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立明

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

万立明

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创造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促进生产建设的办法。陕甘宁边区最早举办且次数最多，进而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并逐步常态化、制度化。党和边区政府逐渐摸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运作模式，包括举办生产展览会的前提条件、组织和制度保障、重要保证、重要策略和核心目的等。这五个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也是生产展览会有效运作的基础。这是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对今天仍有诸多启示和借鉴。

抗日根据地 生产展览会 运作模式

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促进经济发展、技术推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抗日根据地政府积极举办了各类生产展览会。近年来，关于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展览会，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展览会对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本身系统、全面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实际上，抗日根据地在不断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展览会的运作模式，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的兴起

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一个教育和动员群众且群众乐于接受的好办法。1938-1939年，生产展览会率先在陕甘宁边区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1938年1月举办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便首开先河。这次展览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43人亲自倡导和赞助，他们签署的《缘起》中阐明办展的宗旨是：“为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求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任务。”[1]正义：《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志》，《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

1938年8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决定“由建设厅组织一次生产展览会”，并宣布“为了办好这次展览会，主席团捐款1800元作为展览和奖励之用”。同年9月15日，正式公布《筹备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计划纲要》和展览会宣传大纲，并指出举办农展会是“为了奖励边区农村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证战时粮食自给，以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1]方悴农：《情系三农七十年：方悴农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备，农产竞赛展览会于1939年1月正式举行，但此时的群众并不十分认可和接受，“竟把农展会当作怪物展览会来看待。所以在征集展览品时，发生了许多不应有的困难”。最终，群众“知道农展会诚然不是什么‘怪物’农展会”，“倒是最普遍的生活必需品”[2]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为提倡边区工业生产，确立抗战经济建设，决定在延安举行边区工业展览会，“使荟萃一堂，作有计划有系统有教育意义的陈列，希望它能提高边区工业志趣，完成国防经济建设，使物质落后的边区，可以加速进步，成为更有力的抗日根据地”[3]康白：《边区工业展览会》，《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同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检讨与总结一年的成绩，并用以策动将来起见，决定举办大规模的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因此，1938至1939年间，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推动下，举办生产展览会已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措施，并逐步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因而不断向其他抗日根据地扩散。例如，晋冀豫边区于1940年“九一八”纪念日举了行生产展览会。晋察冀边区最早的生产展览会是1941年5月3日举行的冀中土货展览会，目的是要发展土著工业，以土货代替仇货[4]《冀中各界举行抵制仇货扩干会并举行土货展览会》，《晋察冀日报》1941年6月22日。。晋绥地区举办的第一个生产展览会是1941年7月1日举办的纪念“七七”展览会，其中包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生产建设方面和工业方面的成绩[5]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第1页。。华中地区于1944年开始才有生产展览会的举办，而且都是战斗与生产的内容同时展览。例如，1944年的新四军三师七旅“八一”战利品及生产品展览会、新四军“优”字部队举行的战斗学习生产展览会、淮南苏皖边区战斗生产展览会等。

据不完全统计，各个解放区总共举办有193个展览会，其中数量最多的首推工农业生产建设展览，共有68个。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展览会多于其他地区，计有74个，占整个解放区展览会的三分之一强[6]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第1页。。抗日根据地举办生产展览会的基本情况详见如下三表：

表1 抗日根据地举办生产展览会数量统计

表2 抗日根据地各年度举办生产展览会数量统计

从表1来看，陕甘宁边区举办的次数最多，其次为晋冀鲁豫边区。陕甘宁边区举办的数量占总数的42.6%，从而说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卓有成效。从表2来看，各年度举办次数起伏较大。1938-1941年，生产展览会兴起后数量稳步上升，而1942年因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仅有两次。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此后数量又开始迅速增加，至1944年举办次数达到最高。表3（见下一页）统计的是抗日根据地举办的较为重要的生产展览会。从地区来看，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大型展览次数最多，时间也较早，但处于敌伪夹击且战斗又十分频繁的华中地区，一般多为中小型展览会。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展览会直接以“生产展览会”为名，有些则工农业展览会分开举办，还有些把战斗和生产展览融合在一起。另外，许多边区都是第一届、第二届甚至是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连续举办，明显已经趋于常态化和制度化。

二、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的运作模式

综观抗日根据地举办的各类生产展览会，不难发现，党和政府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在生产展览会的举办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表3 抗日根据地举办的重要生产展览会一览

1.党和边区政府的推动与层层动员是抗日根据地举办生产展览会的重要前提

中共各级领导人和边区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发起举办生产展览会，并给予必要的指导。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开幕典礼上指出“我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定能够战胜敌人”[1]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第138页。。对于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毛泽东认为“只有热心还不行，还有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林伯渠则认为“这次展览会是测量边区在经济建设上的成绩的尺度”[2]《毛泽东同志讲演词林伯渠同志讲演词》，《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1943年7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筹备展览会的指示信”，决定本年秋收后举行全边区的公私生产展览会，并对展览时间、内容及筹备办法等作了具体说明[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6页，第356页。。毛泽东还亲自参观了这一届的农工业生产展览会，并与劳动英雄亲切交谈。1944年9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制订关于今冬展览会筹备办法，对具体办法、分区展览会、展览品征集等进行了详细说明[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6页，第356页。。

另外，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是展览会的重要的发起和主办机构（见表3），它们积极推动，并层层动员，向下级组织发出参展通知和征集陈列品纲要。筹备陕甘宁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时，就要求“各机关团体总动员，召开各种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上去动员广大的群众热烈的参加这个竞赛会”[5]《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宣传大纲》，《新中华报》1938年9月15日。。举办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的指示到安塞后，该县在助理员联席会上布置了工作，不仅收集农作物，也收集农家一年中所用的农具一套送会展览[1]吴力永：《安塞准备农产竞展会》，《新中华报》1938年10月5日。。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边区政府的推动和指导、基层组织的积极动员，这是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举办的首要条件。

2.设立筹备机构和拟定办展规划是举办生产展览会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为保证展览会能顺利举行，主办方设立筹备机构专司其职。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分设主任、征集、保管、布置、招待五个委员。陕甘宁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的筹备机构则分工具体，职责明确，对以后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筹办展会起到示范作用。首先，在边区一级组织农展筹备委员会，担负各项工作。在县市一级则组织“征集参加竞赛物品委员会”。筹委会总揽、领导全筹委会事宜。下设三股，总务股、设计布置股和宣传动员股，各股又分设若干组[2]《筹备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进行计划纲要》，《新中华报》1938年9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要求各县成立生产展览会管理委员会，由县长、科长和热心生产的人士（11人至17人）组织之，下设搜集保管组、评判组、宣传组、会场布置及招待组[3]《战工会号召各县举行生产展览会》，《大众日报》1941年9月13日。。因此，筹备机构分工明确，承担起展前及展中的各项工作，包括征集、保管、布置和宣传等，从而保证展览会的顺利进行。

此外，主办方还会同筹委会拟定详尽的办展规划，其中展品征集是筹备工作的重点，规划中对此尤为重视。1938年9月15日，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发布《筹备边区陕甘宁农产竞赛展览会进行计划纲要》和《宣传大纲》，对举行全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的意义与作用及筹备的组织、宣传、动员工作等进行了详细说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为筹备1941年8月举行的工矿生产品展览，特发布展品征集办法，对征集单位、展览品之标准、展览品之种类及装置与标签规定、展览品之征运及送还等进行了详细规定。1944年6月1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晋察冀边区生产展览会展览品征集办法》，规定了展览品征集种类及数量、展览品需附具说明书、难以久存之农产品征集办法以及展品，应由各级生产委员会负责搜集，并按市价购买。征集到之展览品，由县实业科负责整理、保管、展览、运输等[4]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第245-246页，第280页。。同年9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今冬展览会筹备办法的决定”，该办法分为总则、边区展览会筹备办法、分区展览会展览品征集等四大部分[5]《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辑，第356-360页。。可见，主办机构发布办展的具体方案，对于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会址选择的灵活性、展览形式的多样性、直观性是成功举办生产展览会的重要保证

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其艰难，举办展览会时无法再另外新建会场，因而灵活选择会址，如政府的礼堂、学校的课堂、机关的窑洞或临时搭起的布篷等。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内举办的，边区农展会会场一部分设在山坡上的石窑洞里。留守兵团直属队举行的生产展览会设在八路军大礼堂。陕甘宁边区举办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时，新建了一个22孔石窑作为会址，并借用一座大礼堂，另外再动工搭筑相当于20孔窑洞的布篷数座[6]《边区生产展览会月内开幕》，《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9日。。绥德分区生产展览会地点设在绥德师范学校内。还有利用庙会、骡马大会的时机，组织流动展览。如，1945年3月15日，晋冀鲁豫地区黎城县在西顶山农具庙会上举行纺织展览，以推动全县的纺织运动[7]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第245-246页，第280页。。因此，会址选择灵活多变，因地制宜，从而克服了根据地条件不利的限制。

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的举办形式多样。许多根据地举办的生产展览会既有全区性或综合性的，也有地方性或专题性的。例如，陕甘宁边区举办过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和建设展览会等全区性、综合性的生产展览会，也办过光华农产展览会、纺织品展览会和妇纺展览会等地方性或专题性的生产展览会。许多展览会还采用总展与分展相结合。例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分总展和分展两大部门陈列，总展陈列边区各种生产事业总的情景，分展有中直、军直、留直、边区系统之机关生产展览部，绥德分区展览部，延属分区展览部，关中、陇东、三边等分区展览部[1]《边区生产展览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2月4日。。

另外，展览会上用具体实物并配以图表同时进行展示，并有专业人员进行讲解，大大增强了展览的直观性。如陕甘宁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满置挂了很多的各种比较统计和其他说明的图表，从这些图表上面我们可以详细的看到更加明了于边区工业一般的概况”[2]叶澜：《边区工业展览会参观记》，《新中华报》1939年5月16日。。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有开荒面积统计表、耕地面积统计表、植棉统计表、集体劳动与个体劳动成绩比较统计表等近百幅，这些统计表格为了便于群众观览，数字均以实物标明，注解悉用中国字码[3]《边区生产展览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2月4日。。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展览室四壁张贴各种图表，如农业生产之总数字，如纸厂质量增高之绘图，如各机关丰衣足食比较图，如各机关粮食节省之比较表格等，图表设计、色彩，均别出心裁，颇得观众称道，总计各种图表有118种之多。各色照片共达138幅。各种连环画共8套[4]《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闭幕》，《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0日。。陕甘宁陇东分区首届生产展览会专门“聘请7个画家，突击了34天，获得美丽而又严整的统计图表70余张，连环画四大套50余件，大画4幅，物产分布图、首长像等10余幅，连军队系统和抗大的，总在200幅左右”[5]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第80页，第256页。。因此，实物配图表的方式直观生动，提高了参观者观展的兴趣，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观摩、观展。

4.精英指导与民众参与、展示成绩与奖励先进相结合是举办生产展览会的重要策略

首先，抗日根据地展览会的发起、筹备和举办都是在精英指导下完成的。生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即由相关专家所组成，并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例如，陕甘宁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康白是留学德国的有机化工博士，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陕甘宁边区农展会及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的主要筹备人李世俊为农学家，时任陕甘宁建设厅技术室主任。陕甘宁边区建设展览会的筹备委员会是由陈云、李富春、贾拓夫、周扬、高长久、罗迈等23人组成，罗迈，高自立为正副主任[6]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同时自下而上的展品征集及观众的组织都需要根据地广大民众的参与。毛泽东就指出“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7]《毛泽东同志讲演词林伯渠同志讲演词》，《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在筹备时，“各种展览品现正陆续向延安会址集中，筹备处应接不暇，正式登记者已达数千件”[8]《边区生产展览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2月4日。。更多群众则是积极去展览会现场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参观的人群像无数股汹涌的洪流，从四面八方奔腾的向会场涌进”，“最多的还要算是从附近各地跋涉前来的工农群众。……他们踊跃的先将一包包一件件的生产品送来展览，现在又怀着满腔的热情，喘喘的赶来会场，要亲自参观一下”[9]郁文：《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参观记》，《新中华报》1940年3月8日。。

其次，根据地展览会在展示边区生产建设成绩的同时，还对展品进行评定，以奖励先进，并表彰劳动模范。例如，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结束时，经评判委员会评定，评出团体奖、个人甲等奖、个人乙等奖、个人丙等奖等，共有100多人次获奖。陕甘宁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给予“特将每名发给奖旗、奖状、奖章及各种农具和衣着用品等”，其他还有头奖、二等、三等和四等，“受奖农民2000余名”[10]《农展胜利完成，受奖农民二千余名》，《新中华报》1939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时，获奖的劳动英雄达3000千余名。翼太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共计发奖金1022元及彭副总司令所置之荣誉奖状300张，“联办”所制之特种奖状500张[11]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第80页，第256页。。有时，生产展览会与劳模英雄大会同时举行。如，陕甘宁陇东分区首届生产展览会及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幕，展览会闭幕时，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的给奖大会，陇东分区劳动英雄84人得奖。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与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开幕闭幕，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共200余位。1943年12月8日，毛泽东参观生产展览会后，还邀请吴满有、孙万福、刘玉厚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1][5]《毛主席参观生产展览会与劳动英雄亲切交谈》，《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3日。。晋西北第二次生产展览会与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幕。此次录取之劳动英雄为105名。行署拨款五万元购置奖品[2]吴力永：《安塞准备农产竞展会》，《新中华报》1938年10月5日。。展品的评奖和劳模表彰，为群众树立了学习榜样，对边区群众产生极大激励作用，纷纷展开劳动竞赛。

5.技术传播与社会动员是举办生产展览会的核心目的

一方面，通过优质产品和新技术的展示以及参观者与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生产展览会成为根据地经验交流与技术推广的重要平台，最终推动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如，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就明确指出，筹划农展会是“探求怎样来改进边区的农业，使落后的农业日益前进化、科学化”[3][7]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解放区展览会资料》，第205页，第208页。。农展会“自始自终都抓紧了各县农民代表，对他们灌输改良农业和手工业的知识”[4]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第138页。。1943年12月，毛泽东参观生产展览会后，与劳动英雄代表座谈时“不断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以求得这些经验成为指导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的方针”[5]。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展览会批评簿上，许多人写道：“从这里可以得到一次很好的学习”，“这样对于今后的实际建设工作及学习政策等等都有莫大的意义”[6]《展览会拾零》，《解放日报》1945年1月1日。。晋西北第二次生产展览会要求“有计划的搜集这些经验，交流这些经验，经过他们（劳动英雄）向广大的农村、作坊和工厂，进行宣传、介绍和推广”[7]。晋绥边区战斗生产展览会开幕后，参观者表示“一定要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办法带回去”。因此，通过展览会上的观摩和交流，激发了参观者学习新技术的热情，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技术推广。

另一方面，边区举办各种类型的生产展览会，是为了配合动员民众这一中心工作，因而通过实物展览、展品评奖和劳模表彰等，使边区群众劳动热情高涨，推动了边区群众积极生产。例如，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要使延安每个工友“积极的生产着”，在参观意见簿中不少人留言说“要更努力下去”。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的宣传大纲也指出“动员全区一切抗战力量保卫边区、保卫西北，是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8]方悴农：《情系三农七十年：方悴农文集》，第28页。。燕京大学班威廉教授参观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后留言“一个无可比拟的起政治领导作用的范例”，许多机关工作人员也表示“明年我们一定要赶上别的机关，拿几样成绩来比赛比赛”[9]《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闭幕》，《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0日。。1943年12月，毛泽东与劳动英雄代表座谈时指出：“我们的同志学会了……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10]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3辑，第214页。由此可见，生产展览会广泛而有效地动员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热忱，从而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发展。

这五个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也是生产展览会有效运作的基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和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领导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对今天仍可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责任编辑：肖波〕

万立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