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勇

(梧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系，广西梧州，543002)

云南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及历史原因，历来是鸦片种植的大省，毒品泛滥。通过对建国初期云南省档案资料的研究发现，云南省根据中央政府和本省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实行“依法禁毒”，其禁毒成效和禁毒法制建设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建国初期禁毒之典范，观此可现建国初期禁毒法制建设之全貌。

一、全面、彻底地实现禁毒目标

建国初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至1952年底，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清除了为害百余年的烟毒，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首先，从鸦片的种植方面来看。以云南省为例，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五○年禁烟工作报告》统计，至1949年底，全省罂粟种植面积仍有240余万亩，年产鸦片5000万两。据西南军政委员会解放初期的调查，云南省种植罂粟占总耕地面积的 33% 。［1］

如此骇人的鸦片种植状况却在雷厉风行的禁毒运动中得到有效整治。禁毒运动中，云南省通过采取宣传预防与查铲鸦片种植、发展替代经济及严格查缉烟贩等措施，使禁种鸦片取得极大成效。至1951年12月底，云南省“除这些少数边远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禁种都取得良好效果。大部分汉族地区至1951年底已经基本上禁绝”。

其次，从鸦片烟毒的贩运、制造、售卖等方面来看。建国初期，各地仍发现有专门从事毒品贩运、销售的网络和团伙，以往的官商勾结、走私贩运烟土的活动由明转暗仍在进行。但这种毒贩横行的景象却在禁毒运动后得到很大改观，如昆明市。据统计，1952年11月13日，“昆明全市有烟毒犯5352名，其中逮捕法办的有1699名，依法处决21名”，使历史形成的以昆明市为全省毒品聚散地的贩毒网络被彻底摧毁。

再次，从鸦片的吸食来看。建国初烟毒泛滥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烟馆林立，吸食成风。烟馆以大城市最多，小县城次之。此外，各地流动的篼篼烟馆更是不计其数。烟馆泛滥的直接后果就是吸食人数大大增加。至1949年底，云南省吸食鸦片者在20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95万)的12.5%。但在经过采取限期登记、禁吸宣传、收缴存毒及开设戒烟所等措施后，全省吸毒人数急剧减少。事实上，采取上述措施后，大多数烟民戒断了毒瘾。

建国初期，云南省的这种禁毒成就，既保护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改善了社会风尚，净化了社会环境，又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邓小平对所取得的成就赞誉不已，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2］

二、恪守以法禁毒，保障民众权利

建国初期的禁烟禁毒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开始就将禁烟禁毒置于法制的基础上，使有法可依，有法可治。

首先，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定涉及鸦片烟毒的各个方面。相关禁毒法规有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西南军政委员会于7月颁布的《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次年12月28日又正式公布的《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以及1952年10月3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等等。这些通令、实施办法和条例等成为禁毒运动中主要的法律依据。另外，在禁毒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颁布大量的禁毒指示、通告，如云南省于1950年6月27日和28日陆续颁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指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在当年罂粟下种季节到来之前，省政府于8月25日再次发布禁毒布告，饬令禁种，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深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保证在当年“不再有一株烟苗出土”。

其次，严刑惩治涉毒案犯。面对建国初严峻的毒情，新政府不得不用重刑来协助禁毒，正所谓“治大毒，用重典”。“毒犯杀得太少，至少应杀已捕毒犯的百分之二，即七八百人至一千人。目前应先(杀)三四百人，才能打下毒犯的威风。杀毒犯比杀反革命更能取得人民的同情。”［3］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9月做出的指示，凸显新中国领导人在禁毒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3条，该办法措施严厉，规定明确。如规定对烟馆主的处罚，要求“各烟馆交出烟具及存土，若抗不缴呈、继续开业，以及采取其他隐蔽分散的方式供人吸食者，或为人施打吗啡者，除没收其本人所有属于烟馆部分房屋和家具外，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并得酌科罚金;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或死刑，并得酌科罚金”。该条款对于烟馆主的处罚可谓十分严厉，对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刑、徒刑甚至死刑。需要指出的是，严厉的惩罚并非不教而诛，而是预留一个接受教育、促使改正的时间段。

再次，注重禁毒执法，保障民众权利。建国初期，不但制定了众多的禁毒法律法规，对毒犯进行严惩，同时，还注意对群众权利的保障。在司法过程，严格要求要依法禁毒，不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要依法进行。对于不依法律程序办事、损害群众权利的现象也要进行严惩。

建国初期，许多干部甚至领导为了追求禁毒的总体目标，未能完全依法禁毒，损害群众权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1952年10月，昆明市公安二分局就在其《禁毒工作违法乱纪的检查报告》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也已全面弄清总共发生吊捆打跪350件(其中，吊 22件，捆 154件，打 23件，跪 61件，站——像两腿分弯或一腿抬起共90件)。”其原因是多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官僚主义，工作上布置多，检查少，因此下面的情况发现的不够即时，甚至有些问题发现后，处理解决的亦不及时。”在检讨不依法办案现象发生的同时，做出若干具体规定，如“严格报告请示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深入发现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严格组织控制，绝对禁止非刑拷打及变相逼供现象发生”，力求纠正禁毒执法中违法现象。

可以说，制定和颁布大量的禁毒法律法规并非共产党政府所独有，注重保障民众权利，坚决纠正禁毒执法中的枉法、玩法、违法现象才是新政府区别于以往历届政府禁毒的显著标识。

三、诸多禁毒原则与制度成为现代禁毒法制的范本

(一)进行广泛的禁毒法制宣传

云南省在建国初期的禁毒法制建设中，对民众进行广泛的禁毒法制宣传，向民众宣传烟毒的危害及政府的禁烟禁毒法令。通过张贴标语口号，召开农代会、妇代会、控诉会、座谈会，进行戏剧、文艺演出，以及宣判大会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从而督促种者铲苗、贩售者自首、吸食者戒瘾。这一时期的禁毒法制宣传具有通俗性、引导性及正反结合及等特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首先，共产党的新政权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其次，使广大民众受到广泛的禁毒知识的普及，使之进入积极检举毒犯、与毒犯做斗争的“战斗”状态。再次，在教育群众的同时震慑了大部分毒犯，使他们主动自首，交出毒品毒具。

(二)“三禁并举、综合治理”的禁毒方针

“三禁并举、综合治理”是建国初禁毒法制中的一种重要方针，也是其区别于建国前历届政府的鲜明标志。一方面，实行禁种、禁贩(售)、禁吸并举;另一方面，禁毒与禁娼、剿匪、土改及“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革同步进行。前者是对鸦片本身进行多环节的禁止，后者则是结合烟毒泛滥的外部环境实施禁毒。禁毒是一个社会工程，鸦片烟毒的泛滥包括种、制、贩、售、吸等一系列的环节，仅仅依靠禁种，或单纯对某一个环节进行治理，很难达到从根本上禁绝烟毒的目的。禁止鸦片的种植是切断烟毒的根源，是禁毒成功的先决条件;禁制、禁贩、禁售工作则卡死了烟毒泛滥的流通环节，是禁毒成功的重要条件;而开展禁吸工作，不仅断绝了烟毒的市场，而且维护了民众身心的健康，这是禁毒的根本目的。在这种禁毒方针指导下，建国初期，云南省在实施鸦片禁种、解决毒源的同时，还严厉打击烟毒泛滥的中间环节，禁止烟毒的制造、贩运和销售，卡断流通环节。在外来毒源关闭的情况下，使种者卖不出去、吸者无毒可吸，并且从根治烟土市场着手，消除吸食烟土，进而实现禁止贩运和禁止种植，真正达到禁烟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力劝两头，斩断中间”的禁毒思路的指导下，建国初期，云南省的禁毒工作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中国历史上的烟毒泛滥往往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巨大的关系，如娼妓、土匪的存在，贫困的经济，腐败的吏治，等等。妓院历来是吸毒、藏毒、贩毒的重要场所;娼妓、嫖客、土匪是吸毒的重要人群，也是毒品贸易的保护者;广大民众没有土地，或仅有很少土地，在这种贫困的经济状况下，为生计而种植鸦片;因吏治的腐败而导致法令无法真正落到实处;等等。因此，建国初期在开展禁毒运动的同时，也进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如剿匪肃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为彻底禁止烟毒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后，面对毒潮的重新泛滥，建国初的“三禁并举、综合治理”的禁毒工作思路得到继承。在1991年6月首次召开的专门研究解决禁毒问题的全国性高层次会议——全国禁毒会议上，明确提出禁种、禁贩、禁吸的“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199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禁毒委员会又召开了全国性禁毒工作会议，及时调整禁毒工作方针，将“三禁”修改为“四禁”，即“禁种、禁贩、禁制、禁吸”，要求对毒品的种植、贩运、制造、吸食的各个环节开展相应的工作。2008年的《禁毒法》在第4款也明确规定“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毒品综合治理的基调。

从内容上看，不论是“三禁”，还是“四禁”，其目的都是运用多管齐下的方式，斩断源头，制止流通，劝导吸食，其实质是建国初期禁毒法制建设经验的延续。

(三)广泛发动群众

禁绝烟毒可以说是一场全民性的“战争”，“它不能专门依赖政府的权威，及政府发布的命令，而是要依靠动员广大群众，使群众自觉地认识禁绝烟毒的重大意义，有组织地执行禁绝烟毒的命令，使政府禁绝烟毒的命令，成为千万人民自己的意志”。

建国初期的禁毒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得力于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禁毒运动中，云南省采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参与禁毒，有的给予社会舆论压力，有的利用家庭规劝，有的让吸毒者站在讲台上向公众诉说吸毒的危害，有的进行大规模的禁毒法制宣传，等等，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以法制宣传为例，在对民众广泛的宣传教育之后，禁毒法规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了民众的觉悟，使之自觉投身于禁毒工作中，形成浩浩荡荡的反毒大军。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云南全省“共收到群众检举毒犯的信件9800件”，其中不乏儿女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的事例。宣威县吴堡街由30多名群众积极分子组成的肃毒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收缴烟毒6000多两。广大群众的参与，使毒犯如过街的老鼠，无处藏身，只有向公安机关坦白悔过。种种方式的综合运用，使这场禁毒运动成为群众积极参与的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政务院1950年2月《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所规定“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的要求和效果。群众的广泛发动和积极参与，是建国初禁毒法制运动中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经济及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禁毒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工作难度更大。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禁毒人民战争”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禁毒斗争实践表明，组织开展禁毒人民战争，是解决我国毒品问题的一大法宝，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靠社会力量解决毒品这一社会问题的成功实践。”［4］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也曾说:“禁毒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诸多管理部门，确实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统一领导，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发挥各方面积极性。”［5］2008年的《禁毒法》也明确规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确立了“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禁毒工作机制，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禁毒人民战争”这一指导思想和组织形式。

四、结语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仍有诸多共性的经验可以为当今的禁毒工作提供借鉴。从法制的发展角度来讲，建国初期的禁毒法制建设与其他方面的法制建设一样，处于新中国法制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段时期既是此前中国古老中华法系和国民政府伪法统的终结，又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开始。这一时期禁毒法制建设的许多经验在今天仍具借鉴性意义。从更深层次来讲，建国初期在禁毒工作中所反映出的法制建设理念，包括立法模式、法律内容及法律的实施等，都体现出共产党独特的法制建设之路。而这些，正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最初雏形。因此，解读当代中国法制源头，探究其内容、总结其经验，对于现代法治建设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1］ 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志·公安志:卷五十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149.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3］ 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155.

［4］ 李健和.公安工作改革开放30年［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284.

［5］ 张维炜.一场持久的全民禁毒战争——写在禁毒法实施一周年之际［J］.中国人大，2009(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