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我对巴西的直观印象，来自电影《上帝之城》，片头是一只鸡，它看到自己的同类被杀被剐，惊恐地啄断了自己腕上的绳，开始逃亡：奔跑、闪躲、拐进巷子、冲进人群、窜入汽车的底盘。它身后，是一群追鸡的少年，神色兴奋，挥舞着手枪，这是一帮少年毒贩。

一座黑帮之城被缓缓推送到观众面前。

与“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相比，《黑社会之和为贵》里的香港文明得近乎虚伪；《万恶城市》里的美国黑帮甜腻可爱；《西西里人》里的黑手党毫无战斗力。里约热内卢的孩子几乎人手一把枪，八岁的孩子为了毒品杀死一个七岁的孩子没什么大不了。对于一个在里约热内卢长大的孩子来说，从小熟悉地掌握枪支弹药的技能，是想要活过14岁的基本要求。

在真实的世界里，巴西的贫民窟叫作“法维拉”。2008年的某一天，数百名重装警察对里约热内卢的一处法维拉——圣玛尔塔发动突袭，射杀和逮捕帮派人士和围观群众。这场突袭比往年来得要更猛烈，更重要的是，警察并没有在射杀结束之后就立刻撤走。

几周之后，当时的总统卢拉到来，宣称圣玛尔塔作为改革的开始，从此之后，要实行贫民窟的都市化，为这里提供基础设施，提供职业技术学校。居民甚至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东西——出生证明和住址。在一场充斥着血与枪声的“改革”之后，“贫民窟”朝着一个正常居民社会的方向前进。

对当代居民来说，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对于外来者，这是一个“景点”的消失。

迈克尔•杰克逊曾经在圣玛尔塔取景拍过“They don’t Care About Us”（他们不关心我们）一歌的MV，这首歌控诉暴力、歧视、贫穷、对自由的禁锢。当时的巴西政府原本禁止了这次拍摄，因为取景要暴露大部分简陋的房屋和贫瘠人民的生活状态，后来官员认为“因禁止拍摄而遭到国际责难比暴露简陋屋区的结果更糟”，所以准许了这次拍摄，派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现场维持治安，这些警察也成为了MV的演员，歌词刚好唱道：“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现在我们却是警察滥用暴力的受害者。”

描写黑暗暴力史的《上帝之城》，在巴西本国大受欢迎我并不吃惊。迈克尔•杰克逊死后，里约热内卢竖起了他的一座铜像，这才真正让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可敬可爱：不仅允许自曝其短，也容许外来者理所当然的理解。

我和不同的人去过不同的国家，见识过各种旅行者的姿态。百分之十的人，会熟读该国的历史文化人物，到每一条街道，都能比当地人更熟络地说出掌故来；百分之三十的人，出国时候随身携带了一个中国，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拿出瓶瓶罐罐的老干妈和豆瓣酱，手机不离身地与国内联系着，谈论的话题也是对于涮羊肉的精神会餐；一半的人，会一个不落地逛完所有旅行手册上的景点，依次进行拍照、买纪念品、发微博微信的规定动作，行军蚁一样地高效规范。

而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对别人的好奇，其实是对自己的好奇。人们像是白雪公主的后妈，以他国为魔镜，想问的却是：“我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么？”

连伟大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不例外，他年轻时候亲访过亚马逊流域和巴西高地，写下《忧郁的热带》。他看着巴西的广袤、生机与混乱，第一个涌上脑海的也是自己：西方文明获得秩序的代价，是向地球排泄出有毒的副产品，在世界各地旅游，最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垃圾。

我尝试着以“无我”去看待他人，像在那片土地上世代生存的人一样去融合他们，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认清的事实是，所有人都自带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我们爱和经历的一切组成，像水晶球一样把我们装在其中，我们往外看到的一切，都经过了自身世界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