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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形成脉络探析

2014-04-29肖小丹

中国市场 2014年34期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

肖小丹

[摘要]毛泽东的农民观的产生,是根据具体实践而不断转变和改进最终得以确立。其农民观形成过程中蕴涵的方法论指导,对今天根据具体实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观;农民;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4-0176-03

在近现代,无数爱国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索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这些探索均未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农民问题这一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解决,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农民群众的深刻认识。

1毛泽东的农民观萌芽

1.1早期奉行轻农思想

1917年在《贯通大本大源》——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 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毛泽东认为农业是为小人设立,不足为君子从事,是一可有可无的职业。表明早期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以及人生观方面,虽然偶尔涉及“农夫”“种田人”等关键词,但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以及与农民问题相关的农村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中国革命的主干力量所在。

1.2农民运动的触动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开始转变原有农民观

1921—1923年,浙江省,广东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使毛泽东开始有了对农民运动的初步认识。浙江发生了从1921年9月到1922年1月,持续9个月的浙江衙前农民运动;尤其从1922年6月开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虽然经历了高潮迭起的三个不同的发展过程,但在1927年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衙前农民运动和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虽然结果和斗争方式不同,但都是中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最初探索,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和典范,推动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发展。” [1]海陆丰农会运动形式:初期放在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经济斗争后来转到政治斗争。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巩固了革命成果。而衙前农会则是全面反对农村封建制度,包括减租、扫盲、革除旧俗等内容,极力宣扬五四新文化精神。力行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是招致封建势力的四面围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两次运动是国民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典范。它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觉悟,提高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自觉程度,以最大可能地发挥理论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 。毛泽东对海陆丰农民运动也给予充分肯定,称其领导澎湃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并强调“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3]

毛泽东的农民观发生根本性转变也离不开第三国际的指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除了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外,还采取了组织农民运动的具体政策,例如: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刊物等措施。此举不仅加速了农民运动的到来,而且为毛泽东的农民观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支持。

2毛泽东的农民观发展过程

毛泽东在总结农民运动经验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关于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使其对农民的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为实践准备了理论基础。

2.1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开头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认为中国之前的革命斗争之所以收效不明显是因为没有分辨出真正的敌友,没有团结应有的力量以还击真正的敌人。因此,毛泽东在此文主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革命态度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论断。

毛泽东给中国阶级分为:地主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①地主和买办阶级是反革命派;②中产阶级是兼软弱性和革命性于一身的半革命者,没有自己独立的革命立场和原则;③小资产阶级的左、中、右翼各自有自身的阶级利益,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推动下,其中的中派和右派也得参加革命;④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五个成分,其中每个成分内部还分不同的类别,主要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划分不同的标准。五个等级中最苦的属“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4]⑤无产阶级人数有限但集中,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和领导力量。经过缜密分析,毛泽东得出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反击地主和买办阶级及其附属力量。就这样占人口多数且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在理论上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靠同盟军,为后来工农联盟思想发展为统一战线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1)《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回答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首先应该是土地革命,‘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5]当时党内存在对农民问题认识差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左右划分标准是对共产党的态度来划线,亲共是左派,反共是右派。共产党的左右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划线,左倾以张国焘为代表,主张夺取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领导权;右倾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拥护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陈独秀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领导,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一再妥协,甚至压制工农运动,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

为了统一党内对农民的正确认识来推动农民运动发展,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6]他认为革命的矛头应该指向乡村宗法封建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并表明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7]上述论断证明了毛泽东认识到党内对农民的思想分歧,并指示了中国革命就是农民起来镇压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同时也说明了他把对农民运动以及农民问题的认识深化到引领国民革命的高度。那么,如何解决农民问题赢得农民的支持又是毛泽东的农民思想一大重要主干。

(2)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通过农民协会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革命队伍,明确指出“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其势如暴风骤雨般地席卷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其他阶级也对农会持不同的革命态度;唯独农民尤其是占乡村人口70%的贫农,不仅遵循党的领导和指挥而且是农村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在调查中写道:“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8]表明他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作用。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利益和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一些政策来压制地方地主势力:政治上清算土豪劣绅的罪状,对地主进行驱逐并要求不仁地主捐款等条件;经济上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等要求;军事上决定建立农民武装,组织以农民协会为首的政权来制衡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例如“挨户团常备队”、梭镖队、“挨户团非常备队”都是农民武装的势力并得到了迅猛发展,使得知事,县长不得不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来满足各民众团体的意见;文化上宣扬农民破除迷信,普及思想政治教育。综上政策都是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得出的心得感悟,它标志着毛泽东的农民观从理论到实践质的飞跃,初步确立了以农村为首的革命政权并很大程度上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提供了很大可能的可行性。

3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决定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是中共第一次以工农革命军的旗号由众多工农联合起来开展的革命活动。起义部队初期以攻打大城市为目标,屡遭失败,不得不退守浏阳文家市。在文家市,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准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革命形势,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重心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因此他率领部队进军湘赣两省交界,认真地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权衡割据地区的现势,最终确定在罗霄山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在四围白色政权中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需要具备以下五个条件:“①有很好的群众;②有很好的党;③有相当力量的红军;④有便于作战的地势;⑤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9]基于割据地区的现状,为了满足上述条件在割据地区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①军事方面:建立党代表制度,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并由党代表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红军主干力量即工人、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民运工作,同时还建立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②土地方面:为了得到更多的群众拥护革命,实行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明确划分土地分配标准,以乡为单位,适当征收土地税来给养红军作战;③政权问题:建立由党领导的“工农兵政府”;除此之外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抵制类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倾向;主张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成分的中国革命用军事暴动进行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获得彻底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势力,推翻军阀统治和封建生产关系进而完成土地革命。边界的红旗子就这样由星星之火开始展开燎原之势。

4结论

纵观毛泽东的农民观的形成过程,其主要的脉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群众路线。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动力。毛泽东对农民观的建立,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实践运动,他看到了农民运动的革命伟大力量。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党内思想各种分歧时,毛泽东开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深入农村实践,获得对基层农民真切认识;面对攻打城市受挫时,分清敌我态势,毅然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等等。这都证明了毛泽东的农民观随着实践的推动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发展,并确立依靠群众夺取革命政权之路。毛泽东的农民观蕴涵方法论指导,即通过维护农民权益来团结革命力量以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

当前,农民依然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依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因此,必须继续遵循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落实贯彻群众路线,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确立市场主体理念和思维方式;确立还政于民、执政为民的人本理念,用发展的全局的眼光和思维,制定设计出符合农民长远利益的系统性战略性策略措施和改革方案”[10],从而更好地巩固政权之基,稳定社会之根。〖HJ*3/4〗

参考文献:

[1]殷丽萍.浙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比较研究[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28(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佟艳.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J].学术交流,2005(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万树.农民权益与三农问题历史嬗变[J].中国农学通报,2007(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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