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韶 朱志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一、问题提出

纵观已有文献，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流动动态关系的考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外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关系角度展开，“配第－克拉克定律”［1］和库兹涅茨法则［2］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两者共同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动态流动的一般规律，即伴随经济发展程度的演进，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流动遵循着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的梯次流动规律。国内的研究也大都顺延了上述理论思路，但研究的主体和重点集中在了对我国农村的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关系的考察。具体又可分为两个角度，一是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考察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周丽萍(2013)等学者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特征及趋势演变，认为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导致对劳动力的素质结构等的要求普遍提高，致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方式发生变化。二是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和影响。［3］赵晶晶，孙根年(2011)等学者对劳动力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交互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着短期负向和长期正向影响。［4］然而，一个事实是，我国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虽然规模庞大但并非全部的流动劳动力。“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人数15335万人，占全国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约为59%。①可见，仅仅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并不全面。同时，不同省区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别，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也不可能一致。

无论从产业发展水平或是劳动力流动来看，北京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就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流动的动态关系展开讨论。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和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因素。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北京市的暂住人口已连续三年突破800万，2010年为886.1万人，占到北京市域范围内总人口的41%。其中居住半年及以上的常住外来人口约704.7万人。②与此相伴随的是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不断变迁。总体上，1978年以来的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经历了由相对不合理到合理、相对低级到高级的调整过程。［5］可以说，当前北京市的产业结构水平处在了历史的最优化阶段。那么，当前北京市的产业结构水平到底如何，产业结构是否达到合理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劳动力流动和地区产业结构变迁之间是否存因果关系?大量的劳动力流动是否与产业结构变迁方向相匹配?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认知是北京市制定人口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及测度

(一)北京产业结构变迁

已有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基本经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并最终向第三产业发展的典型过程。［6］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变迁概莫能外。观察图1可知，1978－2011年间，北京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迁均呈剪刀差状发展，三次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78年为5.2:71.1:23.7 转变为 2011 年的 0.8:23.1:76.1，就业所占比重则从1978年的28.3:40.1:31.6转变为2011 年的5.52:20.49:73.99。具体而言，北京市产业结构中的第一产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而产值占比却呈先升后降态势，拐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78－1988年居于较高位但上升缓慢，1988年达到了最高值，约占当年GDP总量的9%，1990－2004年间出现较快地下降，特别是2007年以来北京市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一直维持在1%及以下水平;而北京市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在过去的35年中一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71.10%降至2011年的23.1%，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也呈先升后降态势，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拐点;与此相对应的，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23.7%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76.1%。就业占比由1978年的31.6%攀升至2011年的73.99%。可见，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传统部门已成为北京市吸纳就业人口的主力。同时，从图1不难发现，1978－2011年间北京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包括数量结构和变动幅度)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和同步性特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一致性表现得尤为明显，意味着该时期北京市开始进入加速工业化阶段。

图1 1978－2011年北京市三次产业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趋势图

(二)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测度

进一步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是测度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7］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学者一般根据克拉克定律采用非农产业比重加以衡量。考虑到北京市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显著趋小，第二、三产业成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值来重新定义产业结构高度化(记为SS)，测度公式为:

而就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方法而言，本文借鉴当前学术界广泛采用的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并在充分考虑各产业重要程度的基础上对该指标进行改进，在原有测度公式的基础上赋以各产业权重(以产值占比来衡量)。［8］得到修正后的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SD)，具体公式为:

依据上述重新定义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测度公式计算可得1978－2011年间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结果。观察图2可以直观看到1978－2011年间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指标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1978－2011年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总体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0年的工业化准备阶段，这期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表现为地处低位缓慢提升。1994年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首次超过1，达到1.08，这意味着北京市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到2001年，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突破2，达到2.18，之后经过几年的结构调整，2005年至今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又表现为快速上升，2011年为3.29，结合历史经验，可认为北京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即所谓的后工业化阶段。

图2 北京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趋势图

(三)比较视角下的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测度

通过与国内其他省区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横向比较可以更好地把握北京市产业结构的变迁情况。表1比较了2010年我国31个省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可以看到，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均位列全国第一，足以说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对其他省区的产业结构变迁有着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也是本文选择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观察表1可知，以北京、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区的产业高度化水平较高，而内陆省区尤其是中部省区则普遍较低。产业合理化也呈现出类似的规律。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大部分省区的产业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调整。

比较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变迁水平不难发现，2000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为0.15，显著优于金砖五国总体水平，但与日本(0.05)、美国(0.02)、英国(0.04)、法国(0.09)、德国(0.09)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而到2010年，北京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得到明显改善，除美国(0.03)和英国(0.02)外，均优于表2中其他国家(地区)。同时，2000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明显劣于中国香港(7.61)、美国(3.22)、法国(3.24)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甚至低于金砖五国的整体水平。但经过近十年的政策引导和发展，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不仅显著优于金砖五国的总体水平，甚至优于日本(2.52)、德国(2.74)、意大利(2.91)等国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北京市的产业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已基本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同等水平。

表1 我国31个省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横向比较(2010年)

三、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流动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将利用197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选取历年北京市暂住人口占比为因变量，计算公式为TR=暂住人口/(暂住人口+户籍人口);选取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为自变量分别建立基本计量检验方程:

表2 部分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横向比较

式中，TR表示因变量北京市暂住人口占比，SS和SD分别表示自变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μ 为随机误差项，α0、β0为常数，α1、β1分别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变动弹性系数。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进行平稳性分析，滞后阶数依据SIC准则确定，通过比较ADF统计量值与临界值以确定序列是否平稳。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计量模型涉及的3个变量都没拒绝原假设，均是非平稳、具有时间趋势的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变量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判定变量TR、SS、SD均为一阶单整，因此需要通过协整检验进一步确定变量线性组合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表3 变量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

(三)协整分析

采用E－G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第一步对前述模型1和模型2计量方程进行分别回归，得到结果如下所示:

第二步采用ADF检验法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依据S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两个模型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平稳，变量TR与SS、TR与S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上述两个协整方程是合理的。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变量TR与SS、TR与SD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变迁对北京市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产业结构高度化每变动1会引起劳动力流动变动0.127320，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每变动1则会引起劳动力流动变动0.220973，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北京市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度化。

表4 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

(四)误差修正模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以上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TR、SS和SD均为一阶单整变量且存在协整关系，为了更好地解释两模型中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依据AIC准则确定模型1和模型2的VEC模型的滞后阶数均为2。两个模型的VEC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知，(1)在模型1的DTR回归模型中，产业结构高度化(SS)的一阶滞后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短期内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但误差修正项(Et－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不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在模型1的DSS回归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滞后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期内北京市的劳动力流动并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格兰杰原因;但误差修正项(Et－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北京市的劳动力流动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格兰杰原因。(2)在模型2的DTR回归模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SD)的二阶滞后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说明短期内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误差修正项(Et－1)也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模型2的DSD回归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滞后项和误差修正项(Et－1)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北京市的劳动力流动均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格兰杰原因。

表5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1978－2011年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一直处于向高度化和合理化发展的双通道中。具体表现为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和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和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均呈先升后降态势，拐点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味着该时期北京市开始进入加速工业化阶段。2005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趋于平稳，处于0.05－0.07之间，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一直保持在3以上。(2)对比国内其他省区发现，北京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均位列全国第一，对其他省区的产业结构变迁起着示范引领的作用。同时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横向比较后发现，北京市的产业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已基本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同等水平，但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3)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短期内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劳动力流动互为格兰杰原因，而长期内北京市的劳动力流动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产业结构高度化并不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同时，短期和长期内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均是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但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内，北京市的劳动力流动均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格兰杰原因。具体而言，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每变动1会引起劳动力流动变动0.127320，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每变动1则会引起劳动力流动变动0.220973，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北京市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大于产业结构高度化。

对北京市案例的研究表明，合理的产业结构水平和劳动力流动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因素。一方面，产业结构变迁的核心在于优化调整各产业间的关系和比例，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走向高度化和合理化应该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在推进产业结构由相对不合理到合理、相对低级到高级的调整过程中，应注重市场协调和政策调节相结合，提升各产业间的整合能力，同时围绕提升产业转换能力积极鼓励创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效率和提高。当然，以北京等为代表的省市在注重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时，更应将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难点和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就北京等省市而言，外来劳动力的大量流入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在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各地政府应结合地方实际，加强对流动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引导，实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变迁相适应的劳动力流动结构，是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注】

①外出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总人户分离人口数据取自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②数据来源于《2012年北京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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