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健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间考

陈 健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间考

欧美同学会是民初由顾维钧、周诒春等欧美归国留学生发起成立的留学生联谊团体，在其存续的百年之间，其会员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在政治、社会、文化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长期以来，对于欧美同学会的成立时间，却有1911年、1912年、1913年、1915年四种不同的说法。通过梳理欧美同学会原始会史档案，细考发起人之回忆和当时新闻界之报道，对该会认同的欧美同学会成立于1913年之说，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推定。

欧美同学会是民国初年由一批归国欧美留学精英在北京发起成立的留学生联谊团体。初以“讲学、言志、敦品、励行”［1］为宗旨，开展学术性与交际性的活动，鼓励留学回国者继续研究所学，互相团结，并担负起输入新文化的任务。该会凝聚了当时政界、学界、商界具有留学背景的精英人士，其社会影响力异常广泛。而今，欧美同学会虽历经百年风雨，仍保持勃勃生机，并担负着“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2］的重要角色。但回顾其初期历史，因相关原始档案散失，许多史实记载亦不尽清晰，遂造成欧美同学会成立的确切时间存有多种说法这一结果。本文拟通过梳理欧美同学会所藏原始档案，细考欧美同学会发起人之回忆和当时新闻界之报道，希冀对于该会的成立时间作一可能的推定。

一、欧美同学会四种成立时间之说

有关欧美同学会的成立时间，目前有四种说法：1911年、1912年、1913年、1915年。

第一种，1911年说。此说见于1949年冬欧美同学会的常务理事叶景莘起草的一份《欧美同学会报告》（原件为手稿），该报告第一条“购买来源、使用情形”中提到：“欧美同学会是在1911年成立的，最初在西交民巷租了一个会所，1916年方购买了现在的会址。”［3］

第二种，1912年说。此说见于1949年5月11日欧美同学会遵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颁布的社会团体在军管时期暂行登记办法，向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提交的申请书及报告书。在申请书“简史”一栏，注明欧美同学会“民国元年成立，会址在西交民巷”［4］。

第三种，1913年说。此说流传最广，亦最被接受。主要支撑为1913年10月19日北京《大自由报》、10月20日《申报》、1917年2月19日《晨钟》的报道，也符合发起人顾维钧本人的回忆录中的记载，但对于具体成立日期均无确定说法。

第四种，1915年说。此说出自1947年胡适签发的一份公函中，称欧美同学会是“于民国四年成立”的。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上述四说，第一种与第四种均为孤立说法，无旁证史料，因此可信度不高。叶景莘先生所持1911年成立的说法，依据为何，我们不可确知，但从欧美同学会1949年5月11日向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提交的报告书内容来分析，仍可以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此报告书与叶先生的报告手稿只相差几个月，很可能为叶先生所阅。其中，对于欧美同学会的成立记载如下：“清代宣统三年，由欧美回国之学生，分别在北京、天津组织英国同学会及美国同学会。至民国元年，由颜惠庆发起，将该两会合并，改称欧美同学会，当时地址设在西交民巷。”［5］此报告中提到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北京和天津已经有留英和留美同学会的存在。但“由颜惠庆发起，将两会合并”的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因为在申请书表格中专有一栏“发起人”，写的是顾维钧的名字，且颜惠庆此时尚未入会，在最早的会员录（1914年）里亦找不到他的名字。另据章元善（1952、1953年担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回忆：“关于同学会的组织，我从几位前辈先生如颜惠庆、蔡廷干、梁如浩、周诒春、贝祖贻等获知片段情况，如从英、美、德、奥、瑞、法、比等回国同学都各有自己的同学会组织。他们的联欢活动每在中山公园举行。”［6］这两处提到的同学会组织是否为后来被认作是欧美同学会的前身而纪念尚不得而知，但可为1911年说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至于胡适签发的那份公函，则很有可能只是一次误写。

第二与第三种说法最有可能是欧美同学会成立的时间，而且这两种说法亦不构成必然矛盾。因为欧美同学会的成立是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标志性的成立也可说有两次。第一次是在顾维钧等人努力下，完成了留美同学会的成立以及与留英同学会的联合，并正式冠以欧美同学会之名召开了成立会。第二次是在几个月后，又将留学欧洲大陆各国的同学会也联合进来，组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西方留学生团体，仍以欧美同学会命名。只是每个阶段具体成立的时间，并无明文记载。但细究当事人之回忆和新闻界之报道，对于欧美同学会的成立，我们仍可作相当肯定的推定。

二、欧美同学会发起人之回忆

1.顾维钧的回忆

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为顾维钧，此无疑议。无论是顾本人的说法、老会员的回忆，还是欧美同学会的档案记录，都有明确记载和说明。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904年赴美留学，入纽约州柯克学院；次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国际法和外交学学士、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曾担任美国东部各州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12年5月，应袁世凯之邀，中断博士学位的学业回国，任大总统府英文秘书兼内阁秘书，6月辞职，同年夏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13年9月任外务部参事［7］。留学美国的顾维钧，展露了其人际交往及擅长雄辩的才华，在当时的留学生团体组织中颇有影响。因此，此种留学生活的经验，带给顾维钧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回国后便很自然地想在归国留学生中也发起这样的一个组织。据他回忆说：

除公务外，我对北京某些组织的活动发生了兴趣。有一个留美学生的团体，每年聚餐三四次。这种集会是社交活动，每人都可回忆学生时的欢乐。根据我在美留学的经验，成立一个归国留学生同学会很有必要。它可以定期集会，请美国或中国著名人士讲演，或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召开讨论会。这个意见深为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所赞许。他是耶鲁毕业的，专攻教育，对公众事务极为关心。由于他的赞助，我组织了留美同学会，会员包括美国大专院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年龄不限。［8］

从顾维钧的上述回忆来看，他在美国留学的经验是促使他在北京发起成立留美同学会的重要原因。他提到当时北京已有一个留美学生的团体，每年聚餐三四次，但只是社交活动。其实，就当时顾维钧就职的外交部就有此类留学生团体。据颜惠庆对民国初外交部的回忆说：“彼时各部次长，多在壮年，大都曾留学欧美，因共同组织一聚餐会，每周聚首一次，谈论有关各部问题，彼此交换意见。”［9］颜惠庆所提到的这个留学生小团体，仅限外交部同仁，相聚更为频繁，所谈论话题也多属本职业务范围。顾维钧在当时虽还未及次长级别，但对于身边这个欧美留学生的团体聚会应该也是有所目睹的。上文还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顾提到他的意见深为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赞许，并得到了他的赞助。可见，周诒春亦是欧美同学会的一个重要发起人，但清华大学此时尚未成立，周诒春此时担任的应该是清华学校校长。更准确地说，是清华学校副校长的职务。周诒春是在唐国安校长病逝后才接任清华学校校长一职，这已经是1913年10月以后的事［10］。而根据顾维钧的回忆以及当时新闻报道，这个时候不仅留美同学会已经成立，而且与留英同学会也实现了联合。

单独的留美同学会是顾维钧最初组织北京已有的留美学生社团而成，按照他的说法，成立后大家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会费，并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和会址。顾维钧说：

回国留学生感兴趣的第一项活动是成立图书馆。会员缴纳的会费有限，在北京也无法为此筹募基金。我去找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成立图书馆这个想法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一定认为中国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需要对治理国家和政府机构问题加以研究，因而他提出开始先搞个政治学图书馆。当我们提出必须获得经济支援时，他以为这不是什么困难问题，他知道可以帮我们去和卡内基基金会联系。卡内基基金会有一个推进全世界图书馆业务的责任。芮恩施认为先要为同学会找一个合适的会址，这真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并不灰心。我和周诒春博士商量。……他通过他一些满族朋友的关系，发现大有希望得到宫内管理机构的许可，使用一处房屋。这个地方很是漂亮，本是北京太庙的宫门入口处，大门内庭院极为优美，有古树老枞，进了大门的一排房子是空的，对我们很合适……这个消息使芮恩施很高兴，他立即与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联系。不久，我们就得到通知，他得到了三至五千美元。这笔钱使我们得以着手收拾房子，作为会议室和图书室，以及买书。［11］

我们将顾维钧上述的回忆与芮恩施的回忆相互对照，发现顾的此段回忆并不可靠。因为芮恩施是在1913年11月才到北京履职的［12］，而此时欧美同学会早已成立，会所是在西交民巷，而非太庙（详见下文对《大自由报》及《申报》报道的分析）。顾维钧上述政治学图书馆的事乃是发生在1917年底至1918年。当时，美国有一个建立教育性质机构的倡议，正迎合了北京许多官员和学者对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科学研究的兴趣。于是在芮恩施的帮助联络下成立了一个“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由于国务总理徐世昌的协助，才把皇城的一部分腾出来作图书馆用。根据芮恩施的描述，此处地点正是顾维钧上文中所说的太庙［13］。

根据顾维钧回忆，留美同学会成立后的第二步，是设法和留英回国的学生联合起来，因为归国留英学生也随时聚会，但没有统一的组织。顾维钧将此意见与周诒春相商，达成默契。因周诒春住在郊区清华园，进城不便，具体联络工作仍交由顾维钧负责。具体步骤据顾回忆：

记得我曾和那时在北京的留英学生接洽过，其中一个是伍朝枢，另一个是陈博士，还有一位在中国银行工作……在和这三位的讨论中，我发现留英学生的热情和留美同学不大一样，他们如果不是多疑，也是比较审慎。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一致认为联合起来是个好主意。他们这才和别的留英同学联系，征得他们的同意。然后我们着手讨论如何合作，成立另一个组织，称为欧美同学会。不久，这个联合会就在聚餐会上正式成立了。［14］

从这段叙述中可见，这第二步与留英学生的联合，在沟通上，双方多少是费了一些时间，但最终共同认识到联合的必要和意义，于是便有了欧美同学会这一正式名称和组织的由来。

欧美同学会尽管已经包括了留美和留英两个国家的归国留学生，但尚未把其他留学欧洲大陆的归国学生吸纳进来。因而，周诒春提议接下去便是如何约请留欧学生入会，以组成一个西方留学生的大型组织。当他们得知留欧学生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组织“留法比德会”时，顿然感到“又惊又喜”。此会的两个活跃会员陈箓和王清奇又恰好是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同事，且私谊甚好。但初步沟通双方便感到颇为棘手，原因一方面在于“留法比德会”本就是由留学三个国家的学生组成，想要一时凝聚，颇有困难；另一方面该会会员认为“这个西方归国留学生团体对中国发展的道路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其它方面，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不大”。对于合并一事，顾维钧按照与留英同学会合并的先例并承诺他们不必负责做什么工作，很快便说服了他们。但顾维钧也强调，“联合起来的新团体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举办演讲会、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公众受益”。于是，经过双方组织的接触讨论，几个月之后，在法、比、德同学的特别会议上，便通过了联合的议案。在此基础之上，最终举行了三个同学会的联合大会，并继续采用欧美同学会这个名称。

关于欧美同学会成立的具体时间，《顾维钧回忆录》中没有给出清晰准确的时间，但顾维钧到外交部就职是1913年的事。据此可知，欧美同学会的最终成立大会便不可能是在1912年了。

2.1950年《欧美同学会报告》中的有关记载

1950年《欧美同学会报告》对于欧美同学会的缘起及会址由来记载颇为详细，互相参对，亦可对欧美同学会成立初期的情况有所认识。该报告称：

欧美同学会的缘起，远在清末年。最初留学欧美各国的国人，旅居异邦，遇见本国同学，倍加亲密，时相往来，及留学人数渐多，遂在各留学国成立中国留学生会馆或学会等。前清末年留学欧美的学生逐渐毕业回国，而继续维持其在国外留学时期的团结，于是在北京成立一个留欧同学会，而在天津成立一个留美同学会。以后由梁敦彦、萨镇冰、颜惠庆等几位留学欧美的前辈领导，将北京的留欧同学会和天津的留美同学会合并为一个欧美同学会，以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完全为学术性与交际性的活动，用意盖在鼓励留学回国者继续研究所学，而又互相团结以负起输入新文化的任务。欧美同学会成立后，其初在西交民巷租了一所小四合房为会所，会员们可以常去游息座谈。［15］

此份报告的写作时间较晚，距离欧美同学会成立已近40年，其中回忆也是涵盖欧美同学会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此报告与1949年提交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的报告，都提到欧美同学会是将清末民初北京与天津的两处同学会合并后成立的。这与顾维钧的回忆是有出入的，顾没有提到天津的情况。而且，在1914年欧美同学会编辑的最早的会员录中，共收会员243人，里面所收俱为在北京工作者，亦没有天津的会员。可见，此报告中所说京、津两地同学会合并一事，并非确然。该说法至少放在欧美同学会成立初期是不成立的。但两份报告都说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地点在西交民巷，这与当时的新闻报道恰恰相符。

三、当时新闻界对欧美同学会的报道

欧美同学会最终的联合大会究竟是在何时召开？具体情况又如何？而今我们能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913年10月19日北京《大自由报》上的一篇报道。该报道题名为《欧美同学会之盛会》，全文如下：

欧美同学会之盛会

欧美同学会于昨晚在西交民巷本会所欢迎外交孙总长、教育汪总长。到者王赓君、王正廷君等约百余人，皆一时俊杰。席半，由主任干事顾君维钧举殇进欢迎词。孙外交起席致答：略谓欧美诸同学学问深造，久为侪辈所景仰。惟当此世风颓败之际，应格外讲求道德，为国人之倡。诸君子虽未能今日置身青云，然果于学问之外益以道德，则他日享大名、建大业者，非诸君必莫属。孔子云：不患无位，患无以立。大总统受任宣言，亦谆谆以道德为重。故讲求道德一事，予于诸君有厚望焉。诸君子在欧美留学时，大率皆寄居于某博士、某教习之家，平昔感情皆极亲，今日遇有外人来华者，亦应有投琼报李之谊，导之使观我国数千年之良风美俗，及一切旧时之宝贵建筑、美术。半使中外感情日益敦笃，半使外人尊重我国之观念日以隆厚，此予于诸君尤有厚望焉。言毕，同坐鼓掌示欢。继有汪教育致答。汪与欧美同学感情最佳，而与英国留学更为亲挚，执杯而起，同坐者即已欢声雷动。汪云：予与留学诸君，缘分最好。计第一次出洋，即充日本留学监督；往美国时，适值暑假期内，我国学生某海岸大会，予亦躬逢其盛；及往法、德各国，亦荷开会欢迎；而奉使英国时，尤得与诸君昼夜聚首。遥忆当时孤身远客，同学者每可直达卧室，握手言事，其情形亲厚如同家人。故关于“留学”二字，颇有特别感觉。回国之后，察见各处留学皆有团体，而欧美学者则如散沙，心中颇为疑虑。今见此会成立，又荷设宴欢迎，实得我心，曷胜欣佩，愿祝诸君福寿康宁。同坐者又鼓掌如雷，移席后以电光摄影纪念，宾主尽欢而散。［16］

由于此文并未载明是否即为欧美同学会联合成立大会，因而学者们对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存有疑义。《欧美同学会简史》一书中即认为“是欧美同学会成立后举办的一次大型聚会［17］。笔者以为，从这篇报道的内容分析，此次“盛会”即使不是欧美同学会的正式成立的时间，也是距离新欧美同学会成立最近的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其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就报道的题目而言，将欧美同学会的此次聚会冠以“盛会”之名，这在历年历次会议报道中所仅见。欧美同学会成立后，每次稍具规模和意义的会议都会有相关报道，如1917年2月17日《北京日报》之“欧美同学会恳亲会”，1917年2月18日天津《益世报》之“欧美同学恳亲会”，1917年2月22日《申报》之“欧美同学会之茶话会”，1918年3月31日《晨钟》之“欧美同学会开会”，1919年9月22日《晨钟》之“欧美同学会之恳亲会”等，但都没有冠以“盛会”之名。由此可见，此次“盛会”别具重要意义，应是欧美同学会的联合成立大会或是成立后不久召集的一次庆祝大会。

第二，就出席者及阵容而言，外交总长与教育总长俱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这极富代表性。因为从欧美同学会所保留的历年“会员录”来看，主要会员无疑集中在政界和教育界。欧美同学会现存最早的会员录是1914年编的，共收会员273人，该名录经修订后于1915年2月1日铅印成册，收有会员344人。但这些会员有一半左右的人是未经过核实的，也即与同学会保持联系并经常参加活动的会员只有数百人。在已知职业的267名会员中，80%以上是北京政府的官员，分布于总统府及政事堂等各部门，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含官办学校等）、农商部、财政部、陆军部等［18］。由此可见，1913年10月19日的这次盛会，外交总长与教育总长的出席颇能说明欧美同学会的构成特色，他们受邀在欧美同学会的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一定也是经过了精心安排的。

第三，就演讲内容而言，从此后欧美同学举办演讲会多为学术性主题演讲来看，两位总长的此次演讲显然不属此类，更像是庆祝性的致辞，是对欧美同学会同仁所寄予的厚望。孙总长的道德演说多少带有些说教和训导的意味，而汪总长的演讲则大发感慨之言，抒发自己与留学生的不解之缘。但汪总长的讲话值得注意处，即他明白提示“今见此会成立”。以欧美同学会之规模及成员来源看，均为有相当社会影响力之辈，如在此之前即已召开过联合成立大会，汪总长不可能不见。更何况如其自言，他回国之后，“察见各处留学皆有团体，而欧美学者则如散沙，心中颇为疑虑”，足见他对归国留学生是相当关注的。

第四，就这次盛会的举办形式和参加人数而言，显然是一次会员全体参加的大型聚会。最初顾维钧联络留美、留英同学会的合并，正式成立也是在聚餐会上。因会员都有专职工作，因此欧美同学会的聚会都是放在下午稍晚或者晚上举行的，欧美同学会所保存的历年《会议录》清晰地说明了此点。从人数看，尽管到会者一百余人，似乎远远少于当时的会员总数。因为按照顾维钧的回忆，联合后的欧美同学会，留美的八十五至九十人，留英的约五十五人，留欧洲大陆三个国家的一百人［19］。总数约在240-245人。但上文中已指出很多会员是未经核实且不经常参加会里的活动的。因此，到会者一百人应该是同学会开全体会议的实到人数，这从后来会员不断发展壮大，但每次开全体会议，实到人数总在全体会员人数的一半左右，可以得到印证。

此外，尚有1917年2月19日北京《晨报》的报道，可以说明欧美同学会的成立时间为1913年。这篇报道题目是“欧美留学生同学会昨日开会”，文中言及：“欧美同学会成立于民国二年间，为我国留学欧美各国毕业生回国在京供职者所组织而成。”虽未言明具体日期，但却是欧美同学会1913年成立的又一证据，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大自由报》报道的重要意义。

欧美同学会正式成立于1913年是无疑的了。那么，还有无直接文字记录足以说明欧美同学会的具体成立日期呢？就目前笔者搜集的史料来看，仍是扑朔迷离。

根据老会员的说法，欧美同学会的会庆日是10月12日。此说法来源是1986年在筹备欧美同学会成立73周年的庆典时，欧美同学会委员兼总干事金永祚先生在8月22日致杨放之的一封信：“10月初开第一次新理事会，10月12日会庆日，正式举行会议，通知记者。”目前此说尚未得到其他史料的佐证。只有1988年编著的《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一书在1919年10月12日有一条陈独秀的事迹，记载陈独秀“参加欧美同学会成立周年纪念会并致词”［20］。如果此段记述为真，则上述金永祚会员的说法便有了旁证。但笔者细查此条年谱信息的原始来源，是登于1919年11月发行的《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的一篇报道，题目为《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原文所记为“（民国）八年十月十二日本社同仁假南湾子欧美同学会会场，开成立周年纪念会”［21］。可见，周年纪念会并非欧美同学会的纪念会，乃是《国民》杂志社所开，只是借用了欧美同学会会场而已。显然，《陈独秀年谱》中此条的编写出现了理解性错误。因此，“10月12日陈独秀参加欧美同学会周年纪念会”之说，不能成立。至于欧美同学会究竟于哪一天正式成立，我们还要期待新史料的发现，来提供更确切的说法。

四、结语

欧美同学会的成立，确切时间虽不可考，但将其定于1913年10月间却是有充足依据可循的。民国新时代肇始，一批欧美归国留学生将在海外亲身体验之同学会带入国内，在当时社会开一新风气。他们通过定期集会，请杰出人物演讲，针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讨论，以及通过舆论报道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改善。此种联谊团体，一方面为具有相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同质的交际场所；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活动的开展，又担负起传统社会更新、中西文化交流以及社会移风易俗的重要责任。欧美同学会作为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留学生社会联谊团体，而今，虽历百年风雨，仍展现勃勃生机，在服务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发挥着强有力的凝聚与统合作用。

［1］后将宗旨确立为“修学、游艺、敦谊、励行”。

［2］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0月21日在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3］［4］欧美同学会藏：《欧美同学会报告》，全宗（十六），1949年。

［5］欧美同学会藏：《欧美同学提交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请准予登记申请书》，1949年5月11日。原表应为欧美同学会自制，起首写有：“兹遵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颁布的社会团体在军管时期暂行登记办法规定，详细而真实的填写本申请书，检呈组织章程及名单各三份，呈请鉴核准予登记，并请发给临时登记证，谨呈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

［6］章元善1985年5月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从石达子庙说起》，油印，现藏欧美同学会。章元善早在1925年即被公推为欧美同学会事务长，但其申称“因本人体弱力有未逮，恳请另简贤能。公议在一个月内勉力维持，一面由干事同人随时物色替人接手。”见欧美同学会藏《欧美同学会干事部议事录》1925年1月18日。

［7］周棉：《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8］［11］［14］［19］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136、136、136-137、138页。

［9］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4页。

［1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13］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21-122页。

［15］欧美同学会藏：《欧美同学提交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请准予登记申请书》，1949年5月11日。

［16］《大自由报》，1913年10月19日。除了北京《大自由报》的这篇报道外，第二天（10月20日）上海的《申报》也刊登了此文，内容几乎与《大自由报》报道无异，只开会时间由“昨日”变成了“前日晚间”，足见此次盛会之重要意义。

［17］［18］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简史》，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0页。

［20］唐宝林、林茂生编著：《陈独秀年谱1879-19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21］《国民》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1月。

On the Foundation Date of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Association

CHEN Jia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Association；foundation date；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Foundation Dat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Association refers to the organization founded by 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 like Gu Weijun and Zhou Yichu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s intellectual elites，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olitical，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period of a hundred years.Concerning the foundation date of the association，however，scholars today can hardly agree with each other about four possible foundation dates coexisted，namely in the year of 1911，1912，1913 and 1915 respectively.Although it is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of 1913，we still lack persuasive evidence to verify it.B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archives，examining the remarks of the founders and reviewing the news reports of that time，this paper aims to verify the foundation date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Association.

I265.2

A

2095-5170（2014）06-0001-06

［责任编辑：周 棉］

2014-06-20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101）阶段性成果。

陈健，男，山东泗水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