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诚

2014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或将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消息引发外界关注。

这是又一起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的案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也于2013年10月辞职，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诸多零星个案接连出现时，人们不免会猜测：中国会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吗？

官员群体通常对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变化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触感。结合前两波下海潮及当下民营经济处境，可以想象，只有当整个制度体系和社会土壤出现了更加适宜于营商和创业的环境时，中国官员群体的第三波下海潮才会真正到来。

下海，下海

此前，我国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的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二波则出现在十六大前后，从时间段上看，集中在2002年到2003年。

也正是从本世纪初，公众对“官员下海”现象的讨论日渐升温。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社会舆论争议，主要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是否以及如何对“下海官员”或者“官员下海”予以约束。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应当说，十多年前，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但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和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事实和数据都推翻了站在纸牌屋外的人们做出的武断论断。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预料到须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而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更重要的，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无奈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实际上，梳理我国前两波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市场”改变精英

1992年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重要背景是，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不仅正式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也为当时的社会精英参与社会、发挥和热情指明了出路。

据媒体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今，他们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界精英。比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担任副厅级干部的陈东升，就是在这一年下海的，他后来创办了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同一年，在国家体改委任处长的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长毛振华（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的董事长）等一批“学者幕僚”也转投商海。日后，他们被人称为“92派企业家”。

严格说来，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机关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其他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跳入“市场”淘金的洪流中。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草根企业家不同，“92派”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原本生活在广义的体制内，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然而，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挫折后，他们开始从理想主义的幻想中冷却，纷纷走出那个令他们当时看来颇为僵化、伤心的“体制”。“到市场中去”，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主流选择。

这一集体行动的更深层影响则在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从此开始了猛烈的转向，中国的精英群体也开始分化：从“学而优则仕”转向了投身商业，追求并拥抱财富。

“92派”官员下海的示范效应也在悄悄影响着下一个10年的精英们的选择。在2002至2003年前后，当整个社会的环境再次发生变动时，又一波官员下海潮蜂拥而至。这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县处级乃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最惹眼的则是江浙等沿海地区。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策源地之一的温州，两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和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在江苏，仅盐城一地，就有东台市市长、阜宁县副县长、建湖县副县长等在内的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地产集团副总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