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淳

几年前，在话剧《培尔·金特》演出的新闻发布会上，演员孙海英针对当今社会的浮躁情绪曾大呼“戏剧已死”，引起媒体及文艺界的一片哗然。但时至今日，这种叫做“戏剧”的艺术形式显然并未寿终正寝。全国各地的专业艺术院团尽管纷纷并轨、改制、不断折腾、步履维艰，可多数仍在运转或维持；各种名目的戏剧节、艺术节、汇演、评奖等活动大多自娱自乐，但依旧办得有声有色；一些民间游资借助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之机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但仍然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打造了诸多非驴非马的创新之作，令日渐清冷的剧场、舞台平添了几块助焰的柴薪和几炷热闹的香火——应该说，戏剧它还没死！那么，戏剧“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戏剧（这里不包含“以歌舞演故事”的中国戏曲）曾经不可置疑地“生存过”，甚至颇为辉煌地“生存过”。作为舶来品，话剧于二十世纪初的清末被引入中国。话剧伴随着中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辛亥革命”的浪潮，以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和弘扬新思想、新文化为己任，因而最初被称之为“文明戏”。此后，在那风云变幻的历史洪流中，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等一大批艺术精英又直面社会现实，不懈探索、实践，终于完成了话剧艺术的本土化改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郭沫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戏剧大师们以其跨越时空的旷世才华树起了一座座后人至今无法超越的艺术丰碑！《雷雨》、《茶馆》、《屈原》等传世经典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戏剧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后走向成熟的第一个艺术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中，尽管受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戏剧艺术的思想内涵趋于空泛，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专业戏剧艺术团体的建制规模，无疑为戏剧艺术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也正是基于这种体制的保障，五十年代一部契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千万不要忘记》和七十年代末一部彰显民众心声的《于无声处》才得以广泛克隆、迅速传播，这在信息传递手段极其有限的年代，创造了几乎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的戏剧神话。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曾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知识精英们又以启蒙主义的姿态将五花八门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引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思想解放的精神盛宴中掀起了人文追求的热潮。这一时期的戏剧更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情怀开始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等进行全面解读和深刻反思，并以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式呈现于观众面前。《曹植》、《桑树坪纪事》、《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红白喜事》、《田野又是青纱帐》等一部部厚重大气的坚实佳作相继问世，《绝对信号》、《野人》、《WM我们》、《蛾》等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品也旗帜鲜明地闪亮登场。一时间，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流派异彩纷呈，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思想火花交相辉映。与此同时，戏剧理论界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与活跃，一场关于南北戏剧观的大讨论不仅占据了主流媒体的热点话题，也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的戏剧艺术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期，并以鲜活的生命动能和健康、崇高的戏剧精神筑就了第二个艺术高峰！

然而，伴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中国社会进入了“经济腾飞”的快车道。曾经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突然领略到了物质享受的无穷乐趣，从此开始了乐此不疲的孜孜以求，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狂奔中似乎不知不觉地将灵魂远远丢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传媒手段的推广应用，也使人们体会到电源插头所带来的各种无微不至的精神满足，一切都在简单操作中化为娱乐的快感——娱乐成为精神世界的最高诉求。这种诉求是如此的强烈，使得更多的人们选择“宁愿做一头快乐的猪也不愿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于是，各种形式的“快餐文化”应运而生，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大众消费文化时期，即从政治文化、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变。其基本特征就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渠道，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以追求利润（收视率和票房）为最高目的。

值此娱乐时代，人们审美活动原有的那种精神净化、心灵滋养功能受到彻底颠覆，曾经以人的精神升华为旨归的审美活动不得不让位于生理感官的宣泄与满足。艺术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被弱化乃至抛弃，唯一坚挺不败的是花样翻新的感官刺激和变化万千的游戏意识所构成的娱乐功能。

值此娱乐时代，那种曾经高扬着人文理想、追求深刻与崇高的戏剧艺术已显然不合时宜。人们不再有耐心和兴趣坐在剧场里品味艺术、感悟人生，剧场只是他们“辛勤工作”之余消遣娱乐或宣泄压力的茶楼、酒肆。戏剧从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蜕变为仅供娱乐消遣的商品，而戏剧本身则如过气的明星还在千方百计地做着南辕北辙的最后努力。于是，戏剧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追求被急功近利、曲意逢迎所占据，以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组织结构的戏剧情节被支离破碎的小品段子和插科打诨的“说口”、“噱头”所取代，以致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内核，只有空虚与浮躁充斥其间……

当今戏剧尽管偶有佳作凤毛麟角般闪现，但总体而言，被阉割了文化精神的戏剧，只剩下灵魂出窍后或华丽或寒酸的躯壳，时而寄居在各大门户网站的“娱乐”名下招摇撞骗，时而退居在几个一线繁华都市霓虹闪烁的夜幕里奄奄一息……

中国戏剧在跨入新世纪的狂欢之后，已度过了它的百年时光。面对从“戏剧危机”到“戏剧已死”的声声叹惋，如果我们无视中国戏剧曾经创造的艺术成就与历史价值是良心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期盼中国戏剧还能再现昔日的轰动与辉煌则是脑子出了问题。

简言之：戏剧，消解在娱乐时代！

阿道斯·赫胥黎在其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品《美丽的新世界》中曾警告人们，过度依恋那些使人丧失思考能力的科学技术，会在潜移默化中爱上这种无形的压迫，最后我们将毁于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则在《娱乐至死》中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其实，科技的进步决非洪水猛兽，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是理所当然。只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与提高是一种必然，而文化艺术的发展则并非如此，它的繁荣与衰败完全取决于人的选择以及如何运用手中掌握的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

人类社会永远是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始终在这两极之间往复挣扎，在适者生存和人文理想的悖论中摇摆前行，就像一个永动器，当它全力趋近某一极时，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地被另一极所吸引。人终归是人，或许我们会摒弃做一头快乐的猪，或许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后娱乐时代”到来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也许会有另一番趣旨。如果戏剧还在，它所面临的依然是哈姆雷特王子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