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

有的事，乍看起来很不正常，像许多涉及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公共事务，网上吵得轰轰烈烈，政府正式征求意见却没几个人愿意出面。再往前，某市举办的几次政府听证会，一个熟面孔在听证代表席上屡屡出现，引发媒体质疑，追问之下，居然是报名听证的市民寥寥，差不多是选无可选。

再仔细推究，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公民参与，其实不该只是公民个体参与，其中应该有个体集合而成的组织性的代表，即人们常说的民间组织。可是，在许多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讨论或者听证中，人们听见过这类集纳公众意见的民间的组织性表达吗？从2012年的年检结果看，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已经接近3000个，可需要它们出场发声的时候，它们却缺位了。

要解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性问题，就必须让偶然的、孤立的、片面的、情绪化的表达压缩到最低程度，而让更富理性的、更有代表性的、更靠近“最大公约数”的声音登场。这就要创造条件，要在各领域各层次培育更多的社会性组织，使公民个体的参与更多地向组织化的参与演进，更好地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进一步讲，现有的许多社会组织也还需要考虑自身转型的问题。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我想，应该是让这类社会组织真正具有民间性，在依法自治和自律方面、在反映和表达民意方面，实现实质性的回归。比如说，人人揪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有不少食品加工业老板表态“做食品就是做人、做良心”，但是这个行业还是乱象丛生，行业性的有效自律非常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