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程新友

中国经济：转折的十字路口

文/本刊记者 程新友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的大。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八个季度在7.4%至7.8%的区间窄幅波动。中国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真正进入了经济换档期。

中国经济已到了转折的十字路口。经济增长的逻辑面临根本的改变，与此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全面转变。但路径依赖、原有资源配置对新结构的制约、转型过程的“破”“立”关系把握，都给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带来难度和风险。在新的宏观背景下，未来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未来经济如何改革？10月30日至31日，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镜鉴与前瞻：新阶段、新改革、新常态”2014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本届年会大会就“经济停滞与持续增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的大，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何为“新常态”？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就是普遍出现的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问题凸显，正进入经济增长减速、转型升级压力巨大的新时期。有学者用数据介绍“新常态”：全球经济增长总体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4年全球增长预期由3.4%下调到3.3%，亚洲新兴国家增长预期由6.7%下调至6.5%。2014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7.4%，连续18个季度增长减速，投资、消费双放缓，进入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与全面改革攻坚叠加时期。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已有所下降，但这只是需要面对的外在的表现。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是转型。以往存在明确的产业方向，通过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以生产为中心，“跑马圈地”式粗放扩张的经济增长阶段基本结束。

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会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确非常关键。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适应这种下滑，不允许下滑。中国经济面临着四大风险：一是刺激依赖症；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是继续人为刺激带来好看的数据，还是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和创新带领中国经济走过激流险滩，这是攸关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

对于这些风险，中央有清醒的认识。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的时候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传导出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经济增长衰退，一定是政策出错。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部分经济学家，杜撰了很多所谓的经济增长瓶颈来论证新常态（即较低的经济增长）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然而却普遍缺乏数据与事实的支持。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严峻，主要是因为政策出了问题：第一，内需驱动。内需驱动很简单，总需求下降，外部市场没有了。从1495年以后，贸易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谁占有国际市场谁就兴起。这10来年，中国一直在用内需驱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低不是政府可以改变的，是由一个国家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决定的。第二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通过产业政策来实施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因为政府既没有产权约束，又要比企业更加缺乏市场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产业政策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还可能带来管制效应，即市场禁入，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总供给的下降。总供给下降了，经济增长一定会衰退。如果坚持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把资源配置的权利交给市场，只有周期波动，不会出现长期的衰退。今天中国正在推行的结构调整基本上属于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很有可能出现长期衰退。如果长期衰退了，中国现在的新常态的风险会很高。在新常态的条件下，有效增长率太低，就业问题、收入增长问题也就解决不了。

华民建议，未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第一要补课，必须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第二，要坚持工业化；第三，在可持续增长上去做几件事；最后是要发展教育。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增长，这四点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会面临一个大的风险。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但是结构调整是有希望朝好的方向发展。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供给的减少，包括老龄化问题、投资增速减缓等。李迅雷表示，在2020年之前，中国可能会出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需要有一个调整。而在调整之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相信中国有望跨过金融危机的陷阱。”如果2020～2030年还有增长的话，应该是在4%左右。

“在全球化的模式下，不断用贸易来实现增长以及中国内部过去靠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的竞赛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 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增长。”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同时，目前改革的动力相对不足，如何能够真正走出“全球化的断裂、增长的断裂和改革的断裂”这三重断裂地带，或成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个低潮，但如果能够释放户籍改革、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的红利，加上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工业化4.0调整和深化，以及实现以中国为核心全球化4.0版本的话，未来8～10年经济增速会在7%左右。

摩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Gene Frieda表示，过去30年成功高增长的模式对于现在的成本越来越高，如土地、人工成本的上升等，都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进行改变，而现在结构性改革风险可能更大。中国或也不能够偏离国际规律，逐渐向世界平均增长值靠拢，会在2%～3%。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多个国家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转型，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赖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不断完善其内在的增长动力。

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特别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傅军认为，回顾一下历史，一个国家要正常发展起来，先是思想的现代化，再是制度的现代化，之后，才是一个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在后发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往往顺序是颠倒的：先是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相当难，思想层面更难。市场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分不开的，如果光学了一面是不行的。如果光看器物层面不看思想层面、制度层面估计不行。所以，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有一个思想的市场。

傅军建议，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第一要进一步市场改革，把要素市场做出来；其次是国企改革；再一个法治中国。归纳起来就是要解放思想、制度创新。如果这个做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概率增加。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则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帮助中国跨越这个陷阱。按照世界银行1960年的标准，当时有101个经济体达到了中等收入，但是48年之后，只有13个国家摆脱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大概只有13%，对中国来说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度是非常大的。提到中等收入陷阱，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拉美。什么是拉美陷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选政治导致了民粹。民粹意味着政治家给选民更高福利的承诺，导致了这些国家慢慢地丧失了竞争力，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周期恶性交替。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的一个现象。

“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简单化的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你穷的时候什么都很便宜，什么都很便宜就有竞争优势，比如说劳动力、环境污染的价格都是非常低廉的。中国的成本优势，一方面是来自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低估，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抄袭’。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非常弱，短期内可以占便宜，但是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种依赖，企业就会丧失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长久发展下去，国内企业也不愿意创新。”刘胜军分析道，“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候，这方面优势都会丧失。如果成本竞争力丧失了之后，靠什么？在市场上卖产品，除了靠低价格之外，更多的要靠品牌、技术、创新。当然，这个创新包括了很多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从成本优势转向创新优势，是决定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能不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但很遗憾的是，创新是中国经济非常薄弱的环节。”

那么，需要做哪些制度配套来推动创新呢？刘胜军认为，一是IPO的注册制。这个对很多的创业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但是中国的股市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市场。中国的股市不是鼓励创新，而是通过不合理的手段来重新分配财富，主要是掠夺价值不是创造价值。如果真正的能够IPO注册制的话，中国的创新会掀起一个浪潮。二是利率市场化。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利率双轨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么高的融资资本它们是很难发展的。三要打破行政垄断。中国最大的垄断是行政垄断。垄断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市场创新的空间，这是必须打破的。四是大学的去行政化，这是长期的，教育要变得更加的开放、包容，更加的鼓励创新。第五，最根本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司法的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0日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通过深化改革适应新常态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张军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独具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财政状况较好，应尽快启动大规模的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支付的债权融资来解开信贷融资的死结，以解决4万亿投资形成的后遗症。彭文生也认为，因为经济结构的问题，货币放松的力度不能太大，财政应该起更大的作用，应该大规模减税，尤其要降低流转税、增值税，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如今也必须正视辉煌背后的空虚。一直以来，中国的成本优势一方面来源于对生产要素的价格低估，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抄袭的姑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极弱，短期内或许可以占便宜，但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依赖性，企业就会丧失创新力和竞争力。

面对成本竞争力的丧失，缺乏创新能力将使我国重蹈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覆辙。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就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刘胜军指出，要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一是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保护，以激发企业创新的意愿，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对国内环境的信心；二是要减少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以引导更多的优秀企业家走上创新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关键是要简政放权，推动制度环境的变化。李克强总理最近的演讲，呼吁最多的关键词除了改革，除了简政放权之外，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和创业。李总理对国家的未来到底怎么发展是有一个非常正确、非常清晰的判断，就是要靠创新，只有靠创新我们这个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亚太部门主管Anoop Singh认为，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得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要让生产率一直提高，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创新。讲到创新，基础是教育，而不是所有的教育都有用，主要指的是高等教育。必须加大教育、研发的投入，这样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另外，还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有包容性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有足够的资金向制度注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发展。虽然从近期来说，会面临着经济放缓，但只要保持生产率不断提高，中国就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总之，中国经济从短期来看，消费、投资、出口都面临增速下滑的压力，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适应新常态。新一届政府注重“精准刺激”和“微调控”引导和帮助微观企业实现升级转型，为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提供动力。从中长期的角度，克服当前的“镇痛”，经济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两手抓”等，是助推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行列的良方。多个国家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转型，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赖于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不断完善其内在的增长动力。通过有效的市场形成合理的价格来诱导企业选择产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通过有为的政府解决外部性及软硬件基础设施协调的问题。当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让国内居民享受到质量提高后的经济增长的福利。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需要直面挑战，充分利用我国拥有的资源和制度优势，承担必要的成本和风险，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完成“华丽转身”，为中国经济增长开创新的时代。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新常态”经济，政府必须做出改变。四中全会可能对中国的改革来讲，是更加有长远意义的，或者是制度意义的，如果我们的法治不能够得到大的改善，三中全会的很多改革，在利益的阻挠之下，可能很多的都会走形、变样，或者是泡汤。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改革要给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