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克服官僚主义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虽然官居高位，但他是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的楷模。他十分憎恶官僚主义，他反对官僚主义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

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大跃进”、“高指标”风还在继续，一些部门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追加计划”。为了配合钢铁、煤炭工业和运输需要，铁道部提出了一个1960年到1962年后，3年修建一条小铁路的补充计划，送给周总理。他当即认真审阅，当看到表中列出“二五计划”后3年要修一条35万公里的小铁路时，感到很荒唐。为这件事他把铁道部部长找来批评了一顿，原来是漏掉了一个小数点，3.5万公里成了35万公里。3年修3.5万公里小铁路已够浮夸的了。

第二件事是发生于1963年的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沉没事件。“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海域沉没了，政治影响很大。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对事故原因也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有的主张发警告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是两次响动。因情况不明，周总理决心先查明情况，再做处理。他亲自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船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随即决定派海军和潜水人员到沉船现场，克服种种困难，潜入海底勘查真相。事实证明了周总理关于“可能是触礁”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后，周总理把“跃进号”沉没事件作为一件官僚主义的经验教训，教育大家。

第三件事是甘肃定西灾荒问题。1973年5月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听取甘肃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宋平同志如实反映了甘肃中部定西等几个县有200万人口的地区许多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

周总理听了非常难过，落了泪，他说：“搞了20多年还是这样，国务院有责任，过去都不晓得。200万人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军队仓库里有东西，为什么不救济？听了很难过，知道了就要去解决。”

周总理立即通知军队和有关部门组织救济，帮助定西地区发展生产，以最快、最实际的行动，为反对官僚主义做出榜样。甘肃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原来底子很薄弱，周总理痛心地检讨，也是对“文革”的控诉，让各地去关心，发现各自的问题。

执行规定 拒收礼物

1956年5月，周总理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考察结束登机离开太原时，周总理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了一个箱子，便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周总理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作为支付葡萄汁的费用。

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从青海湖捞了一批鱼，派人送给国务院。周总理知道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因为鱼不便退回，只好折价买下。

1961年春节前夕，淮安县委托人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给周总理和邓颖超。1月16日，淮安县委便收到周总理委托总理办公室代写的信，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再托人带给你们。”信中还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随着那封信，还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总理还亲笔在这份文件上写了指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精神办。

1971年1月间，邓大姐陪外宾到延安，回京时，当地的同志把2斤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捧着小米对邓大姐说：“大姐，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您带一点回去……”

没等这位同志说完，邓大姐就笑着对他们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一趟家。”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

接着邓大姐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就这样，邓大姐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这2斤小米。

1973年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总理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周总理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周总理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

周总理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

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

秘书见状，问周总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

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离开洛阳时也没有带走一套《龙门二十品》拓本。

公私分明 以身作则

去过中南海西花厅的人都知道，前院有一水榭，南侧有一块小菜地，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生产自救而开辟的。菜地东头的一片小竹林中有一眼水井，还安装了一台手压泵，是专供菜地浇水使用的。不为人知的是，这台水压泵是周总理1960年自己出钱安装的。

1960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人民把摆脱困境的期望寄托在党的身上。周总理身负重任，日夜操劳，在生活上不要任何照顾，同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并把国务会议的用餐由“四菜一汤”改为大烩菜。看到菜里有肉，他说，肉是定量供应，不能用；看到烧饼上有芝麻，他说，芝麻是油料，也不让用。endprint

同志们私下议论，认为国家再困难也应该保证首长吃饱、吃好。大家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心。当时，机关有很多同志患有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有的卧床休息，有的带病坚持工作。周总理的模范行动鼓舞大家战胜困难，对前途充满信心。

党中央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利用“十边”地种植农作物增加口粮。机关是首脑部门，必须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没有也不准要任何形式的外援，只能干巴巴地吃自己那点定量供应。利用机关庭院的空闲地种菜成了生活的惟一补贴。大家热情很高，各单位都就近分配了菜地，取肥的化粪池按编号分配，对院内的环境卫生也作了具体规定。当时，机关庭院内到处是菜地，对战胜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用自来水浇地，增加了经费开支，公家支付水费，个人吃菜，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提出了打水的办法。

在西花厅前院水榭南侧空地上，有一口多年没有使用过的砖砌水井，周围可以种菜。周总理建议在水井上安装手压水泵，用井水浇菜地，同时交代安装水泵的钱由他自己承担。

1961年在庐山，周总理住处廊道的窗子没有窗帘，招待所的同志为了让周总理休息好，就做了几个新窗帘挂上了，周总理从外面回来看到后，对招待所的同志说：“没有窗帘有什么关系，别人能住我就能住嘛！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做窗帘的钱应由我自己来付。”

1964年初秋，蜜橘收获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周总理名义给某国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如果以国务院总理头衔送欠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很快得到周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听了这话，礼宾司的同志愕然不知所措，脱口而出：“这得花总理多少钱呀？”

当时礼宾司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橘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周总理的警卫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我们出的主意给周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既要按周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周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人带。这样省去了昂贵的运费。

1972年11月，周总理到天津，住在天津招待所。临走时，带了16套煎饼果子。周总理的卫士在结算伙食费时，问服务员煎饼果子要多少钱？服务员心想，这么一点点东西怎么好收钱呢？坚持不要。周总理回到北京以后，在百忙中还想起这事，问卫士交了钱没有？当周总理知道服务员不肯收时，指示卫士一定要按价把钱和粮票送到天津去。于是，工作人员便托人给天津招待所送去一封信和1元l角2分钱、1斤6两粮票。

1973年9月，周总理陪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杭州。16日中午，周总理同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餐。饭店职工非常高兴，除准备了西湖醋鱼等名菜外，还端上了周总理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便菜。

饭后，浙江省委的同志说：“这顿饭，由地方报销。”

周总理知道了，坚决不同意，饭店同志知道不收费周总理不会同意，便收了10元钱。

周总理当即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

饭店同志商量后，又加收了5元钱。不料，周总理仍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

这样，饭店同志只好又收了5元钱，谁知，1小时后，笕桥机场忽然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取周总理走时留下的10元钱饭费。

楼外楼饭店的同志拿回这10元钱，心情激动万分，他们认真地核算了这顿饭，总共只需19元多一点，可周总理整整留下了30元。于是，饭店同志把饭菜清单写好，并给周总理写了个详细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到周总理办公室。

严厉批评推诿扯皮

1973年9月9日夜，第二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结束，各国运动员和某国政府代表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回国，从首都机场起飞，乘客加机组人员共138人。升空不久，飞机一个发动机着火，巴航机长立即请求地面指挥，要求返航降落。由于起飞时全载重，油箱是满的，着陆易爆炸，机长便同时请求先在空中放油。

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波音飞机，人们不了解这种飞机的性能，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塔台指挥员不敢做主，报告机场值班领导。这个领导不熟悉业务，不敢批准，就向民航总局请示。民航好几层领导都不敢做主，又报告空军。空军几级领导也不能决定，又报往总参……一共报了十几层领导，都下不了决心。

飞机就燃着火在天上转，情况多危急呀！机场调度人员急得团团转，这时，有人忽然想到曾任总理专机驾驶员的张瑞霭，就给他家里打电话。张瑞霭一听立即命令：“同意放油着陆！地面准备抢救！”说完就披衣赶往机场。几分钟后到了机场一看，飞机仍然带着着火的发动机在空中盘旋。一打听才知道，民航总局领导因还没接到上级指示，不批准放油着陆。这下张瑞霭急了，强行命令塔台：“立即放油，着陆！”塔台这才通知飞机放油着陆，此时距起火已有半个多小时了。

飞机平安着陆后，滑到停机坪，客人们拥下舷梯，广场上一片混乱：有的哭，有的叫，有的跪在草坪上祷告，有的在胸前画十字，有的拿出亲人的照片狂吻……纷纷庆幸自己大难不死。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上面正在查问是谁擅自下令放油的，要追究责任。张瑞霭听后心情沉重，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周总理一直关心着这批客人的情况，随时询问他们的行程，所以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总理当夜叫杨德中同志打电话向张瑞霭了解情况，随即于凌晨1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周总理进门后，把到场人员扫视了一遍，然后目光停留在张瑞霭身上，声音洪亮地说：“张瑞霭同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心下得对、下得好、下得及时，我非常感谢你！”

接着周总理就一个个地问有关领导和值班人员：你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不作决断？……你呢？……从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一直批评到机场值班员。批评到民航总局值班副局长时，他辩了一句：“我也是同意放油的。”周总理立即追问：“那你怎么不代替张瑞霭下决心？为什么还要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呢？”那位副局长不再吭声了。

周总理问副总参谋长：“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打起仗来要不要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他最了解情况嘛。你不下决心，还追查人家什么责任？”

副总参谋长实话实说：“我怕放油会给地面庄稼和老百姓造成损失。”

周总理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不懂行。那么高的空中放油，风一吹就跑啦，都成了气体，早就挥发掉了。”

总理当时批评的重心就是官僚主义。他说：“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办事要层层上报，无人做主。今后机构要精简，权力要下放，要改革，减少层次，一定要让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指挥飞机，让懂行的人来领导。”

会上决定，把这次的事向全国通报，各机场都要划出放油区。民航从此没再发生类似事故，领导作风、管理制度都得到改进。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文史春秋》2013年第10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