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青LI Dan-qing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73）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0 引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其中重点提到了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①，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工资性收入持续增加，进而提升这一群体的幸福感水平，使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更加稳定有序地进行。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69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60%，即1.6亿，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虽然在逐渐上升，但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却没有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同步上升。“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的研究表明，感到“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仅为5%，感到“比较幸福”的为30.6%，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比例分别为3.2%和7.7%。[1]舒丽玲等（201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最不幸福的群体”，或“幸福水平较低”的群体。[2]诚然，造成这一群体幸福感水平较低的因素有很多，如收入低、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低、职业安全隐患多、社会地位低等。[3]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中，“收入低”是造成他们感觉不幸福的首要因素。因此本文重点研究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影响。

1 分析方法及数据

1.1 单因素方差分析 该方法用来研究一个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是否对观测变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用来比较多个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其实质是研究一个分类型的控制变量与一个数值型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1.2 多重比较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基本分析只能判断控制变量是否对观测变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如果控制变量确实对观测变量产生了显著影响，进一步还应确定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对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如何，这种差异显著性的检验就叫多重比较检验。本文主要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法）进行多重比较检验。

1.3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年4～7月对湖北省武汉市的调查。笔者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展开调研，共抽取了55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出问卷550份，收回463份，其中31份有部分问卷没有填完，所以舍弃，最终留下432份问卷作为分析资料。

1.4 问卷和数据处理 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调查问卷中关于“收入”方面设计了如下2个问题：

问题一：您目前的月收入为：

问题二：与周围人相比，您的月收入要：

①低500及以上；②低0-500；③一样；④高0-500；⑤高500以上。

为了方便分析，本文将上面两个问题中的五个选项依次赋值 1、2、3、4、5，即选择①的幸福感水平为 1，选择②的幸福感水平为2，依次类推。值越大，幸福感越高③。

2 实证分析

2.1 绝对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我们对不同的绝对收入组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调查问卷中问题一的数据整理。得到F统计量的值为14.459，对应的P值为0。给定显著性水平α为0.05，由于P值小于α，则应拒绝原假设，即不同收入组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接着，用LSD法④计算不同收入组的均值和差异。将不同收入组的数据两两之间进行对比，多重比较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绝对收入的多重比较检验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以收入为“2500元以上”的群体为对照组，从幸福感均值差来看，该对照组比“1000元以下”高 1.358，比“1000-1500 元”高 0.637，比“1500-2000元”高0.153，比“2000-2500元”高 0.223。由此可知，从大体上看，月收入越高的群体幸福感均值也越高。

从表1还可以看出，月收入为“1000元以下”的幸福感显著地低于其他收入组的幸福感；月收入为“1000-1500元”的幸福感也显著地低于1500元以上的收入组的幸福感；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收入组之间的幸福感均值虽然存在差异，但这一差异均不显著。可见当收入在1500元以上时，小幅度的收入差距并不会导致幸福感水平的显著差异。

总体上说，本文在分析绝对收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相关性时，并没有出现“收入-幸福悖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正效应比较显著。这一方面可能与我们的数据结构有关（如本文的数据并没有对2500元以上的收入组进行细分），但从事实来看，这一结果也不难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还较低，可能尚未达到使得“收入-幸福悖论”成立的收入拐点⑤。

2.2 相对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相对于周围人的收入”的不同状态进行方差分析，数据来源于对问卷中问题二的数据整理。得到F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0.05，表明相对于其他人不同的收入处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接着两两比较处于不同相对收入下的幸福感，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比周围人收入“高500以上”的幸福感均值比“高0-500”显著地高0.350、比“低0-500”显著地高0.533，比“低500以上”显著地高 1.917，比“差不多”虽然高0.173，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显著（显著性为0.082＞0.05）。此外，“高0-500”和“差不多”均显著地高于“低500以上”的幸福感。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不管是从绝对收入来看，还是从相对收入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越高，他们的幸福感也越强。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表2 相对收入的多重比较检验

一方面，应多渠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首先，要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的理念，扩大和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角度统筹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实施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经济发展政策、财政保障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形势和就业转移的稳定。再次，国家要适度加强对企业工资的指导和调控，合理调整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政府应要求企业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用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定时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灵活地调整；此外，要严肃查处工资拖欠和克扣行为，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劳有所得。

另一方面，要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公平合理。要依法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同工同酬等权利。不仅要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公平的工资待遇，而且要保证他们能够获得公平的社保和福利水平。此外，也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此外，要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他们收入的含金量。要强化新生代农民工输入地政府的管理责任，根据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按照公平合理、优先照顾的原则，在就业服务、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各方面，让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享受到和当地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水平。

注释：

①人民网.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913/c25408-22906242.html。

②中国新闻网.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月均收入 2609 元.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20/5860836.sht ml。

③这种处理借鉴了Bradburn（1996）年的“总体幸福项目量表”，该量表的内容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您感觉：非常幸福、幸福、比较幸福、说不清、比较不幸福、不幸福、非常不幸福，对于这七个选项，Bradburn 依次对其赋值 7、6、5、4、3、2、1。

④如果方差齐性检验的值大于0.05，说明数据有方差齐性，从而在“多重比较检验”中读取LSD法的值。

⑤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关于收入-幸福的研究表明，收入的增加首先使得幸福感水平上升，但当收入达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水平反而会出现小幅下降。这一临界点便是使“收入-幸福悖论”成立的收入拐点。

[1]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J].数据，2011（4）：68-70.

[2]舒丽玲，王秀芝，王亚琴.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为例[J].科技广场，2013（8）：254-255.

[3]房俊东，傅梅房.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2（5）：184-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