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徐梅

——怀念张贤亮

甘徐梅

我们的生活，就像树叶的聚落。凉风吹散垂挂枝头的落叶，但一日春风拂起，树干便会抽发茸密的新绿。新绿蓬勃，只懂感受生命再次给予的丰盛，而那凋零的落叶带着满身的记忆与印象，化为尘埃彼此不会再有交集——哪怕是一刻的叮嘱与回眸。

所以，对于生命的逝去，对我来说，是抽象的，它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冥想。冥想中，我感到自己所存在的空间很寂静，一个宽敞无人的教室，教室里阳光漫流，脑海里的片段在其中溶溶漾漾，肆意沉浮。想找寻些什么，那些片段都不属于我，可我似乎又隐约地看到一种无边的伟岸，这样的伟岸并不是平庸世俗的反面，不是对于死亡的畏惧，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永恒，与不可化解的宿命。

不知为何，想到刚刚逝去的张贤亮先生，这样的感觉便会如此强烈。然而，我不愿去品味一个人的死亡，不愿在他逝世后才来追忆甚至研究他的一生，这样无济于事，也太残忍。作为年轻一代，对于他，我知之甚少，唯能以感受生命的方式去抒写他，我明白这样的方式太狭隘，可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够坚定自己的方式。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的历史与对生命的体验都有所局限，局限看着局限，身体依旧，灵魂却会变得自由。联想着张贤亮的一段段历史，我多次试图打开它们隐藏着的更深一层，可只能轻轻触摸后，把感受一一记录，把我对他并不公平的幻想继续下去。

暴风雨前的安宁

人们总在说，如今我们的生活与记忆已呈碎片化。可在我看来，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不是碎片。无论是否乐意，人都得活在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中，或许对于永恒的时间来说，时代与历史毫无意义，但于我们短暂的生命而言，即是无法逃脱的命运。

从张贤亮的降生开始，命运就已经注定。他出身从商世家，却赶上了抗日战争，物质的优越虽使他得以逃过铁血战争的残酷，可父母间的战争却与日俱增，幼小的心灵在温暖的襁褓中昏昏欲睡，安逸却有着隐匿的伤感。在他的《灵与肉》中，许灵均的父母便是现实里他父母的化身，这样的情感细腻柔弱，却像沾着露珠的蜘蛛网般，一直颤动着他的心，影响着他的创作。或许也正因如此，就注定他的性格不会变得如徐志摩般感性烂漫，骨子里因有着更多血性与物质的东西，当与文学相遇时，便必然出现摩擦与融合。

抗战胜利那年，他13岁，尚不懂世事的风云变幻，每日上学、读书、玩乐，依旧过着舒适的生活，父亲长期在外忙碌，母亲便成为他的依靠。这段历史，张贤亮并没有细说，但在晚年，他把母亲的一幅肖像常年挂于他的“城堡”中珍藏，从这个细节，或许便可想象出母亲对于他一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特别是当成年后，父亲远离祖国，他不得不独自面对现实的残忍时，母亲给予的厚厚温情，更是帮助他克服恐惧，坚定活下去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浓烈的书香氛围中广泛阅读，不仅在传统式的教育中接受了古典文化的熏陶，也涉猎了大量的外国名著，这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很好的基础。然而，他并不是为了写作才看书的，对于人生最初的规划，父亲希望他能子承父业，继续经商，他亦有此想法，但无奈于尘世的转变，他的人生第一次背离计划的轨道。人生有时真的如同一场变幻莫测的游戏，无论你怎么认真，怎样精确计划，到了最后，它会对你说，一切只是游戏，你只需要接受它给予你承担的结果就够了。这只是历史的一场计谋，而一个意味着人生重大转折的时间点，对于历史来说，不过是一个微弱的涟漪，终会被时间所淹没。伤痛，唯有承受过了一切的他，才能算是刻骨的真实。对于旁观者的我们而言，只不过是教科书里被几句话掩盖了的灰尘罢。

命运的游戏

1957年，张贤亮因发表了一首《大风歌》而被划为“右派”，随之而来的，就是打倒、批判、下放。对于这一切，他唯有承受，因为他无从选择。这时的他不懂何为避嫌，何为沉默，他需要诉说，需要张扬，因为生命的火焰已被点燃，胸中的满腔抱负已经随之起舞，他还不明白自己已经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作为资本家的后代，他不再享有特权，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折磨与艰辛。这一年，他被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一待就是三年。这三年，是全中国人的噩梦，所有平民百姓都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灾难：贫困、荒凉、饥饿，没有人再谈理想与知识，那些教条与口号充斥大街小巷，可都却像涂满了艳红色彩的双唇，空洞地嘶哑着、叫嚣着，有人死死盯住无法自拔，只为吻她一次，有人漠然愤恨却只能沉默低头，而他，便属于后者。在隐忍的背后，不甘屈辱与沉寂的张贤亮，在一次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饥饿与磨难中，选择逃离，这是他又一次公然地对命运的反抗。这次逃离伴随着惊恐与希望，而一路上的逃亡，他没有一刻不在期冀未来，三年的黑暗，终于可以在一次极端危险的决定中有机会重新看到生命的曙光，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重获新生，意味着理想的再一次自由。可他在奔跑的同时，又全然忘记了历史，无论他怎么紧迫地追赶时间，试图改变历程，但生命的磨难如影随形，他太渺小，小得无法跳跃出历史的维度。所以，后来他在小说《我的菩提树》中，略微描述了自己逃亡的细节：“凛冽的元旦之晨，趁出劳改大院去打扫干部家属楼的厕所时逃跑。流亡在外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的经历，超过了日记注释的范围。刚刚逃出了几天，劳改队外部的社会现实就教训了我，让我认识到这次逃跑是极端错误的，大约在一月十日时到了中国西北的大城市兰州，当时的兰州火车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十九世纪作家雨果笔下的乞丐王国。”而更具体的逃亡细节，他在一次记者对他的采访中又说道：几乎看到的所有人都在乞讨，乞讨的人向乞讨的人乞讨，饿得不像样的女孩为了能够吃上饭而不得不出卖身体，他为了不饿死也乞讨……那是一段混乱得丧失了人性的日子，除了饥饿，真的谈不上什么别的生命印象。

1957年，劳改前的张贤亮

这段逃亡的日子，就像滚烫的火山，爆发得突然，把他光芒普照的理想彻底烧毁，也让他从混沌虚弱的三年里涅槃。在《习惯死亡》中，他这样说道：“我将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人间便再没有什么把我折磨。”经历一次近于毁灭的磨难，对于人来说，不是重生便是死亡。以无比坚毅的姿态，他活过来了。尽管这样的坚毅仿如咬紧的牙齿，隐忍着无穷无尽的控诉与怨恨。

1961年1月底，在逃亡一个月后，他再次回到了银川的农场。面对那时的社会现状，他明白无论怎么逃，都逃不离这个只剩下饥饿与荒凉的世界，就像活死人的黎明，除了等待，毫无希望。与其毫无意义地挣脱，不如选择继续忍受。而作为惩罚，他又被下放到了贺兰山脚下的芦苇荡里放羊。然而，这只是他对于历史的暂时妥协，因为内心深处的固执与反抗与日俱增，从未被打倒过。他在这里做过当总统的梦，他的心灵一直游走于世界，从未甘于平庸。就像拜伦式的英雄，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思考的，一直都是如何反抗。或许，一本书真的可以在穷途末路时改变一个人。1949年之前的某一天，一位四川大学的老教授跟他的父亲说，要办好工厂，要当资本家，就必须读《资本论》。大约十年后，在劳改农场的医院里，一位哲学教授送了他这本书。而后的苦难生涯中，《资本论》便成为了他拯救自己灵魂的精神食粮。他就这样沉寂着，抱着一本书，在接近20年的苍白里被放逐在边缘，没有人听他在说什么，没有人愿意同他做什么，他的青春仿佛就是在被遗弃的电话亭里，在没有连线，根本无法接通任何人的听筒前的漫长等待。他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从被遗弃了的电话亭里出来，尽快出来。

涅重生

1979年，历史的浪潮终于向前推进，那些即将枯萎得快化作黄沙的人们终于得以滋润。他终于获得了身体的自由。面对崭新的世界，他依然像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他渴望成功，渴望精神的自由。可现实是，他已不再年轻，筋骨不再如青年般强壮，没有爱人，没有亲人，没有事业，就像飘零的落叶，一无所有只剩下频频回头的忧伤。这一时期他开始重新提笔进行创作。他深深地明白，自己除了一支笔，真的什么都失去了，那些承载着饥饿、性、逃亡与死亡的记忆，就好像一直追赶着他的魔鬼，使他不得不写作，写作不仅仅是他反抗呈死灰色命运的方式，更成为了他自我救赎的方式。它们全都化作了他笔下的文字，《绿化树》《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他20年生命片段的底色。

其中，《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他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线，叙写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后的经历。通过对主人公张永嶙的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内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解读，展现了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小说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兼具浪漫主义诗情，真实、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对于刚刚从蒙昧中觉醒的中国，对于很多事物的态度依然禁止与抗拒，而张贤亮第一个突破了他们，就像一个不畏世事的先锋，在追逐自由的激情中昂首前进。

后来他又写了《习惯死亡》。这又是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长篇小说。他生动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心灵备受重创的知识分子孤独、苦闷、绝望的精神世界，强烈地抨击了极左思潮，悲愤地控诉了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灾难。

愤恨夹杂着炽热的情感，就像被遍野的麦草，一旦点燃，便呈燎原之势，无法熄灭。他用笔不停地书写，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未来将被掩盖与遗忘的人。

1985年，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出版，讲述的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终于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过程。这个历程中涉及女人、爱情，还有很多人的本性上的问题。也因此又引起了社会争议。作品中再次涉及很多“禁区”的文字情节，使得这本书出现短暂的滞销，也逐渐变得边缘化。然而，我想这并不是张贤亮不顾道德底线，只为成名，因为真正的写作，本来就不应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它的本身就是严肃的，所以文学与道德是平行的，并不存在高低之分。作为作者本身，他能做的就是挖掘自身的隐秘，与读者分享自己对于世界，对于人的独特感悟与体验。我想，他写作的目的，也仅在此而已。

张贤亮著《习惯死亡》书影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他的作品是有所局限的。或许是因为生命本身的局限，或许是他始终或多或少抱一种几近报复的态度，使得他的作品也同样陷入局限，这并不怪他。因为短暂的生命里，总要有一些人能够为历史的某一阶段作见证，作阐述与反思，它们的意义并不是像《浮士德》那般具有普遍性，可以道出每个人隐藏的人性，而是像一份注入了鲜血的书信，作者用自己的灵魂作为信纸，把他的所有都献给历史，献给需要的读者，献给遥远却短暂的未来。

在他去世后，有人跳出来说，他或许是被低估的反思文学派的作家，又说他在国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显得做作与苍白。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若是只凭借着一些单纯的词汇进行概括，在他去世后才拿出来百般品味与研究，或是再毫无根据地一味赞扬或是贬低，都是对一个逝去的灵魂的亵渎。面对张贤亮的作品，我不持或褒或贬的态度，因为他写的是他自己的灵魂，在那段青黄不接的年代，他的灵魂在诉说，在渴求，在反抗，在寻找，如此复杂与不安，充满着隐秘与追求，而我们能做的只是站在时空的另一个角度凝望，试图理解，仅此而已。

张贤亮著《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书影

张贤亮的作品，就如他本人一样复杂，令人难以看透。尽管在挣脱“文革”与“右派”后，他竭尽全力地写作，试图利用文字的尖锐与突破禁区来反抗命运的枷锁时，他依然写出了温情的事物。比如，《绿化树》中对于马樱花这一女性角色的塑造，就让人印象至深——在作品中，马樱花是作为一个“梦中洛神”的形象出现在主人公身边的。她有过不幸的经历，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主人公的生命注入了热烈的活力与希望。而到了这时候，苦难已经隐退到幕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马樱花甚至有贞女般的勇敢，当主人公还试图怀疑她的忠贞时，她的执著令人动容：“就是钢刀把我的头割断，我的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就是朴实的人民与爱情。有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样的苦难与伤痕是不能抹平的呢？在这本书里，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通过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统一，把他们历经的磨难写成丰富的痛苦，把他们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都写得厚重起来，这部作品不像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样励志得让人热血沸腾，也不像宗璞的反思小说那样让人悲凉得流泪，而是脚下一边踩着血肉模糊的历史，一边捧着颗永远向往太阳的心，一步一步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爬出来，真实得让人敬重，感动得让人温暖。

所以，这部作品不仅流露出张贤亮对于爱的眷恋，也恰好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惨痛没有被无尽的写作所夸大，心灵也没有被渴望反抗成功的欲望所压倒，他只是理性地看向历史，在被命运所给予的磨难中，感受爱与美，他本身并没有被历史所异化，而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与历史达成了一致。而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他的作品大多被列为反思文学与边缘文学，或许本身并不是他的原因，而是历史与社会所致。

在大量密集的写作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便不怎么写作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自己已经过了需要大量阅读与利用文字来倾诉的时期。或许他是对的。或许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创作者，他比作家有“野心”，写作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需要，一种对待生命的方式。尽管此时他已是宁夏文联主席，但当觉得写作已经很难满足自己对于生命的执著追求时，他毅然选择放下，一味地回头，一味从过去寻求倾诉的借口，为了写作而写作，实在浪费生命，尤其对于他而言，生命已经经不起一丁点的空虚与浪费了。

也正因此，他开始固执寻求另一种对待生命的方式——经商。上世纪90年代，他下海创业，创办了自己的镇北堡影视城，以独特的商业视角吸引了很多导演与其合作拍摄电影，《东成西就》《红高粱》等都是以这里作为电影背景来拍摄。影视城的发展越来越稳定，到2012年，全年的参观人数达到107万，这一年，公司的价值达2亿，员工超过400位，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机会。对于经商的决定，他用十几年的生命来实现它的价值，他成功了。他一直在执著地追求那个更好的“我”，内心隐藏着不安，这样的不安并不是因为年华的老去便会磨灭，20年的记忆就像浓重的阴霾，使他每打开生命的窗户便会向他袭来，他极富胆识，并以之为利剑不断刺向那些恶魔，他要证明，他能够反抗过去悲哀的命运，能够重拾内心所失，一切——都来得及。

也就在这极少写作的十几年里，他的作品逐渐被大众所遗忘，变得更加边缘化，而他的名字更多地则是以企业家与政客的身份被知晓。我想，经历了那么多世事悲欢的他，或许已经不再在乎。因为当一个人在不断地追求自身的改变，不断寻求生命的意义时，对于大众给予怎样的标签或许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够从不同的状态中找到对于生命的定义与最终的印象。所以，在公司稳定发展后，他便不再贪图更大的物质利益，拒绝与别的开发商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因为，对于他来说，物质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对于物质渴求强烈的人，尽管曾经的记忆给他带来极深的物质与精神的空洞，可他并不迷失与贪求，他只是想反抗过去，追寻未来。也正因此，他懂得生命的意义只能部分地实现，永恒与完美是无穷的，然而时间给人的存在维度却有限，唯有与社会相联系，改变了自身周围的世界，才能让梦想得以成真。这一切都是他深学马列后所拥有的思维方式。从这一点上说，他务实却不唯物，看似随意大胆，却实则谨小慎微地体验着他的每一刻人生。而那些肆意张扬的花边新闻，只能像小丑般哗众取宠，沦为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物罢了。

张贤亮著《一亿六》书影

利用十几年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张贤亮创作了《一亿六》，这是他最后一部小说，整个情节十分荒诞，叙写一个优异人种保卫战的故事，讽刺并揭露了当今社会的现实矛盾。它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有些媒体评论直接把矛头对准他的私生活，胡编乱造与八卦新闻扑面而来。但抛开这些，这部作品的价值与他早期的作品的确存在差距，但作为多年没有写作的他，或许他也明白自己的不足，而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或许也并不是要到达多高的文学创作水平，而是又像一位尖锐的洞察者，借助笔的力量传达自己对于社会的感悟而已。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讨论三农问题与私有制的书《小说中国》等，不越界，不谩骂，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改变自己，改变周围环境的现状，无论它们是否获得成功，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努力而无畏地活着。因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应该努力突破局限，才能在更广阔的天空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世界与自由。

重拾与回归

随着岁月的流逝，病痛的折磨也随之而来，他亦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年老。在70岁以后的晚年生活里，他把公司基本交给了儿子。儿子并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他也并不慌张。他做公益，收养4岁的孙女，在他的镇北堡里过着隐居的生活。选择与自己对于生命的印象相似的大漠居住，写字，静坐，与孙女相处，或许是他放弃反抗过去的阴霾了，到了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处在黄昏，再固执反抗或许已经变得徒劳。回味人生时他曾依然说，自己的命很苦。可他已经尽力了，已经再没有气力固执下去。笃信佛教成为他渴望挣脱阴霾，逃避悲哀的选择。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一生都在命运的荆棘里冒险反抗），如今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他最终选择与生命的有限性的一种妥协）。所以，在最后的时光里，他选择最后一次提笔，书写自传。有人认为这是他由于他不甘心，亦有人说他虚荣，认为这是他想要被历史记住，所以刻意保留自己的文字。可我觉得，对于他而言，这真的只是一种回归，当死亡只有通过衰老的裂缝渐渐开始侵入人体的时候才会变得真实起来，此时他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种印象，而是一种随时到来的召唤，面对死亡，他固然会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惊恐，但同样也会伴随着一种惊诧，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全在他一直反抗的生命之中，而恰恰也存在于他20年的苦难之中。他一直试图反抗与脱离的，一直视为碎片的，反而是构成他生命中无法逃避的元素。

在张贤亮逝世后，他的一生成为了别人笔下的传奇。可我想，对于他来说，他只是脚踏实地地踏在历史的道路上，不绝望，不偏激，按照自己内心的方式来反抗自己内心的阴霾，执著地面对短暂的余生。佛说，要破我执。活着的时候，他寻求了太多破执的方式，直到逝世前，他依然在利用写作的方式解脱自己的执著，试图一点点脱离人生的苦难，反抗自己的命运。如今，他悄然离世，或许是一种真正的解脱。

张贤亮著《小说中国》书影

这便是我试图理解张贤亮的方式，也许太过主观，亦不够全面，但我亦要写。随着浮夸时代的到来，年轻一代的我们渐渐希望能拥有平凡朴素的生活便好，无需浓墨重彩，似乎这便是完满。可是若连期待浓墨重彩的勇气与毅力都逃避拥有，这样的人生又有何意义？我们看过一本又一本书，咀嚼过无数的文字的意义，在当下的历史中，我们做的除了停滞便是沉沦。而那些作家们，那些逝去的一位又一位反抗命运的勇士们，在他们不同的历史苦难的沼泽中寻求解脱，不断追求生命的意义，他们的一生是思考命运的一生，反抗局限的一生。在凝望他们时，用自己的心去真正聆听他们的声音，寻求自己的内心感悟，或许是我们缅怀他们最好的方式。而作为平凡渺小的我，能够再次投入地去感受一位值得尊敬的逝者的一生，是一种幸运。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