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飞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新闻传播系，福建厦门，363105)

一如传统媒体行业在新媒体时代里进行转型那样，新闻传播教育在上述趋势下进行的改革也持续了多年。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样的改革持续到今天，新媒体本身为我们昭示了越来越明晰的“媒体融合”特征：在行业里，报纸媒体开始组建视频部门，广播电视媒体开始积极寻求与移动互联平台的合作；在传播本质上，“图文音画”等传播符号已经开始被整合在一条新闻内容当中。

当我们借助最为简洁的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上述趋势进行分析的时候，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趋势中，关于“新闻”和“传播”的本质和内涵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方面，新闻依旧是以“及时、显著、接近”这样的要素构成价值的传播内容；另一方面，它依旧要进入社会化的传播过程，依旧要重视受众反映、重视社会效应。真正发生了改变并仍旧处在改变之中的，其实是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阅读习惯，以及与之契合和匹配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并不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相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途径，必须顺应新媒体发展和新闻传播教育双重的内在属性。

一、应根据本身的学科现状，选择需要被保留的课程与教学内容

这是改革开始的第一步。需要被保留的通常包括传播学、新闻学、新闻采写等课程或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上述内容实际上涉及构成传媒行业最为根本的元素，即传播媒介和传播符号。保留这些课程既要体现上述元素质的飞跃，又要对上述元素重新整合与构建。美国南加大新闻系曾经对“新闻写作”根据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开设，形成了“纸质媒体新闻写作”“广电媒体新闻写作”和“网络媒体新闻写作”三门平行的课程。但在随后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这样的拆分并不成功，除了教学内容大量重复之外，有学者将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归结为：针对三种媒体分开进行的教学实践与融合新闻实质相违背[1]。

更多院校的教育者采用了更加贴合“媒介融合”本质的做法：在优势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和内容。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采取四学期制和五学期制的轮流教学课程，将媒介融合的理念和应用技术渗透于相关课程当中；复旦新闻学院则采用独立教学的模式，增加“融合报道”和“融合采编技术”这两门课程[2]。

二、应根据传媒行业对专业人才的新需求，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增补

在专业上，不管是新闻学还是广播电视新闻学都相对集中地针对报纸以及广播电视这样单一的媒体进行人才培养。但就业界趋势而言，包括传统互联网在内，都在进行融合性质的跨媒体整合。于是，有了在本质上超越早期“手机报”的“报纸手机端”，有了手机电视和门户网站的手机端。这些趋势性的媒介形态，无不寄托了传统媒体突破困局实现拓展的希望。这时候，它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倾向于能够驾驭多媒体平台和整合全媒体符号的媒介融合人才。

以这一需求为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在优势课程体系上增加了新媒体教育的内容，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的新闻传播教育以单一媒体平台作为培养目标的专业体系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专业教育的本质上做到了跨媒体平台和跨传播符号的“全媒体融合传播”。“媒介融合概论”“新媒体技术基础”“手机传播”“多媒体制作与编辑”等课程，开始作为传播学相关专业共同学习的课程。同时在已有的针对传统单一媒体进行专业培养的课程内加入了媒介融合的相关内容，比如有些院校开始将“网络新闻写作”“新闻网页设计与编辑”等课程加入“新闻写作”及“新闻编辑”等传统课程中。

三、建设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新模式

基于“融合”的命题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对于学界和业界都尚且处于探索阶段，在关于培养模式更大的范畴里，之前以各种办法将业界流程化或者规范化的操作范式引入教学体系的培养模式在今天难以为继。相反，当学界和业界都各自处于媒介融合的原点上的时候，双方更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新的方式进行合作打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培养模式。

(一)“联合+委托”模式

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两个层面，这个模式都可以发挥作用。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由专业的师资队伍联合企业的高级专业人才整合具有较高教学、实践和研究水平的师资团队，联合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另一方面，鉴于媒介融合人才本身的缺乏，企业或其他单位也可以将他们需要进行专业培养的相关人才，在一定的协议框架下，由高校利用其资源优势，组织类似于管理学中的EDP或者EMBA，对其进行培养。事实上，日本的一些大学和企业就建立了这种合作，并称其为“委托研究员制度”[3]，即是指企业的技术人员到高校接受指导，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同时也能够让科研与切实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此外，相对于企业来说，高校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数据调查和数据分析等需使用较多人力资源和要有较高专业要求的领域。因此企业在与高校进行联合科研之外，可以开展更为深入的委托科研，就像横向课题一样，在委托科研的框架下，企业或政府部门将某类型的科研项目委托给高校，并提供相关的研究经费。由此而产生的科研成果归双方共有，由科研成果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根据协议进行分配。这相对于横向课题更具有持续性，是校企关联更为紧密的一种产学研合作模式。

(二)组建研究联盟

相对于企业或者政府机构来说，高校在研究领域的资源整合方面更具优势。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师资团队进行相关研究领域的跨专业甚至是跨院系、跨高校的学术资源整合，服务于相关行业的某一类需求。比如，整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的学术团队，进行针对移动互联媒介受众的阅读习惯、媒介接触习惯甚至是消费习惯进行分析，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或者接受企业或政府机构的相关委托，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受众研究。德国知名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正是整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科学人才，具备了雄厚的研发科技积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合作方通过研究所的多学科合作，可直接、迅速地得到为其“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和科研成果。除了创建学界的学术联盟之外，业界的资深人才资源同样可以聚合，形成业界联盟。“One Show”广告大赛相关方面就与国内很多高校的相关专业有过多年的合作。以上述广告大赛的业界资源为依托，实现业界联盟是可行的。

中肯地说，国内很多高校就现阶段而言，即便采用研究联盟的模式，也暂时难以达到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的规模和研究能力。但从现实出发，在需求极为旺盛的某些领域(舆论分析和受众研究等)，只要高校能够依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或业界带头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研究联盟是可行的。

(三)跨行业多元联合

就媒介融合专门人才培养整个过程而言，将学术队伍、研究资源和企业需求的整合主体放在高校身上，只能在某些领域发挥其作用，而且对高校的学术和研究号召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事实上，在上述过程中，可以有更多的主体参与，令研究力量和行业需求更为顺畅地进行整合。韩国采用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模式，即“政府—高校—企业”的多元联合模式：政府划出一定的区域并实施优惠政策，以大学作为基地、企业作为会员，集资建立中心。中心由大学和会员单位的研究实验楼组成，双方人员共享中心的实验设备。这种紧密的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了各自的优势和资源，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

上述模式的借鉴意义并不在于资金、设备等有形资源的整合，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具备相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具有资源整合的需求。比如，不少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设“移动城市”的设想，推动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三网融合。在这个愿景下，企业、政府、民众其实都是受益的个体，问题在于：这种融合应该如何进行？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应用与服务层面，有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类似这样的课题里，我们可以联合政府相关机构，起一个平台的作用，以政府研究课题的形式，前端整合企业需求，后端整合研究力量。

[1]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J].新闻大学，2009(1).

[2] 邹军.新媒体时代新闻教育变革的逻辑与路径[J].当代传播，2011(6).

[3] 祝东伟.国外产学研合作典型模式的研究与启示[J].中国科技产业，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