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学者的头脑，哈耶克把它分为两种，模糊型的和清晰型的。稍后，他补充道，在写《头脑的两种类型》这篇随笔时，他未听说过伯林对学者的划分——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和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哈耶克自认是一只刺猬。阿瑟也是一只刺猬，多年来，他跨越许多学科追踪研究的唯一重要的课题，可称为“路径依赖性”。

阿瑟出生于1946 年，在37 岁时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他在1994 年出版的《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一书开篇记录了这样一则往事：阿瑟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存在强烈的收益递增性并写文章论述他的发现。在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两位核心人物共进午餐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收益递增经济学”。之后，一位经济学教授委婉地告诉他世界上没有收益递增这回事，另一位教授更坦率，他告诉阿瑟先生，即便有收益递增这回事，我们也不能承认它。

1999 年，阿瑟接受“领导力对话”采访时也回忆了这段“痛苦如地狱”的经历，他的描述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前十年，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担任了系主任，然后，他用十年时间试图发表一篇收益递增论文，却因此而离开了斯坦福大学。鼓舞他坚持探索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最受爱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阿瑟说，阿罗帮助他获得了1987 年古根海姆奖学金，并引荐他去圣塔菲研究所任职。又据阿瑟1999 年回忆，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IT 经济学家索洛特意提醒圣塔菲研究所的主持人柯文，说他正在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因为阿瑟是无名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