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冰

3月26日傍晚，“2014雅昌·胡润艺术榜”公布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法籍华裔抽象艺术家朱德群以总成交额2.8亿元排名第二。遗憾的是，同日凌晨，这位 “留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中最后一位在世的艺术大师已悄然仙逝，享年94岁。

“留法三剑客”并不是最早进入巴黎艺术圈的中国人，但是早年的留学生大多是匆匆过客，即使是30年代潘玉良、常玉到巴黎定居以后，其影响力也远不及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真正在20世纪西方绘画史上留名的华人，还要数赵无极和朱德群。

我们知道，评价一个人的成就高低，有个不成文的标准：名额越少，越难以替代，成就就越高。比如诺贝尔奖只有五项，每年获奖人数也不过十来个人。法兰西艺术院是法国艺术界的权威机构，只有10名终身院士，只有在一位院士去世后，才能补选一名——19世纪末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爱弥儿·左拉终其一生，竞选了二十四次终身院士，都未能被选上过；而朱德群却摘得了这一殊荣，而且，他是第一位华裔法兰西艺术院院士。

东方的《蒙娜丽莎》

朱德群，1920年12月3日生于江苏萧县，这里是中国著名的书画之乡，“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就曾寄居此地。朱德群祖上世代行医，喜爱丹青。他自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读诗、识字、临帖、习画。刚开始，家长要求学正楷，他没耐心，就在父亲的书房内找到了王羲之的书法帖子，对狂草的研习延续了整个创作生涯。后来幸得父亲开明，他远游求学，踏上了与多数终老不离百里之地的同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上初中后，朱德群迷上了打篮球，他独有一手“绝艺”，左手运球娴熟自如，右手投篮精准优美，加上超过1米80的高个儿，颇具篮球明星的气派。然而，叛逆期的男孩子总有些冲动，他和队友公开张贴声明表达对校长的不满，惹怒校长而被开除学籍。谁想，平日严厉的父亲并没有责怪朱德群，还四处奔走让他继续完成了学业。初中毕业时，朱德群想报考上海体育专科的篮球专业，父亲说了一句话：“念体育，年轻时还有发展，年龄稍大就不行了。不如去学绘画吧，我看你很有潜质，学成了可以画一辈子。” 这句话改变了朱德群的命运。父亲在他人生关键时刻的几次出手让他铭记终身，直到85岁高龄，提及这些事，他仍感慨万分，感激父亲始终未曾对自己失望。

1935年，时任杭州艺专校长的林风眠迎接了一个略显拘谨的小城少年。他就是朱德群。杭州艺专是当时国内最前卫的学校，大师云集，在林风眠“中西贯通”的思想影响下，人人都是“画疯子”。朱德群一入校门便如饥似渴，白天向吴大羽学西画，向潘天寿学国画，晚上则自己专注于书法练习。“肯在中、西两方面都下功夫的同学并不太多，德群是这方面的突出者。”吴冠中后来回忆道。每天天不亮，朱德群就趴在床边开始研墨。天光微明，他就开始右手画画，左手磨墨，娴熟得跟他中学打篮球一样。

1948年，朱德群来到台湾，六年间，依次任教于台北师大艺术系、台湾师范学院。1948-1955年，巴黎艺术圈刚好处于具象和抽象的论战高峰，1955年3月，刚在台湾拍卖会上获得“第一桶金”的朱德群决心赴巴黎学画，追寻他未了的艺术梦想。那一年，他刚满35岁。

法国邮轮“越南号”不仅将他带到了世界级的艺术圣地，还将一位美丽的姑娘带到了他的身边。这位名副其实的“董小姐”，名叫董景昭，是朱德群班上画画最好的学生之一，当时她刚获得西班牙皇家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前往马德里留学，和朱德群在同一艘邮轮上，因晕船呕吐得到朱德群的关切和帮助，短暂相处之后彼此萌发了爱意。但当时，朱德群仍和第二任妻子柳汉复在一起，“董小姐”之父董彦平（到台前是东北安东省省主席）也严令禁止二人来往。直到1960年，朱董才终成眷属，董景昭后来成为了他事业上的好助手和终身伴侣。朱德群为她画的两幅肖像，在巴黎春季艺术沙龙分获荣誉奖和银奖，吴冠中赞其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景昭画像》使这位东方画家第一次得到巴黎艺术界的肯定。“这是德群在巴黎的开始，也是我们共同的开始。”董景昭说。朱德群也感慨这两幅画是自己的“幸运星”，因为从那以后，他的艺术就“发达”起来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去巴黎之前，他是备受台湾画坛和政界推崇、小有名气的艺术家，苏雪林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称赞朱德群“不但是塞尚的私淑弟子，竟可以说是塞尚升堂入室的弟子了”。到巴黎后，他一下变成了无名小子，语言障碍也令他更加不善辞令。但短短一年，朱德群就跻身巴黎著名画家之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称赞他的画是“生命和宇宙的魔幻现实主义”。就连他向画廊定做、专门用作巨幅画的大号笔，也在当时的巴黎画家圈里流行起来。

“看朱德群的画就像听音乐一样”

朱德群偏爱唐诗宋词，最爱南唐后主李煜，也喜欢杜牧、张继、陶渊明。“是诗的意境启发了我绘画的灵感。”朱德群不止一次对董景昭说起过。中国古代山水画对朱德群影响至深，尤其是北宋的山水云雾画，其中又以范宽的作品最为他赞赏。他曾提及范宽的山水画名言：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他说，所谓师于心者，即是以画家为主宰，并已有抽象的概念，“可是中国人没有把抽象二字讲出来而已”。

1956年，俄裔画家斯塔尔（Nicolas de Stael）逝世一周年回顾展在巴黎现代美术馆举办。斯塔尔“刮刀似的笔触”使朱德群恍若惊醒：“就如同我在梦中所看到的。”朱德群当即决定从具象绘画进入极端抽象领域，去“探寻自己的绘画路径”（吴冠中语）。他从墨色——中国艺术家难以割舍的传统情结——着手，早年积淀下来的国画韵律感和书法造诣被他运用在西方油画布上，油彩在他笔下一改厚郁黏滞的特性，具有水彩的轻盈流动与焦墨的简约沉着。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画了一批“奔放而典雅”的作品。

朱德群的首次尝试是以初抵巴黎时所见为素材。5月的巴黎，清晨细雨朦胧，这般寂寥，在年轻的朱德群的眼里，却充满了“浑厚含蓄耐人寻味”的色调。他没有用传统西画的方法描摹，而是用宋人的山水云雾画来表现这种灰暗色调的巴黎街景。彼时，正值50年代新一波极具东方色彩的抽象风景主义盛行，朱德群来得刚刚好。1958年，巴黎首次个展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endprint

60年代末期，朱德群的画风又产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次转变还是受到一次展览的影响。1969年，荷兰画家伦勃朗逝世300周年之际，阿姆斯特丹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大型纪念展。朱德群在展厅徘徊了一整天，他感慨：“这是我看画展最感动的一次。”明暗交错、焦点聚光式的伦勃朗效果后来在朱德群的画作中俯拾即是。当然，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艺术精神上的感染。他几乎从此就从50-60年代中只注重磅礴气势、华丽色彩、蓬勃生命力的表现中走出来了，70年代以后，他的画作明显具有了一种“精神重量”，如中国艺术评论家水天中所言，进入了“沉郁神秘的境界”。

朱德群对色彩的把握度是十分严苛的。严苛到什么地步呢？他认为“脏乱的画室会钝化对色彩的敏感”，因此他决不允许画笔乱扔、油彩乱抹的情况出现在他的画室。他画画的时候，把所有的画作，自己的和别人的，都背向自己的画板，以确保自己的思路灵感不被任何作品干扰。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韵律感，正如王维的作品被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样，人们评价“看朱德群的画就像听音乐一样”。他对光线也十分敏感，光源的方向、转折、透出、发射，都被他用来构成画面的空间感，乍看，是西洋的造型艺术，玩味之下，又带着水墨的意趣和笔韵。中国美术学院原馆长杨桦林评价说，朱德群的作品，画面的视觉中心经常会放射出一束光芒，给人以微妙神秘和脱离尘世之感。

1999年，上海油雕院画家罗朗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邀请了朱德群和夫人董景昭。机会难得，罗朗大胆地提出自己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不适应，并且试探地问朱德群的意见：“我画得不现代，过时了吧？”朱德群回答：“你画得不错，基本功很扎实，也有深度。你生活在当代，没有必要拘于形式。只要你是真诚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就对了。”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中国了”

巴黎美术馆馆长马克·莱斯特里尼在去年的朱德群回顾展上就对媒体表示，朱德群“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作品“大气而美丽”。

1998年，在法兰西学院为朱德群举行的院士加冕典礼上，时年78岁的朱德群身穿拿破仑时代的绿底金线大礼服，接受了法兰西院士宝剑——那是由同样身为法兰西院士的著名雕塑家贝尔·费洛专门为他设计的宝剑，象征着法国国宝级荣誉。最特别的是，象征着知音的中国古乐《高山流水》也在那一刻为这个首位华裔院士响起。对于这一般人不敢奢望的荣耀时刻，朱德群后来回忆起来也只是淡淡地说：“留名、被人记住这种事，我真的无所谓。我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画画上，我这辈子什么事也没做到，就这件事做到了。”

成就虽来得快，却也不是一蹴而就，特别是在本身就是艺术大国的法国，一个毫无背景的中国画家一步一步不仅得到主流文化语境的认可，还能够得到法兰西至高无上的荣耀，实属不易。刚到巴黎的时候，他住在拉丁区的露梦旅馆。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各大著名美术馆与展览数不胜数，他就一边看画展，一边自己作画。有时还会去西班牙马德里参观普拉多美术馆，到托雷多看葛雷柯的作品。为了节省费用，他常去巴黎的一处公共画室“大茅屋”（Acadèmie grande Chaumière）画人体速写。

从初中毕业选择难度最大的艺术学校，到为了避免绘画时手抖放弃最爱的篮球，为了节省更多绘画时间而放弃麻将、围棋等费心神的日常爱好，朱德群坚持了下来。直到八九十岁高龄，他仍然保持每天四五个小时“空中作业”，创作三十多平米的巨画。他说，“我的激情和灵感的来源就是不断地工作，不停地画。”如今，观众到上海大剧院看戏，一进门看到的巨幅绘画《复兴的气韵》，就是朱德群83岁高龄时完成的。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回忆起当年画作预展前，她到朱德群的寓所拜访时，穿过小院子，看见了那幅画，“画幅很大，老先生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地画，旁边有很多草稿，有局部的画面，也有整个的画面。”

虽然朱德群的作品中总有浓郁的东方传统色彩，但难得的是，他的画极少有海外华裔画家作品中常见的“乡愁”主题，或者说，并没有刻意流露出这种情绪。用专业人士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主动迁移者和被迫流浪或流亡者的根本心理区别。又或许是，他并不愿意自己的画作中充斥过多的情感宣泄。

这并不是说朱德群毫无思乡之情。在朱德群巴黎的家里，挂满了书法和水墨画，摆设也以东方风格为主。在家里，孩子要说中文，从小就要背诵绝句，要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对于他踏入艺术世界的启蒙殿堂——中国美院（前身即杭州艺专），他始终饱含深情。1979年，朱德群开始遍寻大陆故交，恢复联络，在校友和恩师缺乏颜料时，他经常从法国将颜料寄回到母校。母校在法国的工作室举办活动，朱德群必定叫上赵无极前往捧场，巴黎经常堵车，就提前坐地铁去，如果提前了，就在附近咖啡馆边喝边等。

“上帝造就了朱德群”，吴大羽曾这样对肖峰（中国美院前院长）说；而当时已经在国际画坛享有极高声誉的朱德群则对肖峰感慨：“我觉得我越来越中国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