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帅 刘莉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中国农村迎来新的历史拐点。

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确立31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过半，中国面临“三农”新问题、新趋势。在此背景下，《决定》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在成都农民看来，“土地流转”并不是新鲜词汇。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成都市流转土地面积即达153.78万亩，约占农用地总面积的14.04%，到2012年，成都市流转土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已达47.9%。

成都市农业部门曾结合经典案例，总结出7种农用地（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模式，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公司、土地银行、家庭适度规模经营、业主租赁经营、大园区+小业主、两股一改等，显现出基层探索的蓬勃活力。

按图索骥，记者在2013年岁末回访上述案例提及的成都双流、新津、温江、崇州、邛崃、彭州等区（市）县，所到之处印象深刻：尊重农民选择权、建立合法转让权、保障土地财产权，推动了大规模流转的顺利实施；不同的模式探索，受地理区位、耕种模式、思想认知等因素影响较大；以设施农业、绿色有机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是工商资本投入的主要方向。现代农业回报高，但不乏风险，部分企业风光难再，陷入经营困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观光农业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匮乏，显示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进入深水区的艰辛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