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恒磊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一、研究缘起

粟是由狗尾草属驯化而来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粟在中国的栽培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与水稻的传播一样，粟在北方被驯化后即向中国南方在内的各个地方传播，是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有影响深远的重要农作物之一。因此对粟的起源和粟在中国华南及东南亚传播的研究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近世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粟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研究，涉及内容主要包括：史前考古发现、传播的过程及原因、传播的影响等。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做简单的梳理，最后从农业史与环境史综合的角度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期为今后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线索。

二、粟的起源研究

1955年，学者李兢雄[1]从起源、经济价值、生产概况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的农作物粟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张履鹏[2]称，粟的栽培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原地带，以裴李岗和磁山两处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并辨析了粱和粟的分类史。王尧琴[3]认为，我国粟出土实物早、地域广，古代文献中关于粟的记述非常丰富翔实；粟的近缘野生植物遍及中国各地，为粟的起源创造了条件；中国是粟遗传资源数量和类型最多的国家。游修龄[4]从区分黍、粟两种作物不同的起源开始，确定了粟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然后分析了人类的迁徙和人类的饮食结构与黍、粟的南传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粟在华南以及东南亚的传播问题。卫斯[5]的研究也是从考古发现确定粟的起源是在北方的关中和中原地区开始，再从粟的自然传播和人类携带方式传播两个角度辨析了粟的传播过程。王星光教授[6]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这一历史时期，在广袤的黄淮之间区域已经逐渐形成了粟与稻的混合作物原始农业区。黄淮地区地处我国南北地理的生态过渡带，这种过渡的生态地理环境使得史前时期粟和稻两种作物的共生成为可能。混合作物区的出现不但体现了人口逐渐增多对食物数量和质量的需要，而且是人类开始认识自然、逐步改造自然的表现，同时还是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产物与证明。何红中和惠富平[7]的研究讨论了史前人类生活中粟作的地位与演变，古粟的栽培、储藏、加工与利用技术，历史上粟的生产布局、价格与产量的变动，粟与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年第3期发表的《农业起源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中提到，最近PLOS ONE和PNAS在线先后发表了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吕厚远课题组的两篇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主要报道了植硅体方法学在粟、黍灰化农作物鉴定上取得的突破，以及利用这种鉴定方法对河北武安磁山考古遗址中植物遗存研究取得的成果。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使得整个东亚旱作农业起源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河北磁山定位为中国粟的发源地。自此，粟的起源研究可谓告一段落。而粟的传播研究仍然是学术界议论的焦点。

三、粟的传播研究

游修龄[8]提出粟从中心地区向外传播的层次，他将西藏、云南、台湾视为一个层次，并且将长江流域视为有可能而未能证实的地区与以上三个地方作为同一层次。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粟在中国华南地区及东南亚的传播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从中国西北到西南进而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西部块，另一块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台湾进而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东部块。根据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发现的植物遗址，有些研究者指出粟和稻这两种作物在农业种植上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优越的生态条件，新石器早中期采集与渔猎盛行，而稻作物农业在新石器中晚期如何由长江中游传入岭南地区目前还不清楚，粟作物农业由于在岭南地区缺乏考古发现，因此粟作物在史前是否经长江流域传播到这一地区也还有待证实。

以上研究中，粟的西部块传播的研究最为充分、完整。西部地区史前族群生产活动频繁，所以史前民族文化也具有多样性，粟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传播也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族群不断迁徙的结果。学者李星星[9]认为当时在西部地区活动的某些游牧族群实际上已经学会了农业种植，他们也可能是小米农业的创造者，而小米早在五千年前就传到了澜沧江上游，之后传到更远的云南剑川。小米的传播很有可能影响到当时的缅人，因为在语言学上，缅人先民与卡若先民存在一定的联系。对于我国东北部与西南部文化是否有传播，童恩正给出了明确结论。童恩正[10-11]不但从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遗迹等方面论述了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且在研究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时，通过比较四川古代文化因素与东南亚文化因素，得出四川古代文化对东南亚有一定的影响的结论，粟的种植正是体现这种影响的文化因素之一。童恩正[11]认为，岷江上游秦汉时代石棺葬中发现粟，而新石器时代种粟是西南夷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东南亚的粟可能是西南夷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这种文化传播是有迹可循的，其中之一是四川经云南进入东南亚的交通，在秦汉时期就修有官道，这些官道是根据人们以往的活动基础修筑而成的。可见在此之前，四川地区与东南亚已有文化交流。至于粟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是否有一定地位，童恩正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据考古报告，广西那坡感驮岩出土的粟被鉴定为鸭掌粟。[12]鸭掌粟与一般的狗尾粟有明显区别，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粟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而与粟同期出土的陶器和广西武鸣、广东东莞出土的同类器有相似之处，与越南冯原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在器形及装饰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当时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

贝尔伍德[13]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时也发现了粟作农业在史前族群迁徙与融合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粟作物和稻作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核心要素，这个核心要素使得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连接起来，而掌握了这两种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农民大规模地进入狩猎和采集民族的领地，这样才能解释狩猎采集民族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接受了农业。

四、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粟的起源问题在学界已经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即粟起源于中国北方，但是众多学者在粟的南传问题上却看法不一。粟的原始祖先狗尾草在中国分布广泛，南北均有，为何在北方的狗尾草被驯化为粟，并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同时，粟向南传播是否还有别的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的现代环境史学研究，传入中国后在学界形成持续的热潮，这对农史学科发展有深远影响。环境史学以现代生态理念为指导，把自然和社会视作互动的整体并予以研究，给历史研究和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视野。自然环境作为能动的要素从不同的层面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衣食住行为基本内容的生计方式首先打上了环境的烙印，生计方式是在环境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下，在人们对环境的应对过程中形成的。这是自然环境参与人类历史创造的第一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环境史学需要着力展示的内容。生计方式不等同于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无疑是它最重要的内容。农业史可以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要件。由于农业与环境密不可分，农业史与环境史的关系密切，因此环境史的勃兴引起农史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运用环境史的理念和视野重新审视农业史，总结农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尤其是总结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教训。[14]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环境因素对粟的起源和传播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希望将来能够从这个角度入手，为粟作农业史的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1] 李兢雄.中国的粟[J].生物学通报，1955(9).

[2] 张履鹏.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J].中国农史，1986(1).

[3] 王尧琴.粟的起源[J].古今农业，1987(2).

[4] 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J].中国农史，1993(3).

[5] 卫斯.试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与传播[J].古今农业，1994(2).

[6] 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J].中国农史，2003(3).

[7] 何红中，惠富平.古粟(Setaria italica Beauv.)研究综述[J].中国粮油学报，2010(4).

[8] 游修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9] 李星星.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J].中华文化论坛，2005(4).

[10]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C].文物出版社编辑部.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1]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J].文物，1983(9).

[12] 韦江，何安益.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3(10).

[13] 〔美〕彼德·贝尔伍德，洪晓纯.彼德·贝尔伍德教授访谈录[J].南方文物，2011(3).

[14] 王星光.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