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存庭

民众动员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支边
——以江苏省青壮年支疆为例

闫存庭

江苏省移民支疆的顺利进行，得益于民众动员的有效实施。为了把有种种顾虑的青壮年动员到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新疆，江苏省各级政府采取普遍宣传与重点教育相结合，大会动员与小会座谈、个别教育相衔接的办法，不断化解民众的疑虑和误解，营造支边光荣的社会氛围，掀起了踊跃报名的热潮。但是，在宣传动员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宣传内容浮夸，造成有的支边青壮年入疆后，因与心理预期的落差而返回原籍，不利于后续的安置巩固工作。

民众动员 支边 江苏青壮年 新疆

闫存庭，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830054

在全面“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形势下，“为了使得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逐步地同内地一样地获得迅速发展”[1]《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58年8月2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中央决定1958-1963年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壮年，到青海、甘肃、新疆、东北三省等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此举意在较短时间内加速开发边疆地区富饶的资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提高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政治上促进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因此，这批青壮年“除部分投入当地工业和其他企业外，大都是参加或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公社（国营农牧场），发展多种经营”[2]《农垦部刘型副部长在全国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959年2月16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1。，他们被赋予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公社树立榜样，为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提供经验，消除地区间、民族间各项事业发展不平衡的使命。同时，他们还大都是民兵的骨干力量，担负着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然而，动员几百万人远离家乡，改变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习惯，在边疆地区安下心、扎下根，无疑是一件十分艰巨而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

按照中央的计划，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要动员200万青壮年去新疆，其任务数分别为60万、40万、40万和60万。后因湖南青壮年支援云南省并未进疆，实际上支援新疆建设的为鄂、皖、苏三省。“大跃进”运动后，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起大规模青壮年移民停止，转而以接、迁青壮年家属为主。1959-1960年间，江苏省青壮年分三批共有约12.1万人（不含家属）进疆，占鄂、皖、苏三省进疆总数的49.2%。不难看出，新疆是接收边疆移民的主要地区，而江苏省又是支边新疆的重要省份，因而选取江苏省青壮年支援新疆建设为个案进行考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拟从动员伊始民众对支边的认知谈起，继而论述政府的民众动员策略，进而对民众的支边热潮进行评析，最后分析动员过程中存在的偏差。

一、民众对支边的认知

1959年3月，江苏省正式启动支边宣传动员工作。中央对动员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强健、家务拖累不大，有一部分较多生产经验的壮年，男女人数应该大体相等。同时，还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和党、团员。江苏省对动员对象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年龄在17岁以上45岁以下，本人自愿、政治清楚、家务牵累不大的青壮年；男女比例应大体相等；动员对象中党员、团员比例占1.5%和15%左右。此外，还规定以下六种人员不予动员或批准：不符合规定年龄的人员；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搞清的人员；身体太弱或患有传染病的人员；在校学生；孕妇；现役军人的爱人[1]《关于1959年动员青壮年前往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计划》（1959年3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4。。江苏省的做法得到了农垦部的肯定，刘型副部长在全国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中指出，江苏省提出“要有20%左右生产经验较丰富的壮年，男女人数的比例要注意大体相等，党员为动员人数的1.5%，团员为15%”的这些规定，应予推广[2]《农垦部刘型副部长在全国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959年2月16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1。。

在宣传动员之初，群众对支边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和误解。武进县新闸公社有人说：“只有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没有听说上有天堂，下有新疆”。鸣凤公社有一部分群众提出：人家说新疆冷、荒凉，不晓得究竟怎样？既然新疆是好地方，为什么人少？既然那里是好地方，只要政府发一个通知就行了，为什么要动员[3]《武进县支边委员会对第二次支边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1959年8月12日），镇江市档案馆：B21-3-359。？也有不少人对支边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海门县平山公社有社员说：“既然新疆好，为什么政府还要三请三邀呢？”也有人对宣传的内容不相信，悦来公社汲角大队一个社员说：“样样说好，花好稻好，都是骗人。”[4]《海门县支边工作简报》，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13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还有一部分群众道听途说、误信传闻，说：“新疆没得河，洗脸水都没得”、“在新疆冬天根本不能出门”、“尿尿都要拿棍子敲打”等等。还有人向往从事工业，他们说：“在家种田，到那里还是种田，哪个高兴去！”[5]《吸取经验，全面指导，各地支边试点工作陆续展开》，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3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支边人员的亲友家属，特别是他们的爱人、父母、岳父母、公婆等近亲属，往往还顾虑同亲人团聚困难，或者顾虑子弟进疆后不再扶养家庭，不赡养父母[6]《章维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边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7月14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8。。此外，还有一些荒谬的传言，如丹阳县陵口公社有人说：“新疆那里都是毛毛人，叫我们这里人去配种的。”[7]《陵口公社关于支边工作的总结》（1959年4月20日），镇江市档案馆：B21-3-359。

民众的这些顾虑，可以归纳为怕吃苦、怕冷、怕生活不习惯，怕讲话听不懂，顾虑到新疆没米吃，没有水喝、没有房子住，有的顾虑将来无法与家人团聚。江阴县则更具体的总结为“一看三要十怕”，“一看”是看领导干部去不去；“三要”是：要集体报名集体去、要推派代表去了之后去、要搞工业；“十怕”是：怕天气冷、怕没有大米吃、怕路远、怕婚姻不自由、妻子怕丈夫去了要变心、父母怕儿子去了找不到爱人、怕去了之后不扶养家属、怕宣传新疆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怕新疆人野蛮、怕新疆人少田多吃不消[1]《江阴县动员青壮年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总结》（1959年9月24日），苏州市档案馆：H27-3-47-186。。

在群众有顾虑的同时，部分公社干部也存在着畏难和抵触情绪。新沂县窑湾公社任务600人，社厂委书记讲：“铁路上要我人，支边又要我人，这怎么行？”。启东县万安公社副书记说：“公要混沌（馄饨）婆要面，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支边”，感到无法完成。海门县余角公社书记说：“县委部署我们突击治虫，难道支边比治虫还重要吗？”[2]《南通地委王书记亲自检查支边工作及采取的措施》，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11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有的干部怕支边影响生产，怕劳动力外调之后影响“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任务的完成。因此，在排队时把适龄人员隐瞒起来，有的对报名的人说“客满了”[3]《章维仁同志在淮阴、盐城、南京三个地区支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3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2。。还有的认为“支边比服兵役难搞，服兵役三、四年可回来，支边要去一辈子”、“男女要求相等有困难，小姑娘用灯笼去照也找不出来。”[4]《南通专区支边委员会关于1960年动员青壮年支边工作总结》（1960年5月5日），南通市档案馆：D222-111-0009-0003。特别是在1959年支边自返人员较多、或有些支边人员来信反映新疆不大好的地区，干部在宣传工作上感到“理屈词穷”，有说不出口的畏难情绪，群众中亦反映既然新疆好，为什么去的人再回来等怀疑心理。

应该说，这些都是群众非常真实的想法，基层干部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成为支边动员工作中主要的阻力。这说明要化解干部群众疑虑，既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支边的政治意义方面来提高群众和干部的认识，也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性。

二、政府的动员策略

正如农垦部在郑州召开的现场会议上所讲，“宣传动员工作是整个支边工作的基础，这段工作好坏，决定着外调青壮年的质量，关系到安置后的巩固和边疆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5]《1959年动员青年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60年工作的意见（草稿）》（1960年2月），镇江市档案馆：C28-3-245。。那么，江苏省是如何宣传动员的呢？

一是运用多种宣传形式，营造支边光荣的氛围。宣传动员中首先要讲明支边的意义，启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在强调新疆好、支边光荣的同时，也说明会有暂时的困难，鼓励支边青年用双手去克服困难。通过解放前生产生活回忆对比，现实情况和前途愿景对比，激起青壮年报名支边的高潮。采取普遍宣传与重点教育相结合，营造支边的舆论和声势。南通专区提出了“以社会主义为纲，继续赛苏州为政治动力，支边为重点，红专学校为阵地”的口号，各县都培训了骨干分子，分片或召开全县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在统一骨干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全民性的宣传运动。利用生产间隙，采取块块动员与条条贯彻相结合，运用大会动员、小会座谈与个别重点说服等方式，通过有线广播、家庭访问、黑板报、漫画、图片宣传牌等形式，使支边活动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扬州专区则通过黑板报、大字报、田头鼓动标语、短小文娱节目，以及支边人员从新疆寄回来的信件、图片、漫画、地图展览等形象化的宣传手段，和以前去过新疆的同志亲身经历，介绍新疆具体情况及发展远景，逐步改变群众怕远、怕冷、怕离家的乡土观念，坚定他们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1]《扬州专区支边委员会关于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总结报告》（1960年10月6日），扬州市档案馆：A56-3-29。。

二是统一干部思想认识，充分发挥乡党委和支部的作用。江苏各地支边工作的动员和开展，主要依靠力量是基层党委和组织。为此，各地、市县委分层召开骨干会议进行训练，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这一基础上确定进疆的公社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在宣布任务的同时公布他们的名单，并吸收他们参加支边机构进行工作，从而发挥他们的核心作用，成为支边的旗手。在训练骨干的同时，有意识地进行调查摸底工作，着重摸好几方面的底：（1）摸适龄对象的底；（2）摸劳动力底；（3）在适龄对象中扣除军属、孕妇、学生等几种不动员的人；（4）对合乎条件的对象，摸清身体状况、婚姻状况和家庭牵累状况；（5）随时掌握动员对象和家属对之支边的态度和思想。掌握以上情况，可以有意识的做好动员工作。在动员过程中，除召开社员会议、适龄人员座谈会、适龄人员家属座谈会等会议进行教育外，还运用骨干、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妇联等方面的力量，加强个别教育，掀起报名热潮。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平衡批准人员的政策规格，批准权限控制在公社党委，由大队对报名人员签署意见，送公社党委决定。社队掌握支边自愿的原则，做到“三通四满意”（“三通”即本人通、老人通、妇女通，“四满意”是本人满意、家属满意、新疆地区满意、群众满意）的要求。有的地方要求内定对象先到公社谈话，或者先注射防疫针等形式，以考验报名人员的思想是否巩固。结合考察结果，由公社平衡，在大会上宣布正式批准支边人员。一般是先批准干部、党团员，后批准群众。批准后以发通知书、戴光荣花，组织报喜等形式，增强支边人员的光荣感。对个别思想回潮的青壮年，经教育无效就及时更换[2][3]《江苏省1959年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总结》（1960年2月），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8。。

此外，对强调劳动力紧张、怕影响“三包”思想的部分干部，积极从正面引导，加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算细账，挖潜力，强调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根本途径是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支边人员家属思想和未批准人员思想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支边人员的思想巩固。各地一般都采取分工包干，普遍召开座谈会和登门家访。除进一步加强支边意义的教育外，特别强调支边人员走后，公社对他们一视同仁，不会亏待，而且支边人员安定以后家属也可以进疆，从而消除他们怕无人照顾的疑虑。对未批准的青壮年主要是进行“两光荣”的教育，说明去边疆光荣，建设家乡也同样光荣，强调服从组织，号召未批准的青壮年向支边人员开展生产竞赛，及时稳定未批准人员的情绪[3]。

三是有意识的培养妇女骨干，调动妇女报名的积极性。相对男性青壮年来说，女性顾虑更多，也更难动员。针对这一问题，各地有意识地在群众中培养有威信的妇女骨干，提前批准她们的支边申请，通过其影响力和感染力，带动周围的群众。如徐州专区沛县在动员开始时，未婚妇女报名人数很少，孟庄公社首先批准群众中威信较高的两名未婚女性，召开群众大会公布，然后通过她们在群众中个别走访，结果一人就发动了20名青年妇女报了名[4]《江苏省关于1959年支边动员工作的未婚男女大体相等的体会》（1960年2月），镇江市档案馆：B21-3-398。。南通专区不少地方还召开巧妈妈、巧嫂子、巧姑娘会，以滚雪球的方式，团结广大妇女报名支边。盐城专区的经验是“尽量先批未婚女青年和已婚而没有小孩的夫妇，对于有小孩的可以尽量动员一方先走，另一方后去”[5]《许靖同志关于盐城地区支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2-0003。。常州专区对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的情况，采取三个补救办法来解决：第一，在比例悬殊较大的乡，选择一、二个未婚妇女多的大队重点教育发动，组织已批准的妇女进行感情联络，带动其他妇女。第二，适当扩大地区范围，在一些原无任务的乡选择一批主动报名的未婚妇女。第三，公社间互相调剂平衡。总体要求是，作为一个乡来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要求一律，但作为一个县来说，未婚男女必须坚持做到大致相等[6]《关于支边工作座谈会议情况报告》（1959年8月17日），镇江市档案馆：B21-1-18。。

四是生产密切结合支边，达到支边生产双丰收。各地在工作安排上，采取以生产为中心，支边为重点。在做法上，采取统一组织力量、统一检查，各级组织和干部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支边。在时间安排上，一般都采取了白天搞生产，晚间搞支边，田里劳动搞生产，田头休息谈支边，晴天搞生产，雨天搞支边等一系列与生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1]《章维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边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7月14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8。。经过支边宣传教育，广大青壮年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迎支边”，积极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在审批以后，支边青壮年自觉组织起来，开展有纪念意义的生产活动，如开支边渠、积肥塘，特别是他们和当地群众开展生产竞赛，以优异成绩向故乡献礼。这不仅保证了支边任务的完成，而且有力促进了生产。

五是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各项经济问题。在“大跃进”时期，支边人员的房屋、工资、工分、股金、家具等的处理对于支边人员的经济利益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使他们产生怨气，甚至影响支边人员的思想稳定。对此，各地贯彻按劳付酬、等价交换、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处理支边人员的账务、工分等经济问题。支边人员中原来有工资待遇的，一律由原单位预支一个月工资。南通专区还对欠款不多的社员免除借款，对个别确实有困难，途中缺少零用钱的支边人员，一般给予2-3元的照顾[2]《南通专区支边委员会关于1960年动员青壮年支边工作总结》（1960年5月5日），南通市档案馆：D222-111-0009-0003。。房屋是群众最重要的生活资料，1959年江苏省对支边人员的房屋按照采取不拆不卖的原则，有家属的交家属住，全家走的则由公社、大队代为保管。但据海安县反映，很多支边人员对这种方式表示不满，要求自由处理。该县也认为“支边人员在原籍留有房屋，对个别意志不坚定的人，将起不好作用”[3]《关于支边人员原籍房屋处理问题的请示》（1961年5月22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11。。江苏省随之规定：“支边人员的房屋由本人自由处理。有家属的教育他们给家属继续居住，全家迁去新疆的可以委托亲友代管或转让他人，也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但是不得将房屋拆毁变卖。”[4]《关于支边人员原籍房屋处理问题的通知》（1961年6月4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11。这些措施的及时调整，消除了民众后顾之忧，巩固了他们的支边思想。

三、民众的支边热潮

强大的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使干部、群众对支边工作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群众中形成了支边光荣的社会舆论，掀起了支边的热潮。

南通专区不少公社符合支边条件的青壮年100%的报了名，报名人数达902284人，超过任务数26倍。出现了不少父母替子女、丈夫替妻子、妻子替丈夫、夫妇同报名、兄弟父子争报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替孙子报名，全家写决心书、盖血印、写血书的动人事例[5]《南通专区支边委员会关于1960年动员青壮年支边工作总结》（1960年5月5日），南通市档案馆：D222-111-0009-0003。。扬州专区报名25万多人，占任务数20倍以上。大桥公社有五个妇女在申请书上写道：“我们的心，雷打不开，风吹不散”，我们的口号“好男儿志在四方，女英雄支援边疆”。还有不少人在课堂、会堂、田头自编自唱着：“三面红旗迎风飘、积极响应党号召，支援边疆大建设，个个争先把名报”，以表示他们支边的决心[6]《扬州专区支边委员会关于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总结报告》（1960年10月6日），扬州市档案馆：A56-3-29。。南京市原计划动员2000人，而报名人数超过6万人，报名的人中写血书的达100人左右，直接向省市的来信有300封，来访的约500人次。秦淮区一个青年怕报名报不上，请母亲随同一起去，以示母亲真通。下关区有1人写了12封血书，以示到新疆去的决心[7]《南京市关于动员350名护理人员的工作小结》（1959年6月5日），南京市档案馆：5016-1-1。。苏州专区常熟县受宣传教育的人数达242231人，占动员地区总人数的90%，报名人数50,847人，相当于任务数的25倍以上[1]《关于动员青壮年支援新疆建设工作的总结（初稿）》（1959年8月31日），苏州市档案馆：H27-3-47-176。。镇江专区武进县前黄乡报名5830人，占在家适龄青壮年的86%，超过预定要求134倍[2]《前黄乡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总结》（1959年4月27日），镇江市档案馆：B21-3-370。。江苏省1959年总体情况是“一般地区报名数超过任务数40倍，个别县超过70倍。”[3]《章维仁同志在省委第四次支边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0年2月18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8。

上文可以看出，江苏省宣传动员覆盖面很广，民众报名的积极性很高。但是，也必须看到，有些人报名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从众性。如盐城县新兴公社一位党员，自认为工作好，领导不会批准到新疆去，所以报名显得很积极，夫妻双双按了血指印，实际并没有支边的思想准备，批准之后就借口“老婆不肯去”，表示反悔[4]《防止思想回潮》，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4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还有些人看到麦子丰收，粮食比以前吃得稍多，就改变主意不想去了[5]《陈副专员3月22日电话会议上发言记录稿》（1960年3月22日），南通市档案馆：D222-111-0034-0011。。如皋县一名支边青壮年回忆道：报名人数没有那么多，当时桃元公社万桥大队分配任务70个，经过反复动员，报名的就70几个人，最终批准73人[6]访谈叶春田，新疆乌鲁木齐，2014年5月29日。叶当时是如皋县桃元公社支边带队干部，任排长，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县柴窝堡农业大队。。另一名支边青壮年也说：“报名的人少，家里不放，基本上报（名）多少来多少。”[7]访谈王清保，新疆乌鲁木齐，2014年5月29日。王当时是无锡县港下公社支边青壮年，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县地窝堡乡金星公社。由此可以推断，以上这些报名数字偏大，这可能与“大跃进”背景下的冒进有直接关系。

江苏省按计划顺利完成了年度支边任务，同时期湖北省也基本完成，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从数量上来看，还是从人员构成上看，江苏省支边青壮年都是基本上符合国家要求的。尽管1959年男、女比例有一定差距，但到1960年已经基本接近，较同时期湖北省完成的相对要好。从表1还可以看出，1960年度江苏省支边人员中党、团员比例较1959年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省委要求“不要无目的一般的提出‘党员带头’、‘干部带头’的口号，防止群众挤干部、党团员‘带头支边’，造成僵局”[9]《章维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边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7月14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8。。再从安置巩固方面的情况来看，因“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得大批人员因各种原因返回原籍。“到1961年底，140多万支边青年及家属，跑回47万。1962年，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自治区的25万支边人员只剩下9万人。”[10]《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而同时期江苏省1959-1960年动员的145163名（含家属）支边青年中，返回原籍的约3万人左右[11]《关于我省支边返籍人员情况和请求拨给安置经费及物资的报告》（1962年10月17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2-0026。。这说明江苏省支边青年安置巩固工作做得比较好，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江苏省的宣传动员工作是比较成功的。

表1 1959 -1960年江苏省、湖北省动员青壮年情况统计表[8]本表系根据《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建设情况统计》（1959年12月11日）、《江苏省1960年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建设情况统计》（1960年7月）、《湖北省1959年上半年支边统计表》等资料整理而成，江苏省档案馆：4008-001-0006、4008-001-0010；《湖北省支边工作资料汇编第一辑》（1959年），湖北省档案馆，转引自王振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援疆历史考察》，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9-22页。

四、存在的几种偏差

各地深入地进行了支边意义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干部和群众支边的积极性。但历来各种运动动员难免会出现偏差，在江苏支边运动也同样存在。少数地区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在动员工作中采取夸大宣传，甚至强迫命令等手段，主要表现为：

一是部分基层干部宣传内容片面浮夸，甚至信口开河、随便许愿。具体体现在：（1）夸大新疆的物质生活。如东县有些公社干部说：“新疆吃得好，穿的是皮衣，一个月工资百把元”。吴县车坊等公社干部讲：“新疆遍地是黄金，吃的是牛羊肉，支边等于去贩货”[1]《少数地区在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原文无标题，该标题系笔者自拟），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16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南通专区有人说到新疆一天二次荤，拿钱多，一年供应500斤大米，农村与城市没有两样。还说新疆有一个大果园，因人少果子吃不下烂在地上，核子有3公尺[2]《陈副专员3月22日电话会议上发言记录稿》（1960年3月22日），南通市档案馆：D222-111-0034-0011。。（2）片面强调工业。无锡县西漳公社干部讲：“到新疆最苦是开拖拉机，好的是进工厂”。常熟虞山镇一个小组长说:“城镇青年去支边一般不会到农村，不是当干部就是做工人，即使到农村也是学开拖拉机”。滨海县正洪公社动员时说到新疆可以当工人，因此许多青年都报了名，“一是想到外面闯荡闯荡，二是盼望能够改变身份，成为一名领工资的工人”[3]刘训邦口述、佐君整理：《寻梦五十年》，见昌吉州政协党派社团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昌吉州政协文史资料第33辑苏皖鄂青壮年支边在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2010）年第53号，第340页。。（3）怕群众“故土难离”，把支边说成是短期的。无锡县个别公社干部讲“到新疆三年就回来”。这一点，在无锡县港下公社一名支边青年处得到证实，“当时他们说去三年就回来，分配到农业上3-5元一个工”[4]访谈王清保，新疆乌鲁木齐，2014年5月29日。王当时是无锡县港下公社支边青壮年，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县地窝堡乡金星公社。。苏州一位支边青年也说“公社领导说干三年就回去，而且一个月80块钱工资”[5]访谈吴巧根，新疆和静，2014年1月7日。吴当时是江苏苏州支边青壮年，被分配到和静巴音公社二大队。。常熟县也有类似的传言，“在家搞啥工作的，到新疆去还是做啥工作，3年以后就可以回来。”[6]杨瑞芬口述、梅润生整理：《回望我的青春岁月》，见昌吉州政协党派社团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昌吉州政协文史资料第33辑苏皖鄂青壮年支边在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2010）年第53号，第66页。很多人都是想着就去新疆三年，抱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的想法。应该说，这样的宣传确实很有吸引力，但同时也造成部分人到新疆后，因与心理预期落差太大而返回原籍，不利于安置巩固工作。

二是少数地方动员工作简单粗暴，甚至产生强迫命令现象。如皋县新民公社五大队支书在党支部会议上只简单的号召大家当场报名，结果17个党员都报了名，但经排队思想通的只有2人。个别大队事先写好名单，在生产会议号召一下，就要求大家去盖章。海安县西场公社个别生产队召开会议动员报名，群众因思想酝酿不够不肯报名，就把门关起来不散会[7]《进一步认真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60年第1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98。。淮安县南闸公社周庄大队原定6个动员任务，干部指定3对夫妻，经审查，其中1人有病，5人思想不通，全部返工。涟水县发现，李集公社笪汉大队批准3个人，全是地主富农，后全部更换[8]《防止思想回潮》，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4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对未批准的人员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宿迁县黄墩公社新华大队一位支边人员，因身体不符合条件，报名未批准，苦闷想不开，服盐滷自杀未遂。泗阳县在压缩小孩数字进行个别调整后，有的妇女抱了小孩跪求，不愿退下来[9]《6月17日各地电话记要》，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9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

三是部分地区报名后审查、思想巩固工作不扎实，造成审批过程中不少人思想“回潮”。如东县的报名人数158505人，经过排队，符合支边条件的48256人，真正“三通”的为5855人，仅超过任务数355人[1][3]《少数地区在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原文无标题，该标题系笔者自拟），江苏省支边办公室编印：《支边动态》1959年第16期，镇江市档案馆：B21-3-360。。各地思想回潮的人数一般为5%-10%，盐城专区批准6362人中，回潮的504人，占8.5%；武进县试点工作批准50人，回潮的5人，占10%；宿迁县黄墩公社批准400人，有20人思想起变化，占5%。盐城马沟公社批准55人，回潮达31人，占56.3%[2]《许靖同志关于盐城地区支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4008-002-0003。。思想回潮人员的规律是：女的比男的多，有小孩比没小孩多，城镇比乡村多。

针对这些问题，江苏省委及时进行了纠偏，要求各地对“支边的政治意义一定要广泛深入地宣传，思想发动工作一定要深透，宣传内容坚决不能信口开河，更不能随便许愿，单纯以物质引诱，否则思想动员工作不成熟，不仅会影响支边人员的思想巩固，而且造成安置工作上的极大被动，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3]。

结语

通过对江苏省移民支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动员之初广大民众和少数干部对支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和误解。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到支援边疆建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措施，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政治任务，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全局意识，本着既不影响江苏各项事业继续发展，也有利于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积极深入的进行了思想发动工作，逐步打消民众的顾虑，激起民众的热情，使他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故土难离”的情结开始慢慢消解。尽管在宣传动员中有一些偏差和不妥之处，但移民支边任务还是顺利完成了。

同时还应看到，江苏省青壮年支边新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移民，它更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为开发建设边疆，制定了从内地移民100万人到新疆的计划，同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动员，但1942-1944年间仅完成移民1.1万余人[4]阎东凯、张莉：《民国“开发西北”中一次未竣的移民计划——1942年至1944年的新疆移民》，〔南京〕《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第110页。，该计划以失败告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边疆移民支边，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期，虽然该计划仅执行两年便被迫停止，但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大规模、大范围的民众动员，先后有140多万人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就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民众力量办大事，更体现出共产党“群众动员能力之强，操作技术之有效是其他政党组织难以比拟的”[5]张励：《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3月号，第33页。。诚然，在移民支边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问题，但从近几十年来边疆开发建设、安边固疆、维稳戍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等方面的成就和成效上来看，国家的移民支边政策是利大于弊，从结果上看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肖波〕

本文系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苏省青壮年支援新疆建设研究》（KYZZ_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