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阿尔伯特·克雷格+著++李虎++林娟+译

非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国家的尝试发生在20世纪。19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还不存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从1868年到1912年明治天皇统治的这一时期被称为“明治时代”。新政府励精图治，这就意味着像西方国家那样“兵强国富”。但是，新政府尚未制定出蓝图，只有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在不断尝试的前进道路上，她面临着棘手的决策问题。新政府号召民众为了未来，做出牺牲。

回望历史，可以看到，日本具备重要的有利条件促进历史进步——商品经济、较高的文化水平、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民族认同感；同时也有不利条件阻碍历史进步，而且，在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眼中，这些不利条件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1868年，新政府只能从前幕府的土地上获取收入，其他三分之二的土地仍然被大名占据，他们不向新政府交税，只是由于害怕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军队才听从新政府的指令。从完整意义的国家层面来说，日本是贫穷的，当时的商业资本无力发展现代工业。日本国民的识字率显著高过俄国和意大利，不过，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日本人不会读或不会写；武士们能读会写，但是他们很少具备长远眼光，他们在中文典籍方面所获的教育并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人们尊重技术，却不懂技术。

中央集权和维新改革

建政之初，明治新政府只是少数武士领袖的集合——长州藩的木户孝允，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以及佐贺藩的大隈重信。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领袖出身中下级武士，而不是来自传统上层统治阶级。他们作为藩领的决策者和藩军的指挥官，升任高位，掌握大权，其地位就像美国的华盛顿或者林肯，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被日本民众颂扬，像神话人物一般。

这些领袖借重两个支持他们事业的贵族，控制了年仅十几岁的天皇。通过和长州藩、萨摩藩军队指挥官的私人关系，他们控制了这两个藩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指挥官，后来大多入职新政府。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旧制度没什么瓜葛。人们半开玩笑地把这些新领袖们描述为：十二个寻找衙门的官员。但是，这种比喻不足以透视他们的决心和视野。他们在长州藩和萨摩藩军队的支持下，毫不留情地向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开火。

第一个目标是大名领地。他们从剥夺藩领的自主性开始，然后在1871年宣布废除藩领，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县取而代之。当时，新藩军普遍对这些将自己的藩地归还中央政府的年轻将领怀有二心，所以，废藩置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每一个新的县知事都是从其他地区的武士中挑选出来的（只有萨摩藩例外），以此确保他们同过去彻底决裂。为了做出表率，长州地区的第一任知事是从以前德川领地的武士中挑选出来的。藩领废除之后，他们的岁入就能够直接流向东京朝廷。

1871年，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完成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然后，大约半数的维新领袖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出国考察，其目的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另一目的是对他们意欲效仿的国家进行考察研究。他们来到美国和欧洲，访问了议会、学校和工厂。1872年，他们回到日本，发现留守国内的官员们正在策划同朝鲜的战争。返国的大臣们很快粉碎了这一计划。他们坚持国内的改革应该占据最优先的地位。

第二项任务是稳定政府的税收。当时，土地税主要是以交公粮的形式征集，造成米价波动，政府税收亦随之变化。新政府把土地税转化成了用货币支付的税金，把米价波动的负担转嫁到了国内农民的身上。作为补偿，政府向农民和地主授予了土地所有权的名号。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政府税收被用于支付武士的薪金。1873年，政府建立了一支由应征入伍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在随后的几年，废除了武士阶级。政府为遣散武士，给他们发放国债券，也让他们从新政府的成功中分一杯羹。但是，在1870年的通货膨胀中，国债券贬值，大多数的武士贫困化。政府的财政改革最终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

有些武士发起了叛乱。参加过王政复古的武士们对自己的待遇尤其愤愤不平。1877年，爆发了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也是最后一次起义。这次萨摩藩武士的起义由西乡隆盛（1827—1877）领导。1873年，西乡隆盛因为征伐朝鲜的问题同政府决裂。这次叛乱被镇压之后，明治政府在军事上安定了下来。

新思想与新政党

在整个德川时代，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都把自己视为儒家思想的信徒，视为文明人，其他地方都是蛮夷（中国和朝鲜例外）。培里等西方人士就被标上了“蛮夷”的标签。但是，西方先进的技术很快就把这种视西方为“蛮夷”的观点置于尴尬的境地——“蛮夷”怎么能够制造横渡世界大洋的蒸汽船呢？为了对此进行解释，19世纪60年代末期，福泽谕吉（西学学者，也是幕府的翻译员）向日本引入了西方流行的历史观点——西方是文明开化的国家，那里有科学，有技术，有法律。而中国、日本、土耳其等是“半开化的”国家，世界的其他地方则是蛮夷。这种划分文明阶段的历史理论，对于传统的观点是一次迎头痛击。

福泽谕吉进行了推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技术乃是从西方的政治、经济、司法和教育系统中成长出来的，技术不可能离开这些土壤而一枝独秀。他援引了英国人瓦特的例子——他被推动去发明蒸汽机，是因为发明家能够得到利益和荣誉的褒奖，这种褒奖受专利保护。福泽谕吉主张，技术之利来自于独立的公民和承认人权的司法制度。

在王政复古之前的一两年，人们广泛地阅读福泽谕吉的著作，他的著作在明治维新早期是最畅销的书。福泽谕吉和其他观点相似的同侪撰写的著作，引燃了19世纪70年代的“文明开化”运动。发起这一运动的领袖们针对各种问题发表了“开化的观点”——包括立宪制政府、哲学、教育、宗教、自然权利、婚姻、妻妾和娼妓问题等等。他们雄辩地主张妇女权利。当时正逢政府建立新的西式体制，以及某些寻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的势力正在寻找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的理念因而得以传播开来，以论证“反对派运动”的合理性。

“反叛”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式政治。19世纪70年代以降，有些武士组成了政党，围绕民权、选举及宪法开展运动。他们大力吸取通过文明开化运动而被人们知晓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他们主张：国民大会是先进社会开发国民知识的手段；国民大会将能够联合君民，抑制萨摩—长州集团的专断统治。政党运动的信条虽然声称所有阶级都是平等的，但是，在政党运动的早期，武士是运动的中坚力量。19世纪70年代中期，武士的反叛运动和新生政党之间的较量不相上下。但是，随着叛乱的结束，政党成为了主要的反对派力量。endprint

为了安抚各个政党，1878年，政府建立了县议会。许多“民权活动家”通过选举进入县议会。选举的时候，事实上非官方的某些“施压集团”成为了合法的政党。农民们参加选举政治活动，希望减税；穷人们也参加进来，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1881年，经历了一次政治危机之后，明治政府许诺在十年之内召开国民大会。这再一次推动政党运动。19世纪80年代，各个政党势力有张有弛，有起有落。当贫穷农民起义的时候，有些政党就临时解散，以摆脱他们和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全国选举日期的临近，他们又一次组织起来，恢复元气，而政党贵族和地方贤达之间的关系也更近了。

明治宪法

政府厌恶这些政党运动，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政府许诺立宪本是一项策略。1882年，伊藤博文（当时已经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出国考察，探寻一部能够为日本服务的宪法。他在德国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理念，并且带回一名德国的法学家，来帮助改编保守的1850年普鲁士宪法，以适应日本的需要。明治宪法于1889年颁布，其特点是赋予天皇广泛的权力，而对于日本国会中的下院只赋予极其有限的权力。

根据宪法规定，天皇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据伊藤博文的评注，天皇的神圣性是用神道教的术语定义的。同普鲁士一样，天皇直接指挥军队，位于总参谋部（1878年成立）之上。天皇有指定首相和任命内阁的权力。他可以解散国会的下院，在国会休会期间，可以颁发圣谕。皇室内宫设于内阁之外，负责管理19世纪80年代皇室的巨额财富。因此，天皇永远不必向国会政治家们屈尊纡贵讨要经费。我们可以领会到，明治领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为天皇效力。最后，宪法本身是以天皇赐予臣民的形式发布的。

相比而言，国会下院的权力非常有限，只被赋予了批准预算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宪法规定，如果新预算未获通过，则前一年的预算仍然有效。由指定产生的贵族院（上院）批准的法案，才能成为法律。并且，为了确保政党本身能够代表日本社会的安定和负责人的力量，只有缴税达到15日元的成年男子才拥有投票权。1890年，这种人口只占成年男子人口的5%。简而言之，伊藤博文从来没有想创制一个具有完整审议权的议会系统。他所设计的是一套包括了国会部分的宪政系统。

政府还设立了旨在制约政党未来影响力的部门。1884年，政府制造了一批新的贵族，来充实贵族院。这些贵族由以前的贵族和明治维新的领导们构成。出身于下级步兵的伊藤博文受封为公爵，后来升为亲王。1885年，他组建内阁，成为第一任首相，继任者是萨摩藩的黑田清隆（1840—1900）和长州藩的山县有朋。1887年，伊藤博文建立了一个私人委员会，自任首脑，以使他所制定的宪法获得认可。1888年，他制定了新的法律并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使得帝国官僚不去钻营虚华的政党政治。到了这个时候，最初由贤达人士及其家臣构成的松散的集合，已经变成了系统性的官僚机构。详细的政府管理法律界定了他们的功能，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他们薪资很高，中级官员们有能力召唤艺伎。1890年，有2.4万名政府官员，1908年有7.2万名政府官员，对于有49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来说，这些数字是不过分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