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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异族兄弟

2014-04-29秦川

椰城 2014年6期
关键词:牦牛工作队青年人

■秦川

我的异族兄弟

■秦川

玉措是一位藏族“曼巴”,也是我的异族兄弟。我在青海工作20多年,认识的人不少,但真正能称得上朋友的不多,玉措就是其中之一。

玉措兄的汉名叫李四海。若论年纪,玉措几乎是我的长辈,但他认为我这人真诚,是一个可以做他朋友的人,所以他坚持要这样论辈分,同时也要他的儿子们叫我“叔叔”。

玉措应该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生人。青海解放那年,十六岁的他参加工作队,后来被组织送到北京学医。青海发生叛乱的时候,他又急急忙忙被召回青海,参加青南地区平叛。在平叛工作队里,玉措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之一,他既懂藏语又通汉话,同时又是“曼巴”,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常常要一个人单独行动。有一次,距工作队驻地几十里外的一个帐篷里有人病了,在出诊路上他正好与一伙叛匪相遇,他说这一下完了,虽然手里拿着工作队发给他的一杆步枪,可他不会开枪呀!他躲到路旁一块大石后,人靠在石头上,一手紧抱着枪,一手攥紧药箱的背带,眼睛闭上等这伙人发落。他说,就是死了手上的枪和药箱也不能丢,因为那是他的武器。这伙人过来后围着他看了看,有一位年长者说:“还是个孩子,他是‘曼巴’,是救人的菩萨,不要伤害他……”最后,这伙人呼呼啦啦走了,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玉措告诉我,其实,那些叛匪里也有好人的,他们只不过一时受了蒙蔽。

玉措说,在草原上,牦牛和狗是人最忠实的朋友。有一次,平叛部队围住了一个有叛匪混杂其中的部落,部落的人被带到了一个空场上,没有主人看管的牦牛群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蹄迹向着远处云游而去。这时候,一位妇人突然冲出人群,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疯了一样在空场上打转。有什么新情况?空场上,本来就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玉措是藏人,他知道牧人的习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工作队的人,然后就顺着雪地上牦牛群的蹄迹一路找寻而去。走出几里路,玉措看到一个黑点,再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头搭着褡裢的牦牛站立在雪地上,一只藏狗蹲守在牦牛身旁,那位妇人的孩子安然无恙地睡在牦牛背上的褡裢里……

那一年冬天,我在玉措家里用牦牛粪煨热的火炕上,细心聆听着玉措的故事。一个晚上,我一直都在拼接岁月的残片,试图构筑一幅有雪地、牦牛、藏狗和孩子的动人画面。

玉措说他解放后参加工作队,是受了一位叫“没脚张哥”的人影响。“没脚张哥”是湖南人。当年,红军西路军兵殇河西之后,在冰天雪地里翻越祁连山的“没脚张哥”被冻掉了双脚,流落到青海大通老爷山脚下一个叫朔北的村上,是玉措的姐姐家收留了他。姐姐家家境稍好一些,从小没了阿爸阿妈的玉措跟着姐姐一起生活,“没脚张哥”的到来使他平淡的生活里又增添了不少新鲜的东西,许多原来听也没听说过的东西都在他年少的心里埋下了根。躲过马家兵匪一轮又一轮搜查,“没脚张哥”在玉措的姐姐家一直生活到青海解放,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安置。“没脚张哥”走了,玉措也跟着参加了工作队,他说:“天下好人都是一样的。‘没脚张哥’是个好人,他让我懂了很多道理,跟着他走没有错……”

青海平叛结束后,玉措先是被留在青南的玛多县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海东的乐都县,不过不管走到哪儿,他一直都在当他的“曼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年代结束之后,玉措请求组织上调他回老家大通县工作,这时他才知道几经辗转他的档案已经被转丢了,他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尤其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没有了党籍。随后,有关部门给他补上了档案,但他的党籍却无法恢复。为了找回自己的党员身份,玉措往西宁、往北京跑了好多趟,最后一趟竟是一路讨饭到了北京……

玉措是一个平凡的“曼巴”,也是一个执着的人。他说他这样做,只是用真诚坚守了一个平凡人的执着!

我认识玉措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在大通县城开了一家诊所。

那一年,有四个当地青年农民被人骗到海西的一座私人矿山做工,由于忍受不了矿上的苦役,四个人从矿山偷逃出来。矿山在无人区,天苍苍野茫茫,逃出来不遇到狼群也会被冻死饿死在荒野上。四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算是命大,没有被狼吃,没有被冻死饿死,但是四个人的脚都被冻得稀烂。回家后,四个青年人去省城一家大医院求治冻伤,一问治疗费,他们又不得不打道回府——大医院里没有钱哪能就让你随便住进去呢!眼见着双脚一天天溃烂下去,如果再不及时治疗,那就只有等死了。四个青年,四个贫弱家庭的顶梁柱,哪个家庭能承受得起这样的打击?后来,有人给他们介绍县城玉措的诊所,说那是个好人开的,去了兴许还会有救。一天,四个年轻人齐刷刷到了县城,到了玉措的诊所——既没钱,人还得救,小小诊所就成了他们和他们家庭希望的全部所在。作为“曼巴”,玉措哪能就见死不救呢?在接下来的救治中,玉措倾其所有,为他们提供食宿,为他们垫支二十多万元的医药费。

四个年轻人的冻伤治好了,或轻或重都留下了残疾,他们不甘心于这样的结局,要向那家私人矿山讨一个说法。这时候,一个不良律师出现了,说可以帮他们打官司追偿。如果能追偿,不但四个青年人往后的生活有了着落,而且诊所的垫支也能得到偿还,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四个青年人出不起诉讼费,玉措好人做到底,又给他们垫上了律师的诉讼费。可谁知道,几个月下来,不但官司没有打成,就连律师也不见了踪影。眼看四个年轻人已无路可走,玉措又只好放下诊所的事情,带着他们走上了一条漫漫的诉讼之路。

当年,正是因为采访这件事,我才与玉措相识,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造化弄人。人做事情有良好的愿望,但不一定都有好的结果。

玉措兄本来是要帮那几个年轻人的,最后连自己也给搭进去了——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就我所知,这一场官司一直延续了两三年时间,期间,玉措领着那四个身有残疾的年轻人,来来回回在大通——西宁——格尔木之间不知奔波了多少趟,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就我所知,为了打这一场官司,年近七十的玉措还自己学习了法律专业知识。打这一场官司,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垫支,更重要的还有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就我对玉措的了解,他是会这样做的。

我最后一次和玉措相见是在四年前。那一次,他告诉我,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我能给他送上一个花圈。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便打趣道:“这么简单?”他说:“就这么简单!”后来,我要离开青海了,匆忙间给他家里打电话,谁知他的小儿子却告诉了我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故人已去,活着的人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我离开青海已经两年。不过,我一直记着玉措兄四年前说过的话,如果有机会再回青海,我一定会去大通、去玉措的坟上,了却他四年前说过的那个心愿。

玉措兄,安息吧!但愿我能以这一篇短文给你的在天之灵以一微不足道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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