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背景下地方立法权的收放之度
2014-05-04向立力
上海人大月刊 2014年12期
文/向立力
依法治国背景下地方立法权的收放之度
文/向立力
法律授权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立法权,在我国已经历三十年实践,但地方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一直不够清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着重提到了这个影响地方立法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我国,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行政法共同构成地方立法权的法律渊源。这些规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限定地方立法的,如《立法法》第八条列举了十项立法保留事权,如《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将特定种类的行政权力作为法律保留,并对地方立法规定特定行政权的幅度作了限制。二是对地方立法授权的,如《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事务”属于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站在地方角度看待这些规定,不免觉得法律对地方立法权的限制过于严苛。首先看数量对比,上列两类规定中限制的规定远多于授权的规定。其次看法律适用,当相关法条对地方立法权限表意不够清晰时,国家倾向于严格的解释口径。客观效果是,法律用语的模糊看似给地方立法留下了空间,但却因严格的解释而产生了“溢出”效应,反而限制了地方立法权限。最后看授权清晰程度,立法法以“地方性事务”来界定地方立法权限,但并未进一步释明其范畴。一般观念上,地方性事务是与全国性的事务相对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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