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广东省肇庆学院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编号H1058012050

摘要：彭雪枫是我党我军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新四军四师游击健儿，在豫皖苏平原上纵横驰骋，欲血奋战，开创了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在斗争中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灵活地运用于平原地区，就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而言，他如一把钥匙一样，更加具有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彭雪枫；平原游击战；抗日战争

1938年2月，彭雪枫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来到河南担任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军事部长、省委统战委员会主任，开始了他中原抗战的戎马生涯。随后，又先后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等要职。他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创造和开辟了豫皖苏、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原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将军事工作重心移向豫东”的转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开始由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这种战略转变是把开展敌后抗日平原游击战争的思想包含在“游击战”这一中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1]之中的。以后，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华北、华东、华中各个地区的正规战争一再溃败和长江淮河汉水下游平原的相继沦陷，开展敌后抗日平原游击战争的历史任务就日益尖锐地提到党和人民面前。于是1938年3月中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即令八路军129师、115师主力由太行山向东出动，“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2]，华北平原游击战便蓬勃展开。4月21日，毛泽东等同志据此遂正式发出了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作出了“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3]结论。自此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中还就“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4]观点作了一系列的阐述，并且认定“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至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5]，从而标志着党的“平原地进行游击战争观念”的逐步形成。

1938年5月，徐州沦陷，豫皖苏边广大地区陷于敌手。中共驻武汉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应将领导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边区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络”[6]。毛泽东电令河南省委，应“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7]。河南省委决定由彭雪枫组建一支武装力量，立即向豫东挺进。8月初，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视察豫东抗日游击战情况，认为“根据西华、扶沟并我肖大队之扩大武装经验，断定如到豫东，一声号召，在短时间扩大不成问题”[8]。彭雪枫据此向中共中央和长江局作了汇报，在接到9月2日中央关于“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敌后，开创豫皖苏鲁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后，于9月30日，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10月8日，到达西华县城，驻扎在城北杜岗村一带。10日，先期来到这里的肖望东先遣大队和吴芝圃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渡过新黄河，返回西华，三支部队在杜岗会师。经过整编，三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为参谋长，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大队，一个警卫连，共计1020人，轻机枪12挺、冲锋枪9枝、短枪73枝、长枪587枝、骡马32匹。1020人的队伍，人数确实不多，但这是抗日的火种，向东挺进之后，很快在豫皖苏边地区燃起熊熊抗日烽火。到1939年10月，部队发展到近万人，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到年底，彭雪枫领导的六支队在淮北津浦路西豫皖苏边区建立了10多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和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

二、平原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及其必要性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却采取片面抗战路线，致使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大片国土沦陷于敌手。而这些地区很大的部分是平原地带，且是我国经济政治之重心所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实现党中央的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就必须坚持平原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平原地区到底能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民主根据地呢？

彭雪枫是我党我军较早着手探讨这个间题并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思想及其个人的实践经验，认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对新四军游击战的指示》中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9]”这一指示，为我党我军开展平原地区的敌后抗战指明了方向，树立了信心。彭雪枫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为指导。于同年7月，在河南确山竹沟镇举办的新四军教导队训练班上，通过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平原游击战是可以打的，并列出专章讲解了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有关问题，彭雪枫指出：“从地形上来说，虽然平原没有大山以躲藏之利，却有像山一样的作为隐蔽活动的森林、村庄、沟溪、芦苇、禾苗、青纱帐、起伏地，[10]”这些自然条件给我军进行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许多有利因素。第一，豫皖苏平原沟溪纵横，且便于人工的挖掘与改造。可以用人为之力，将许多大路改造成沟溪，并使沟沟相通，溪溪相接，村村相连，沟溪、村庄连成一体，互相贯通。这样我军在这些沟溪村庄中就可以纵横驰骋，神出鬼没，做到进攻突然，撤退迅速，就会给予敌人的正规化部队造成种种困难，使敌陷于处处有陷井，沟沟有伏兵，四面皆敌，寸步难行的境地。第二，豫皖苏平原村庄稠密，小庄多于大庄，村村相隔较近，便于我军化整为零，汇零为整，分散隐蔽，集中作战，而不利于敌人的“清乡”、“扫荡”行动。敌集中时则寻找不到我军的踪迹，分散时，就会被我军吃掉。第三，豫皖苏平原适宜种植小麦、谷子、玉米、高梁农作物，夏秋之间，青纱帐四起，一望无际，给我军的隐蔽、伏击和突袭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给敌人的侦察和其他活动带来了许多困难。第四，豫皖苏平原人口众多，广大群众身受日、伪匪多方面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抗日要求强烈，改善生活境遇要求迫切，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易受启发，很容易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便于和我军打成一片。这是我军战胜敌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四个有利条件。他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只能在山里闹革命，如今平原上也要去建立根据地。[11]”

要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必须作好群众的政治工作，争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恨本保证，他认为，“就群众条件来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加上我们本身耐心而艰苦地做好群众工作，发功他们，组织他们，训练他们，带领他们，成为一种草木皆兵的境况。游击队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混为一体，成为一种到处看不见我们的游击队，然而到处都有我们的游击队”[12]的局面。

彭雪枫认为，由于“敌人先天的弱点（指人力、物力、兵力、财力不足）和抗战的发展，使敌人这时不得不由面的占领变为线的占领，以至走到点的占领，敌人孤立，则更便于我们的活动。[13]”因此，只要游击队短小精悍，灵活轻便，大胆无畏，依靠民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我们不仅在山地能够打游击，而且在平原上也同样能够打游击。彭雪枫这些精辟的见解，科学的论断，使毛泽东同志“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这一指示更易为我军指战员所接受，武装了当时那些怀疑能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的人们，坚定了我军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必胜信念。

彭雪枫不仅在理沦上论证了 “平原游击战是可以打的”，而且还把这一思想亲自付诸于实践，1938年9月末，他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速陷入敌手，我应准备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14]的指示，亲率一支三百多人的游击支队，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出发，东渡新黄河，开赴豫东。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站稳了脚跟，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以永城为中心的肖、宿、永、夏等近10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三、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历史性意义

总之，将近三年以来，四师孤军苦战江淮原野，纵横驰聘津浦陇海两侧，勇猛穿插淮浍涡淝之间，以“奔袭”、“远袭”、“夜袭”、“伏击”等适合于平原游击的“外线的速决的突然的战役作战”，迭经大小六百余战，毙、伤、俘敌伪20400人。破坏道路，挖掘水沟，使敌人快速部队交通顿感困难，粉碎了“平原游击战争”是“没有希望”[15]的谬论，打破了“在平原地区，在交通要道不能或难于建立根据地的传统说法”[16]。在战术理论上培养造就了像彭雪枫那样一大批“平原游击运动家”，并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平原游击战实际经验”与平原“游击战的指导法则”。这些平原“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坚定地捍卫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豫皖苏边“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并终以自己的“坚决斗争”有效地迟滞了日军西进的兵力，保卫了中原的半壁河山；同时亦有力地阻止了反共军东进山东、苏北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企图，控扼苏、鲁、豫、皖要冲，屏障了苏鲁两省，连结了华北华中，从而赢得了毛泽东同志“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17]的肯定。这就是说彭雪枫和无数革命先烈以自己的血肉艰苦缔造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及其领导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

[2]《朱德选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3]《六大以来》（下）第307页。

[4]《六大以来》（下），第308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版，第410—411页。

[6]《新四军抗战史》，（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第86页。

[7]《新四军抗战史》，（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

[8]彭雪枫：《准备近期出发到豫东（1938年9月17日）》；《彭雪枫军事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9]确山县党史资料办公室.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宣传资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10]忆彭雪枫同志：续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11]确山县党史资料办公室.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宣传资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2]确山县党史资料办公室.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宣传资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13]忆彭雪枫同志：续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14]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8期.北京：红旗出版社1940年版。

[15]肖望东：《斗争一年中的政治工作》，《拂晓报》1939年10月5日。

[16]张震：《含泪痛忆彭故师长》，《忆彭雪枫同志》（续集），第5页。

[1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版，第419页。

杨亚爽（1993——）男，河南省西华县人，广东省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