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鸿章攻下江苏后，大清帝国的另一名叱咤风云的将才左宗棠也率兵在浙江安下身来。与此同时，曾国荃带领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对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太平军岌岌可危。大清国的命运似乎时来运转。

1863年9月，李鸿章的淮军围攻苏州城。苏州是江苏当时的省会，是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苦心经营的一座重城，地位仅次于洪秀全的南京。李秀成西进攻打曾国荃之后，便将这座城市交给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李鸿章的淮军在大将程学启的带领下，与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密切配合，在江苏的战场上频频得手。

南京在曾国荃湘军的围攻下也频频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请李秀成增援。李秀成内心里并不愿意离开苏州城，但天王召请，他不敢不去，李秀成刚到南京，便接到苏州城防守吃紧的消息。守将谭绍光每天向南京发去数封告急书，请求忠王东援。洪秀全也知道这一紧急情况，鉴于李秀成一再请求回去保卫苏州，洪秀全便责令他交足“助饷十万”，然后可以走人，但必须在40日之内再回南京。

李秀成只好答应。到了苏州，李忠王并没有改变整个战斗形势。淮军在程学启的带领下，加上戈登的洋枪队，几次与苏州城边的太平军遭遇，太平军没获得过一次胜利，李秀成深感大势不妙，便召集手下的几员大将——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定钧等“四王”计议守城大事。

忠王李秀成在军中一向以说话、办事爽快著称。他说：“苏州城难保事小，更重要的是天京南京形势危急。天王洪秀全蒙难，我忠王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早晚要离开苏州城。各位大王，咱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不论苏州城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希望大家相互理解，与人为善，决不要加害对方。苏州城的防卫形势如此之糟，我不会勉强各位，决不会强留你们不走！如果你们有别的想法，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我自己毕竟与天王是生死莫逆的关系，你们要去投降，带上我当然是不合适的！”

言下之意，即你们各位大王可以投降，但有两点，一是不要带上我，我是太平军“老总”，大清政府是不会原谅的；二是大家不要相互残害。这番话，既给各位大王留了条活路，同时，也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各位若去投降，万万不要提着他忠王的首级去邀功！

各王听了李秀成的这番话，不论心里赞成还是反对，口头上一律信誓旦旦：我等一直享受着忠王的恩泽，绝不会忘恩负义！绝不会投降！

类似的豪言壮语与投降的事实相比，当然是极其苍白的，李秀成当然知道这些立誓人之中，一定有言不由衷的，但他听着各王的表态，没再吱一声。10月20日夜，他悄悄离开苏州，去援救洪秀全了。

李秀成的话已说得相当“到位”了。他这里一走，苏州城里的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定钧就行动起来了。11月28日，经周密筹划，由康王汪定钧潜入淮军大营，与淮军“魁字营”首领郑国魁取得联系，透露想投诚的意思。郑国魁立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程学启、李鸿章作了汇报。李鸿章与程学启合计后，觉得可以与郜永宽等见面商谈具体条件和相关事宜，然后再作定夺。

自古兵法讲究兵不厌诈。在此之前，在太平军和淮军中都发生过诱降和诈降的骗局。1863年3月，淮军与戈登的洋枪队在江苏围攻太仓。太仓城内守城的太平军首领蔡元隆率军抵抗了几天几夜后，派人向淮军乞降。经谈判，淮军顺利入城。可就在淮军大摇大摆地入城时，突然遭到埋伏在城里的太平军的剿杀，淮军当场被杀1000多人。这一事件，导致后来战争双方对对方乞降诚意的警惕。

因有诈降之嫌，导致接受投降一方突然大开杀戒，将已降官兵一一处斩的悲剧。咸丰六年（1851）冬，洋枪队在上海附近俘获太平军2000余人。这些太平军将士缴了武器之后，突然遭到洋枪队的集体射杀，2000余人全部丧命。这种惨无人道的杀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所有参战官兵的拒降，哪怕明知没有获胜的一线希望，这些官兵也不愿投降，因为投降的结局，极有可能被集体惨杀，因此，即便已弹尽粮绝，势单力孤了，也照样要拼到最后，即成为哀兵。古代兵家所称“哀兵必胜”，就是说这些哀兵全凭一股气，一种必死的信念与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仗打不胜？

因为洋枪队有杀降的先例，而杀降又会导致军队成哀兵，因此，英国驻大清参赞威妥玛曾说：“太平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事实上已成孤军。这支孤军为什么散游各地而不归诚，就是担心归诚后还会被杀害。”威妥玛的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洪秀全的弟弟、干王洪仁玕就公然说过：洋枪队的杀降，对咱太平军是十分有益的。

鉴于杀降的严重危害性，大清朝廷的认识十分深刻，他们认为对于各地匪贼，不应一律剿杀，而应当“抚剿兼施”，既要杀其威风，又要巧施招降。为达到这种目的，朝廷还发布告示，宣称在攻城之前，凡是有愿意投诚的，不论其跟随“贼兵”时间长短，一律接受。收缴他们的马匹和武器之后，酌情考虑，整编其入官兵，随同官兵共同剿贼。如果有不愿整编入官的，就将他们交给地方政府，按照其路程远近分发不等的盘缠，令其回籍，或者就此安置。这些降兵降将所带的钱财，一定要保证其安全，禁止士兵哄抢。一旦发现哄抢，即依军法处置。如果军官对违反规定的现象不予查处，一旦被官府知道，则严厉追究。

这是大清朝廷为制止杀降而特意颁布的规定。这种规定以告示的形式，被张贴在各地军营之中，连太平军的占领区也有张贴，目的就是告诉官兵不要杀降；告诉想投诚的贼匪：你们尽管投诚，朝廷是欢迎你们的，咱大清朝廷优待俘虏；投诚后，你们可以继续跟咱一道干，也可以回老家去照顾妻儿老小，还可以就地安置就业。应该说，这种告示是颇得人心的，对瓦解匪贼、分化太平军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清政府的这一告示，主要是针对投降士兵的，投降军官该如何处置，告示中没有提及。而军官不愿投降，士兵谁敢开小差？为此，纳王郜永宽决定与程学启、李鸿章当面商谈，具体落实苏州城中太平军几王几将的待遇问题。

12月24日，这是约定见面的日子。这一天，郜永宽、汪定钧与程学启在阳澄湖边相见。到底谈了些什么？后世文献记载含糊，只称郜永宽、汪定钧“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到底是哪三事？这里看不明白，而且这也确实成为后来杀降责任认定的一个扯皮的问题。endprint

应该说，郜永宽和汪定钧是考虑到这次“谈判”的有效性问题的。他们认为，程学启本身也是个降将，曾和他们同居一个营阵的。当年程学启带领太平军与曾国荃交战，投降后，还没来得及把妻子儿女接到湘军大营中来，就被太平军杀得一个不剩，这使程学启感到痛心不已，要与太平军誓不两立。可湘军首领曾氏兄弟都是儒将出身，对军官的道德品质看得很重，致使他在湘军大营中一直难以得到重用。直到李鸿章组建淮军，唯才是举，程学启才出了头。

这名降将是否讲诚信，这是郜永宽、汪定钧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按常理，出身“降将”的程学启应该能善待降将，但为了稳妥起见，郜永宽和汪定钧提出必须要将英国人、洋枪队队长戈登叫到场。戈登是太平军的头号敌人，这一点，郜永宽和汪定钧是清楚的，但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洋人最讲信用，说一不二，由戈登在场，做个居中的担保人，这恐怕是万无一失了。见面之日，戈登果真到了现场。应该说“要以三事”，戈登也是认可的。计划谈定，双方各回营阵。

24日（也即次日）中午，淮军分水陆两路猛攻苏州城。郜永宽、汪定钧知道，这是程学启在为他们投降造势。守军头领、慕王谭绍光立即通知各王各将各就各位，上城墙督战。谭绍光在向各王各将作动员部署时，郜永宽向落座在谭绍光身边的“天将”汪有为使了个眼色，汪有为突然起身，拔刀便砍，将谭绍光的脑袋割了下来。随即，又有6名力主不降的王、将被杀。紧接着，郜永宽、汪定钧冲出营帐，按事先部署好的方案，将慕王谭绍光的死党10000余人尽行杀戮。然后打开城门，迎接郑国魁等先头淮军。25日清晨，郜永宽、汪定钧等提着慕王谭绍光的首级来见程学启。经验明正身，确系无误，于是程学启等率领淮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苏州城。

淮军招降成功。接下来，该与郜永宽、汪定钧等兑现“三要事”了。可郜永宽、汪定钧等来的却是屠刀。郜永宽等八王提着谭绍光的脑袋进入淮军大营后，即被淮军就地正法！随即，又有2万余名太平军在城内被杀。

李鸿章、程学启为什么突然变卦，对降兵降将大开杀戒？这不违反大清朝廷“优待俘虏”告示的精神吗？

后世相关文献都证实了这种说法：当郜永宽等提着谭绍光的脑袋来到淮军大营时，首先坚决要求将20万降兵编为20个营，并请求将原太平军总兵、副将等官员安排到指定的省份任指定的职务；更为重要的是，郜永宽等连头发都没剃，依旧留着长长的辫子，保持着“长毛”造型，这分明是想随时回到太平军阵营中去……再说，当时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聚兵江苏望亭，离苏州很近，万一李秀成与郜永宽等来个里应外合，名为投诚，实为诈降，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李鸿章说，为了免生意外，必须当机立断，于是，立即将郜永宽及随同而来的另7名王、将斩尽杀绝。

将郜永宽等8人斩杀后，淮军进入苏州城。这时，淮军发现守城的太平军依旧分守在城内各街巷要口，并在各交通要道口“堆石置卡”，显然是作好了巷战准备。况且，郜永宽等被杀后，城中立即有人击鼓戒严，于是各卡太平军剑拔弩张。在这万分紧急之时，淮军焉有不防不备之理？于是淮军将士们得到指令：屠城！守在城内的太平军无一幸免，苏州城内血洗成河，尸积如山，世人震惊！

社会各界立即对李鸿章的杀降表示谴责和抗议，认为这是反人类、反道德的惨剧，李鸿章应对这一惨剧负有责任。但李鸿章的辩解理由似乎十分充分：

郜永宽等提出的要求，作为淮军的首领，李鸿章认为他是无法满足的。郜永宽要求将收降的太平军整编成20个营，并“留半城屯其余众”——即留下半个苏州城给他安营扎寨！按照当时淮军“营”的概念，每营为505人；20个营，即1万余人。而当时李鸿章手下淮军的总人数才2万余人。要保证郜永宽的实力不变，且给他半个城市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与淮军共同掌握苏州城，这对一个仅有二万余人的军队领导来说，恐怕没有人心里会踏实的。

其二，郜永宽军中首兵、副官以上的领导，一律指定要去某某省任某某职，这显然不是李鸿章能办到的，即使李鸿章答应，也必须经过大清朝廷同意才行。李鸿章哪能承诺并履行郜永宽的这一要求呢？

更为麻烦的是，淮军入城之后，发现城内太平军“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这完全是一副巷战的架势！哪能看得出有半点投诚的诚意呢？再说，太平军“诈降”已不是第一次。所谓“受降如受敌”，如果有人一声令下，局势将无法控制，更无法收拾。再看一看郜永宽等降将，一副“长毛”相貌未变……他们脑后那条长长的辫子，不恰恰是再次通往太平军大营的一条后路……

在这种非常形势面前，程学启提议立即采取权宜之计，就是先下手为强。当程学启将这种提议报告李鸿章时，李鸿章着实感到十分棘手。不杀，形势确实危在旦夕；杀，不仅有违朝廷的规定，而且也会给日后收降太平军造成障碍。更重要的是如此背信弃义，有违前约，他李鸿章将来如何为官、为人……还有那个从中担保的洋人戈登，他会怎么说？

想到这些，李鸿章对程学启说：“你也是投降之人，怎么能对前来投诚的人采取如此办法呢？”程学启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情势不同，时不我待啊！”李鸿章还在踟躇。程学启实在等不及了，他向李鸿章摊牌了：如果你再不动手，他程学启就只有赶紧离开淮军了。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才下令杀降的。这就是说，淮军杀降，完全是为形势所迫。

李鸿章的杀降行为在遭遇各界舆论谴责的同时，更重要的一个麻烦，来自于英国人戈登。戈登是当时双方谈判的“中人”，可以说，郜永宽当时建议请他到场，就是担心会出现这种结果，可如今，这一结果还是出现了，他这个担保人的面子将被置于何地？为此，当戈登知道李鸿章在苏州杀降之后，勃然大怒。他对李鸿章——这位曾被他视为大清朝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不讲诚信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戈登提着短枪要找李鸿章决斗。

李鸿章没有意识到杀降会招致戈登如此激动，他吓得连忙躲了起来。戈登一连几天没找到李鸿章，就向大清朝廷传去最后通牒：如果清廷不让李鸿章下台，他就带领洋枪队进攻淮军，并把已经占领的城市全部交给太平军！endprint

同时，戈登又将这一“世上最卑鄙的行径”向英国驻沪公使作了汇报，请求英国政府出面，与大清朝廷正式交涉，一定要把不讲诚信的李鸿章撤职查办。戈登表明了这一态度后，就带领他的洋枪队回到他的据点——江苏昆山去了。驻上海的英国公使对戈登的意见十分重视，并与戈登商议，不如就此将洋枪队的指挥权从大清政府手中全部夺回，日后完全由英国人掌控。与此同时，驻上海的其他各国领事联合起来，签署了一份专呈大清政府的文告，谴责李鸿章彻底背叛人性的杀降行为，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不妥善处理此事，各国将不再支持大清政府！

直到此时，李鸿章才意识到由程学启挑起的杀降事件终于把娄子捅大了。他本来认为不杀降也是降杀——先占领，再斩杀——只不过是斩杀的方式不同，没想到洋人会把这件事的性质看得如此恶劣，这完全是因为东西方人思想观念、文化背景不同导致的。如果因为这件事的发生而使好不容易得来的“中外和好”局面得到破坏，那后果便不堪设想——他一介武夫，如何担负得起如此国际关系的重负！有道是“疾风知劲草”，这种紧张而危险的局面正是考验李鸿章才干的绝佳机会。李鸿章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向大清朝廷汇报杀降及戈登的表现的详情，一面又通过洋人朋友做戈登的思想工作。

李鸿章在给大清朝廷上奏的材料中称：诛杀郜永宽等确实是情不由己，不杀则形势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平安，因此，清廷立即回复李鸿章，肯定了他的杀降合情合理。不仅如此，清廷还反过来指责洋人不明事理。关于戈登，李鸿章向清廷汇报说：此人对收复苏州一战，一开始献计出力，颇有功劳，但事成后，此人却向他请求厚赏，而这一厚赏是他李鸿章无法也无权满足他的，于是戈登便耍出这种反复无常的脾气。在杀降的第二天，李鸿章向朝廷呈送的捷报中，为四名有功之人请赏。这四名“功臣”中，第一是程学启，第二就是戈登。李鸿章后来说戈登事成后请求厚赏，到底是真是假，至今谁也不知道。

当时，大清朝廷对戈登及外国使馆的行为态度，李鸿章并不十分清楚，万一太后及皇上慑于洋人的淫威，为顾及中外关系而以牺牲李鸿章来“丢卒保车”，李鸿章也只能服从，因此，李鸿章在汇报疏状中称：“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而清廷对洋人一贯是既怕又恨，当英国公使提出收回清廷对洋枪队的指挥权时，清廷不得不将这一情况转告对洋人情况颇为熟悉的李鸿章。对此，李鸿章说：“现在东南地区对太平军的防剿，凭淮军及大清官兵的实力已完全可以胜任。如果将由大清国出资购买的、用以武装洋枪队的装备全部交出来给淮军或大清官兵，将配给洋枪队的超标准粮饷供应给淮军或大清官兵，那么，我们的实力将得到充分的补充，足以与现在的洋枪队匹敌。洋枪队除了武器先进，其实根本没什么别的长处。”

李鸿章说这话，并非没有依据。当时李鸿章的淮军已拥有五万之众，而洋枪队能作战的也只有三千人左右。这表明，在李鸿章看来，就此解散洋枪队，对大清国防御太平军已不会有多大影响。鉴于此，清廷作出判断：“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并不是以牺牲李鸿章的办法来折服戈登，而是与洋人据理力争。李鸿章得到朝廷的如此支持，自然缓解了紧张的心情。驻上海的各国公使也考虑到不应因个人行为的细节而损害大局关系，纷纷表示应将此事交给总理衙门处理。这对李鸿章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东南“长毛”正等着他去平剿，总理衙门能奈何他？

最后，李鸿章通过他的“英国朋友”、戈登的老岳父马格里等人通融，戈登总算作出让步，要求李鸿章公开公布告示，声明“苏州杀降”时，他戈登不在场，此事与戈登无关，并在告示中承认自己违反盟约、背信弃义的错误。

戈登的这些要求，即便李鸿章一一做到，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失去的生命也已无济于事。最终，李鸿章的告示是发了，但只是声明了杀降与戈登无关，其余一字未提。为了不至于把关系弄僵，李鸿章最后表示愿意参加郜永宽等人的丧葬仪式。一名朝廷任命的封疆大吏，居然出现在几名谋反叛将的葬礼上，这在十分讲究礼仪的年代，到底成何体统，令人玩味。但这滑稽的一幕确实发生了。在郜永宽等人的丧葬仪式上，人们还看见李鸿章湿润的眼睛——一名举足轻重的大清官员，居然悲痛地出现在几个民贼的丧葬仪式上！善良的人们，还有谁不能理解他曾经有过的过错？

对自己的学生在上海滩上演的这幕杀降闹剧，曾国藩称赞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并认为这是一件“最快人意”的事。

（选自《李鸿章与淮军》/丰吉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