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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比古代日本天皇制度与古代中国皇帝制的不同

2014-04-29祁玉倩

中国市场 2014年52期

祁玉倩

[摘 要]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模仿的国家,从《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不难看出,奈良、平安时期的官制,大部分是仿效唐代制度建立的。上自天皇下至地方官吏的设置和职责,基本上与中国的相应官吏的设置和职责近似。因此,古代天皇制具有明显的中国印记。但是,世界上毕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日本天皇制虽然从古代中国帝制那里学去了不少东西,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试分析了一下古代日本天皇制度与古代中国帝制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万世一系;异姓革命;二元化权力体系;君主专制;宗教性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52-0221-02

1 万世一系与易姓革命

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断改朝换代的古代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形成了绝无古今的“万世一系”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现象。

据沈才彬先生统计,自秦至清朝共194 个皇帝的退位状况,大致可分自然退位(病死)、让位、自杀、他杀、废位或强制退位五种类型。其中正常退位的皇帝占2/3,非正常退位的皇帝占1/3。换言之,每3名皇帝中,就有1名未得善其终。日本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最早使用天皇称号的推古天皇至昭和天皇共92代、90名天皇。这其中,非正常退位的天皇仅为14 人,即便这14 名非正常退位的天皇,皇位更替也只限于皇族内部从没有发生过类似中国那样的改朝换代、皇统断绝。中国儒家的天子思想主张受天命者取代失天命者的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可是,实际上中国历代多选择了汤、武革命。日本与之相反,更多的是采用皇族内部的让位,将汤、武革命束之高阁。

那么,究竟为什么中日的皇权更替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其实,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以及古代中国不断改朝换代都是各国特殊国情的产物,这些特殊国情包括政治观念、政治习惯、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

(1)根本原因。日本天皇主要作为精神权威存在。在天皇制形成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天皇在政治实践中主要作为精神权威而不是世俗行政权力的拥有者,远离政治权力的核心,即保持了天皇制的“万世一系”,同时也是天皇制二元政治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天皇在日本政治实践中长期保持着精神权威的地位,就造成作为政治的一极存在,而世俗大权则转移到臣属名义的贵族官僚手中。

(2)权力主导者因素。政治观念与政治习惯。武心波先生认为,日本天皇之所以能存在下去,与日本历代统治者“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治理与统治功能有关。凡是新幕府上台后都会发现,天皇氏神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逾越性,仅靠武力是无法让各“大名”彻底臣服的,还必须借助天皇的威望,将之作为统一的精神象征来诏令天下,文武并用,才能收到治理的最大效果。历代幕府为了维护统治,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天皇揽在怀中,充分占有与享用这一资源。幕府统治靠的是武力,缺乏精神力量的支撑,而天皇则成为了幕府统治的精神支撑。

(3)中国的“皇帝制”与“天子思想”。中国的皇帝制由秦始皇开始,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中国的皇帝虽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王朝更替频繁,饱尝“ 易姓革命”之苦。皇帝制在中国存在了二千一百多年,从秦至清,高度统一的封建皇权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皇帝制才随着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崩溃而告结束。中国“ 天子思想”形成于西周时期,这在《诗经》及《书经》中均有反映,提出“ 敬天保民”为天子的主旨。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天子思想” 均有反映。由孔子首创,孟子继而发展,董仲舒等予以丰富的中国儒学天子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演变有很大影响。

与日本天皇比较,中国皇帝因为是代天治民,政治权威及世俗权力合而为一,皇帝高居权力的顶峰,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权力、权威集于一体。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常处于“ 易姓革命”——改朝换代的周期性变动之中,但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结构也显示出它相当大的稳定性,即儒学天子思想的稳定和调节机能,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和停滞不前。其调节机能就是在“有德为君”的天子思想引导下,引导在位皇帝行德治,施仁政;引导明君以仁政代替暴君的恶政,这就是“易姓革命”。

中国儒学天子思想是对民与对帝的双向制约,既为统治者利用“君权神授”压制民众的反抗,维持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又为民众利用“有德为君”“易姓革命”来为打倒昏王、暴君所利用。

2 二元化权力体系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古代天皇制长达1260 年,经历了形成、兴盛和衰落3 个阶段。其中,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启动于圣德太子改革,初步形成(模型化)于孝德天皇与天智天皇的大化改新时期。从“壬申之乱”到“应天门之变”是古代天皇制的兴盛期。866 年“应天门之变”之后,古代天皇制步入长达1000 余年的衰落期。先是外戚篡权的摄关政治时期,继而是由上皇或法皇主导的院厅政治时期,由于院政过于依赖新兴的武士集团,从而导致武士政治的确立。在镰仓、室町、江户幕府时期,“政治重心由代表上层封建领主利益的皇室移向了代表军事封建领主利益的幕府”。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实质是日本特色的二权分立——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分离。首先,在这种两权分立体制下,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其次,在这种两权分立体制下,两权合作多于斗争,妥协强于对立,强调合作共存,彼此依赖;最后,在两权中,天皇所拥有的精神权威在政治实践中虽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但具有不可替代性。贵族官僚集团、武士集团与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在政治实践中处于明显的强势与优势地位,但并不追求剥夺和取代天皇的精神权威。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制度。围绕着这个核心,建立起一套包含有一系列具体内容和措施的皇帝制度,这套制度集中突出个人的权威地位,保证皇帝高踞于国家机器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制度自秦始皇创立以来,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两千多年的发展,在内容上得到不断的完善。通观世界各国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制度,可以说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其最典型的特征莫过于其专制性和独裁性了。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皇帝制度的每一项内容与规定,都是为着实现专制统治服务的,二者神形结合统治着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实行独裁统治,这是皇帝制度的又一典型特征。皇帝一人独治天下,总揽一切大权,臣下万民只能“躬听圣断”,“奉旨行事”。皇帝们在排除各方面侵扰皇权的因素以后,最终把中国封建社会一切事务权力都操纵于自己手中,君上大权被他们解释为无所不包。

3 是否与宗教相结合,有无宗教权威

古代日本天皇与中国古代皇帝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他还兼具宗教性功能,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自古以来,神道就被日本统治者视为维护神权天皇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它既支持了神权的作用,又维护了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

统治者利用神道的传统思想,使得忠孝思想、忠君爱国思想、祖先崇拜思想等在日本社会充分政治化。它的理论是日本式的“种族优越论”:日本人都是神皇的子孙,因而就有统治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力量;在天佑的神力下,也具有统治其他国家与民族甚至是全世界的权力与义务。明治维新政府利用神道国教化政策,把它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用来推行军国主义。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神化和“皇权神授”。这一思想的树立主要是通过皇室的自我宣传和律令条文规定实现的。大化改新以后,历代天皇和中央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神化天皇和宣扬皇权神授思想。

因为古代中国人信奉的是“无宗教论”,所以皇帝只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非兼为宗教领袖。另外,皇帝往往只是把宗教作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而提倡信奉某教。毋庸置疑,在古代中国,皇权是大大高于各种宗教领袖的权力的。

4 结 论

在中日两国历史上,存在着同源异态的两种君主制度——皇帝制和天皇制。中国的皇帝制始于秦始皇,及汉形成比较完备的封建体制。这一体制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皇帝制的核心,是皇帝个人集政治权威与世俗权力于一身,推行“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统治。日本的天皇制始于推古女皇,在律令制时期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及至平安朝中期,古代天皇制没落,代之而起的政治形态是“摄关政治”与“院政”。到了“武家政治时期,天皇制名存实亡,天皇已不是作为权力的象征,而是作为神性权威的象征而存在。除了实行古代天皇制的短暂时期外,日本天皇不像中国皇帝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外,日本天皇百世一系,皇统连绵至今,不像中国皇帝那样王朝更替备受“易姓革命” 之苦。总之,概括地说,中日两国君主制的区别主要有是否一脉相承、是否集权和是否具有宗教性功能三点。参考文献:

[1]沈才彬.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的比较研究——以“天子思想”为中心[J].日本学刊,1992(2).

[2]武心波.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象征意义及其批判[J].国际观察,2006(6):50-55.

[3]翟新.日本天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