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

随着我国警方对电信诈骗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犯罪团伙近年来纷纷把他们的窝点转移至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甚至更远的与我国没有开展过警务合作的国家，作为公安部打击防范电信诈骗专家之一的韦健坦言，这是警方办案中遇到的最大难点。为了打击电信诈骗，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国际警务合作，不断从一些大案要案着手扩大联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领域和范围，拓宽国际警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2013年，公安部刑侦局局长白少康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位部里来的新领导带来了他在公安部主抓电信诈骗案时积累的国际警务合作经验，全面提升了上海警方打击电信诈骗的战斗力。

短短一年时间，沪台两地警方就建立并逐渐完善了关于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协作机制，2013年以来，沪台警方开展的有关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的警务合作多达20余次，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5000余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20余名。

“空中监狱”交接嫌犯

2010年，针对国内电信诈骗案高发的形势，公安部高度重视，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的白少康要求对这类严重侵害人民财产的案件，警方有责任有义务进行打击，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彰显警方的决心与战斗力，随后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公安部调集了9省区市的警力，联手菲律宾警方同步展开打击行动，成功摧毁了“11·30”专案中的特大跨国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端掉了隐藏在菲律宾的主要犯罪窝点，将24名嫌犯从菲律宾押解回国。这是大陆警方第一次跨出国门将台湾籍电信诈骗案嫌疑人从境外带回大陆，也正是从这起案件开始，两岸警方针对电信诈骗逐渐开始构建联合执法机制。

《新民周刊》了解到，为了有效打击电信诈骗，两岸警方甚至用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解决了一些政治上的难题，在国际警界成为佳话。

2011年，中国公安部展开“5·30”专项行动，6月9日，两岸警方与柬埔寨、印尼等国警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成功摧毁一个特大跨境、跨国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抓获嫌犯598人，其中大陆籍186人、台湾籍410人、柬埔寨籍1人、越南籍1人，捣毁诈骗窝点106处。

这次行动，是两岸警方首次在境外联手打击电信诈骗，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汪辜会谈后建立起来的两岸刑事打击合作机制。“从境外组织实施对中国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主要就是台湾籍嫌犯，实际上在刑事打击合作方面，两岸交接最多的就是电信诈骗。”韦健透露。

这一次合作开辟了一个两岸警方合作的新模式——境外联手办案，案破后，各自带回各自籍贯的嫌犯。而为了解决政治与外交上的壁垒，经协商后，在柬埔寨落网的120名台湾籍嫌犯，先由大陆警方从柬埔寨押解至澳门，台湾警方派出包机抵达澳门机场后，随即在停机坪与大陆警方包机在空中搭建旋梯，一一验明嫌犯身份，进行交接。

此次行动也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境打击诈骗集团行动，台湾“行政局”局长林德华亲自坐镇指挥。

两岸警方智慧地通过“空中监狱”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合作过程中面临的壁垒，《新民周刊》注意到，此后至今的两年多时间内，两岸警方联手在境外打击电信诈骗的频率加快，而岛内媒体亦对“空中监狱”称赞有加。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践，中国警方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娴熟，2011年“9·28”专案，中国警方来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两岸及东盟8国警方联手行动，同步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成功摧毁了两个特大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828名。

这是中国警方第一次联合多国展开打击电信诈骗行动，开辟了更广区域的国际合作。

韦健认为，三个案件，开创了中国警方的三个“第一”，具有里程碑意义。

两岸合作同时抓捕

“上海在电信诈骗案中处于什么位置？我告诉你，各类诈骗案，只要新手法一出现，上海就首当其冲！”韦健透露警方曾多次审问嫌犯为何总盯着上海，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上海经济发达，上海人有钱，上海人口多”。

“当年，我们到中部城市办案，当地同行居然很惊讶，问什么叫电信诈骗，后来，中部城市出现电信诈骗时，上海的作案手段已经升级了，等中部城市的作案手段升级时，我们看到西部地区开始出现电信诈骗的最早雏形。”

韦健给《新民周刊》推演了电信诈骗在我国从东到西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但不要以为上海只存在最高级别的诈骗手法，实际上，高中低各种档次的诈骗手法在上海一直并存，因为上海的城市人口结构中各类层次的人群都有，且流动性很大，这也就决定了上海打击电信诈骗案的严峻性。

作为中国电信诈骗的前沿阵地，上海警方的国际合作尤其是与台湾警方之间的合作，也同样是通过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推动的。

2012年，上海警方与台湾警方首次合作，破获了案值200多万元的嘉定“10·11”电信诈骗案。这起案件发生后，上海警方发现嫌犯在台湾取走了被骗款，为了追捕，上海警方通过公安部、国务院台办与台湾警方取得了联系，将相关线索给了台湾警方，台湾方面协助调查，时机成熟后，台湾方面派人到上海再次交换办案材料，统一了时间，成功实施抓捕。

在近一年的案件侦破过程中，沪台警方达成了默契，2013年3月，白少康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位部里来的新领导带来了他在公安部主抓电信诈骗案时积累的国际警务合作经验，全面提升了上海警方打击电信诈骗的战斗力。

3月20日至24日，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带领市公安局多个单位和部门赴台湾会商建立沪台两地警方关于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协作机制，继续深化警务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两地警方共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这个机制也被一些警员形容为“沪台警务直通车”，其最大的亮点就是打通了两地之间警务协作的通道，规避了原先繁琐的程序，使得两地之间的警务协作更快更有效。

“沪台警务直通车”很快发挥威力。上海市公安局携手台湾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首开两地互派警员协同作战的先河，于2013年10月24日凌晨在台湾和上海开展了联合抓捕工作，成功侦破“4·16”假冒最高检电信诈骗案和“8·2”虚假绑架诈骗案，瓦解了一个藏匿于台湾专门诈骗大陆居民的犯罪团伙和三个藏匿于上海专门诈骗台湾同胞的犯罪团伙。endprint

2013年4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接报一起电信诈骗案：被害人郑女士在家接到电话，称其涉嫌洗黑钱犯罪被通缉，让其访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该网站页面逼真，还有“2013执法追缉令、全国通缉令查询主系统”查询窗口。郑女士按网页指令输入身份证号后，网页显示其真实照片、身份信息及“违法犯罪案由”。郑女士信以为真，按对方要求将129.3万元人民币分别通过网上银行及ATM机转账方式汇入犯罪嫌疑人指定银行账户。

民警发现，这一诈骗团伙及网站服务器均在境外，短期内查处与封闭难度较大。但在办案过程中，侦查员意外截获一份该犯罪团伙掌握的、有百余名上海户籍居民身份信息的名单。为避免更多人受骗，全市17个公安分（县）局100余名社区民警，连夜与近百名当事人通过上门见面、电话联系等方式进行预警。通过追查涉案资金流向，民警发现部分涉案资金已于案发当日在台湾某银行多个ATM机取现。

与此同时，台湾警方也连续接报多起电信诈骗案。2013年5月，家住台南的陈先生接到一个不显示来电号码的匿名电话，称他的儿子在帮毒贩运毒过程中侵吞了部分毒品而被绑架，要求他在2小时内将30万新台币放到指定地点。陈先生拨打儿子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信以为真的他只得按照“毒贩”要求，将装了巨额现金的背包放到台南某街道旁的垃圾箱内。回到家中，陈先生发现儿子平安归来，才知道上当。

6月2日，台湾警方根据市民报警在台湾淡水地区抓获涉案的台湾籍取款嫌疑人江某、台某等人。经进一步工作发现，另有李某、陈某等多名台湾籍涉案人员于2013年5月至7月，在上海与在台嫌疑人密切联络。种种线索表明，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藏身上海。截至7月底，台湾刑事警察局已串并案件31起，涉案金额约新台币2100万元。

8月2日，台湾刑事警察局致函上海市公安局，商请协助核查案件线索。

两起案件虽涉及两个不同的犯罪团伙，手法却很相似，都是异地跨境作案。上海、台湾警方迅速取得联系，互派警员、互帮互助核查案件线索，在海峡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框架内开展警务合作。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4·16”专案线索，台湾刑事警察局立即展开侦查工作。经查，该犯罪团伙在位于台南市东区的话务机房组织人员以拨打网络电话的方式，对大陆居民实施诈骗。同时，安排专人对涉案资金进行转账并分发银行卡指使10名取款组人员至ATM机取现。此外，另有一名藏身广东省东莞市的犯罪嫌疑人负责对假冒“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进行调整维护。

同时，上海市公安局也对台湾同行传递的“8·2”专案线索进行核查工作。不久，一个以张某等人为核心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有近30名成员，以台湾籍人员为主，藏身于上海闵行、普陀、嘉定等地区的7处窝点开展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受害人多为台湾地区居民。民警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犯罪分子采用无线网络作案，7处窝点大多位于居民楼顶层以便得到更好的网络信号。每个窝点5到6人不停地拨打网络电话实施诈骗。

10月23日，抓捕战役首先在广东打响。上海市公安局“4·16”专案组派员远赴东莞南城区将制作维护虚假“最高检”网站的台湾籍犯罪嫌疑人抓获。

24日凌晨，上海、台湾同时展开抓捕行动。两地警方兵分二十余路对犯罪分子藏身的窝点实施突然打击。

两起案件69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此时，白少康从公安部刑侦局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刚满半年。

破案单笔涉案2000万元

“4·16”假冒最高检电信诈骗案和“8·2”虚假绑架诈骗案的告破，被白少康认为是两岸警务合作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他表示，无论犯罪分子在什么地方实施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活动，警方都有能力将他们缉捕归案。

而沪台警方之间的这种合作模式，也被台湾媒体称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韦健介绍说，2013年年底，上海警方乘胜追击，成功告破了“10·28”电信诈骗案，这起案件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创下了上海地区单笔涉案金额的最高纪录，更是通过这起案件，上海警方在电信诈骗案方面开始了与外国警方的首次警务合作。

2013年10月28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接报一起以“电话欠费”为名的电信诈骗案件，被害人是某大型知名企业的财务总监，接到诈骗电话后，先后在上海通过网银转账给犯罪嫌疑人指定的“安全账户”人民币1951.1万元，在新加坡通过柜台转账给犯罪嫌疑人新加坡元27.88万，总案值折合人民币约2000万元。

经查，犯罪团伙藏匿于柬埔寨。为此，上海市公安局选派精干力量赴柬开展跨国侦查工作。

为打击电信诈骗，韦健曾四次出国办案，谈及“10·28”案的侦破过程，他感慨颇多。韦健回忆，接到受害人报案后，警方开展了侦查，电信诈骗案的侦查方向，无非就是两点——通讯工具与资金走向。“我们调查了两千多张银行卡，最终才发现被骗款最终在台湾被人取走。而通讯工具，也就是发送诈骗信息的来源在柬埔寨。”

警方当时已经掌握了两部作案的手机信息，按照国内一般人的理解，发现了作案手机，不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实施抓捕吗？“你们并不了解出国办案的情况，我四次出国办案的最大体会就是不能用中国人在大陆的思维模式或者做事方式去考虑境外的事情，很多事情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韦健说由于各个国家司法制度不同，且警务合作需要一个沟通搭建的过程，很多预先在国内设计好的事情到了国外都没办法展开。比如查IP地址，中国只有三家电信运营商，但一些国家电信运营商非常多，要查一个IP地址远没有国内这么容易，“从当地警方到检察院或法院，审判手续非常繁琐，周期很长。”

韦健和他的同事们在柬埔寨一个多月，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还不得不求助当地华人社团。“我们在柬埔寨的一个多月，对潜藏在当地的台湾籍诈骗犯是一个很大的震慑，嫌犯虽然当时还没落网，但已是人人自危，那段时间，国内的发案率直线下降。”endprint

经过不懈努力，专案组于12月9日在柬埔寨金边市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11名大陆籍犯罪嫌疑人、10名台湾籍犯罪嫌疑人），缴获大量作案用的电话、手机、语音网关、电脑、银行卡和诈骗剧本等。

“10·28”案的告破在韦健看来积累了在国外办案的经验，进一步夯实了沪台以及上海警方与外国警方合作的机制。

“此前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现在，局面已经扭转！”韦健充满信心。

对电信诈骗上下游违法犯罪展开的打击案例

1. 2013年4月份，全国网络统考科目的部分报考考生陆续收到短信，称收取相关费用参加培训后可确保通过考试，并提供了联系电话。经核实，接到此短信的被害人与参加今年9月份全国网络统考的考生信息一致。2013年8月，刑侦总队会同闸北分局在北京警方的大力协助下，历经四十余日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2. 2013年6月17日晚，上海市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报案称：金山区人才网招考事业单位信息系统疑被他人侵入，考生信息泄露且遭人恶意利用。经查，6月17日上午起，金山区2000余名参加事业单位招考的考生陆续收到诈骗短信，称收取相关费用后可确保通过考试，并提供了汇款账号及手机、QQ号码。经金山区人社局核实，短信中向考生告知的信息与该局尚未公布的信息一致，参加此次考试的2686名考生信息疑被泄露。同日，报考上海市虹口区事业单位招生考试的3000多名考生也收到了此类诈骗信息。警方历经四十余日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案件。先后在缅甸、浙江及湖南等地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

日韩诈骗团伙在中国

电信诈骗是一个全球病，不仅华人骗华人，目前在中国大陆还发现有朝鲜人开设窝点骗韩国人，以及日本人开设窝点骗日本人。有日媒近期称，2013年，日本转账诈骗造成的受害额度首次超过400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84元人民币）。 日本静冈县警察2013年6月逮捕的一名日本男子一直在招募日本人前往中国从事此类业务。

2013年前11个月，日本电话诈骗的金额已经超过425亿日元。而2012年此类犯罪的金额约为364亿日元。据报道，在被害者中，超过80%是60岁以上老人。

日本人在华开设窝点骗日本人的案例近年来逐渐浮出水面。2013年一日本团伙在珠海冒充警察或银行工作人员打网络电话回日本诈骗日本人，结果一团伙成员与其他同伙意见不合被殴打致死。珠海市公安局抓获5名涉案日本籍犯罪嫌疑人，查获涉嫌用于电信诈骗的文字资料、电脑和网络设备等物品一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