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乐明

从安徽、四川等地冒险试行“包产到户”，到“联产承包”在全国风起云涌；从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到成都、重庆获准“国家试验”；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形式自由流转，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农民在土地上的更多财产权利——

理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贯穿新中国改革历程；数次行至关键的突破，成为烫热的历史刻度，刻画出一条“还权赋能”的改革脉络，宽广而深刻地改变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片村落、每一位农民。

从耕者有其田到土地集体化

新中国刚成立，拉开了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旧交替之时，政权之于国家的至关重要，土地之于农民的命运攸关，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恢复经济与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汇聚成“箭在弦上”的历史必然，藉由这场土地改革，荡气回肠地展开。

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载着实现中国农民拥有土地的千年梦想，举起了“耕者有其田”的大旗，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这场改革持续至1953年，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让3亿多几无寸土的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农具、牲畜，并且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国家认同的建构，以这次土改契机，全面“嵌入”乡土社会；农民阶层中一系列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行为模式等，得以鼎新。

这个以小块地、小农户为特征的“小农经济时代”很快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