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金发



制度约束、“两栖”流动与深度城镇化

熊金发

（湖北文理学院 计划财务处，湖北 襄阳 441053）

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劳动力拥有向城镇居民身份转变的能力和条件,因此，以这类农民工为主要乡-城迁移对象的深度城镇化进程应该启动。农村退出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城镇融合的社保制度是实现有效迁移的核心“制度集”。在当前条件下，应当为其建立相对独立的社保体系，构建由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企业及农民工劳动力等共同参与的社保成本分担机制，健全农地流转机制，以解决其土地依赖问题。

制度约束； “两栖”迁移； 深度城镇化

一、引言

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是城镇化的源动力，但是，倘若在城镇及乡村中存在着不确定性约束，乡-城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未必能顺利进行。相对于普通农民，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劳动力拥有更高的向城镇居民身份转变的能力和条件。我国应推动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持久稳定的有效转移，启动深度城镇化，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1]。

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约为1.59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如候鸟般奔波于乡村与城市之间[2]。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并显现出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历程相比，我国城镇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流出与回流并存的过程，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