂志的出现，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笛安将自己的审美情趣传递出去的尝试。

2012年末，最世公司推出《文艺风赏》，笛安任主编。

杂志定位为纯文学杂志，面向年轻人。每期杂志都会刊登文坛新人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个“青梅煮酒”版块，由笛安对话文坛重量级作家，如莫言、阎连科、格非，甚至她的父亲李锐。

这本杂志一度引起学院派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因为父母的关系，相比于其他80后作家，笛安与上一辈作家能走得更近。这本杂志是目前中国唯一一本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共存的杂志，而笛安是其中的那座桥梁。

这也符合公司给笛安的定位。

张抗抗曾在公开场合评论笛安，认为她的作品跟“青春文学”有区别。她说，笛安的小说则是“非对抗性”的，“试图在撕裂之后要‘缝合。”

《南方有令秧》推出时，最世公司用“纯文学代表人物”来形容笛安，而非“青春文学作家”。

自己的作品和其他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风格不同，她说自己并非刻意为之。“只不过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我自己并没有一定要和那些作家不一样。”

她对“青春文学”的定义也并不赞同。她认为，青春文学和推理、武侠、科幻不一样，它不算独立的类型，因为在青春文学里没有一套这个世界独有的价值观，以及围绕这个价值观的一套规则。因此“在这个层面上，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不该有界限”。对她而言，曾经最吸引她的主题，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现在这个东西在转变，她也顺应它，由它自然而然的发生。“我的作品属于什么文学，不那么重要。”她说。

在有关80后作家、青春文学的诸多质疑声中，有一批评论家认为，他们并不关切当下的社会发生了什么。

笛安承认，这确实是问题。但当下中国发生的许多现实并不符合她作为写作者的审美。把什么东西文学化，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作家的审美趣味和倾向。不过她依然尽力，希望下一部或下下部作品，是关于当下的中国。

而她的唯一担心是：“我不知道那时的审查制度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