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君萍

阮次山先生反感《环球时报》扮演的“忠诚”角色，尽管他被许多人称作“体制外胡锡进”。他觉得后者“档次不够”，给党添乱。他也不认可1980年代风靡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看法。这本书提出两种“忠诚”，一种是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种则是独立地、有主见地看国家和政治人物，作者赞扬后者。

阮次山创造性地探索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第三种忠诚”，即在两者中找到中间道路。这名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努力展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建议者形象。他强调自己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对党和政府高层施加影响，主动替他们分忧，并在察觉受最高层冷落时倍感沮丧。

他说：“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此爱生生世世！”

“他有需要”

某种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成为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既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工作信念。

见面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迪引荐下进行。阮次山向记者强调，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当时是春天，怀仁堂会客室挂的画作是《春回大地》。阮次山与江，以及同行的邓朴方、高迪聊了4个半小时，在他描述里，江给他“交了底”，“无所不谈”。“对我深入内情底线，我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态度是什么，不会误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后他和江建立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在中间传话的人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江泽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访美之前，通过朋友来跟我说，对他第一次到美国有什么建议，我就给他很多建议，很多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